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     

场域理论视角下商业绅士化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以成都大慈寺社区为例

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为例,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从不同行为主体的视角出发,分别分析了地方政府、开发商、绅士化群体、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及周边小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与资本获取,探寻商业绅士化空间对周边老旧住区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绅士化空间及其周边住区共同构成了一个绅士化场域,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场域中获取和积累各自资本从而确立其社会实践地位。特别地,绅士化核心场域由地方政府、开发商和绅士化群体共同构成的利益联合体推动形成,体现一种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资本逻辑运作;边缘场域由原住居民、周边商户和周边租户在周边小区构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场域的支配和影响,与核心场域内的三类主体形成了动态互哺关系,从而逐渐产生新一轮绅士化进程,呈现一种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资本发展逻辑。大慈寺社区商业绅士化中的核心场域与边缘场域之间存在着既相互分异又相互融合的复杂特征,构建了两者之间的循环发展路径,带动了中心城区的整体更新发展。研究填补了中国商业绅士化对于周边住区影响的理论空白,同时也对城市中心商业空间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西部城市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机制——以成都市为例

绅士化是20世纪60年代产生的一种城市社会地理现象,对城市绅士化运动的实证研究是近年来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很少以西部城市为案例进行研究.本文以成都为例,利用质性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了西部城市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证实:成都市绅士化运动的产生主要是政府政策、制度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商推动和居民个人意愿共同交织作用的结果,在绅士化运动的萌芽期、成熟期一直到最后完成一个周期,都是这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除了在形式上表现出多样化外,在形成机制上也表现为复杂化,并且发现成都市的绅士化运动已与西方国家城市绅士化运动在现象和形成机制上具有相似性.     

基于文化价值观的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以成都市为例

在城市快速转型与变迁过程中,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既受限于传统文化价值观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受到西方国家现代文化思潮的不断冲击,从而确立了随时代变迁的多样化的文化价值观体系。基于文化价值观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房选择模式和机理,初步构建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和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住房选择的理论模型。进而,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大规模面对面深度访谈式调查方法获取原始数据,揭示了文化价值观对中国居民住房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文化价值观一般会通过宏观和微观区位选择观、教育观、抚养和赡养观、婚姻观和养老观等四大途径单独或耦合影响城市居民住房的选择方式和结果,且随着后辈的成长和长辈年龄的增长,代际居住模式呈现出一种中国特有的家庭周期性分异规律。     

1990年代以来基于重力法的中国城市网络结构复杂性分析

以城市非农业人口作为城市质量,以空间直线距离分别在距离衰减参数b=1和b=2情况下作为空间联系的衰减方式,采用重力引力模型对全国地级城市进行了城市网络的构建,选取最大城市联系强度网络结构进行复杂性分析,借鉴复杂网络分析中的度、网络结构熵及网络标准结构熵等概念研究城市体系空间组织,这样将地理空间约束机制的概念引入到统计物理所忽略的复杂网络研究中,也为城市体系研究带来了新视角。分析得出了1990年代以来"大集中、逐步小分散"的城市网络组织的基本结论,最后对全国城市体系进行了空间等级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