广州保障性住区的社会空间特征

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直接塑造了保障性住区,这一“国家化”的社会空间在不同的城市呈现出迥异的类型。通过梳理城镇保障房制度的演变及在广州的实施,将广州的保障性住区分为四类:1986～1998年建成的承接单位体制内住房困难户的住区、1999～2005年建成的承载党政机关和教医系统住房困难家庭的住区、2006年后新建的主要承载具有城市户籍的社会双困群体的住区、建设历程跨越多制度阶段的承载多类保障群体的综合住区;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各类保障住区的现状社会空间可归纳为:“类西方‘社会型’公共住区的极度贫困均质空间”、“介于中国城市普遍存在的贫困集聚区的‘贫困混杂空间’和西方混合社区的‘有序混合空间’之间但混杂性高的贫困空间”、“介于两者之间但有序性强的混合空间”、“类商品房住区”的均质非贫困空间。     

我国创新平台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通过对1984—2018年期间我国地级行政区高等级创新平台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得出创新平台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初步建成以基础理论类平台为主的阶段；2）以企业技术转化类平台为主体的阶段；3）以企业为主的多元化、开放式平台探索阶段。创新平台空间格局上呈现出：从北京单极化的点状布局，到向沿海沿江发达区域的线面发展以及中西部地区零星分布转变。目前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国家级创新平台集聚区。从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可以得出我国科技创新平台的发展正是国家创新政策演变轨迹的时空投影，其影响因素包括四个方面：创新主体地位转变与重新定位；密切产学研联系，促进市场导向型创新；培育和吸引高素质创新人才以及构建创新创业生态。     

都市边缘区空间管制效果的产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本农田保护区政策视角

在城市区域化下,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保）成为都市区生态保育的重要空间载体及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依据。以广州市白云区为例,以镇和行政村为基本空间单元,研究了1997年以来基本农田保护区空间演变过程,并构建指标体系,建立不同产权主体农保转用的数理模型,揭示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管制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广州都市边缘区农保被大量转用,并以转为集体建设用地为主;② 农保政策对不同主体的空间管制效果差异较大,可分为管制有效型、集体转用失效型、国有转用失效型三种类型;③ 国有转用主要位于镇区周边,是城镇化所需代价,集体转用主要分布于靠近城市中心而远离镇区的村庄;④ 区位及村庄对非农经济收入的追求是农地集体转用的主要原因,而社会变迁因素影响并不显著。总之,基本农田制度对政府的管制有效,对集体则失效,说明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不仅需要划定刚性的物理边界,还需协调集体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都市边缘区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特征及驱动机制 ——以20世纪90年代广州白云区为例

基于ArcGIS、SPSS分析平台,以广州白云区为例,对农村集资房项目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梳理。Arc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时空演进由“点状”发展走向“交通线状”蔓延,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对交通干线的依赖性明显;2）农村集资房空间生产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农村集资房项目相对所属镇街行政中心的空间集聚效应由于区位的不同而存在差别。通过SPSS数理分析发现：1）农村集资房市场发展与商品房市场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农村集资房开发与房地产市场发展相伴相随;2）政策是农村集资房时空演进的另一重要影响因素,左右着农村集资房的发展方向。政府力（权力）、市场力（资本）和社区力（抗争）等3种力在不同时期作用方向有所不同,推动着农村集资房的形成与发展。     

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机制分析——以广州市猎德村为例

文章主要关注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村民参与,对广州首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猎德村进行详尽的个案研究.通过跟踪调查猎德村改造模式下的改造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过程的实证,对村民参与状况进行总结,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村民的参与行为进行分析.猎德村改造中普通村民更多的是被动参与,处于“被通告”的角色,同时普通村民与村委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村民参与的信息成本较大,普通村民影响决策的能力很有限.村民参与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普通村民参与的动力与需求较大,但现有的正式的参与制度安排不能满足村民改造利益诉求的需求,诱致了制度的变迁.因此,村民结合网络资源和村庄本土的社会网络资源“生产”了很多正式制度安排之外的参与途径.最后提出相应建议,即结合本土化资源特点加强城中村改造村民参与平台的制度建设,以促进城中村改造社区管治的成功转型.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