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研究

以广东省的市域为经济单元,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密度分析法,对1994—2015年广东省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逐渐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东莞为中心的第三产业圈,周边城市为第二产业外圈,并逐渐向四周扩散的圈层式空间格局。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地区相对落后。全省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比较高,产业发展水平的空间聚集特征明显,高-高区域集中在珠三角地区,低-低区域主要分布在其他地区,有较明显的两极分化异质性。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南昌市中心城区等时圈划分及特征分析

在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下,自然资源部提出了基于等时圈的中心城区可达性评价方法。本文以南昌市为研究对象,利用静态交通数据和从开放地图平台获取的工作日15:00（平峰）、18:00（晚高峰）和周末的15:00、18:00的动态交通数据分别生成中心城区等时圈,随后使用混淆矩阵及Kappa系数对两种数据的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研究发现：南昌市中心城区大部分区域都位于以八一广场或绿地中央广场为起点的60 min等时圈内,南昌市域大部分区域则位于120 min等时圈内;静态数据生成的等时圈与对应的工作日晚高峰的动态数据生成的等时圈相比仅具有一般一致性,但前者在中心城区尺度与工作日平峰的动态数据生成的等时圈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更适合在中心城区层面评价工作日平峰的可达性;4个时段的动态数据的等时圈结果表明工作日15:00的中心城区可达性明显优于其他3个时段,但各个时段的等时圈覆盖面积占市域面积的比例随车程的增加都呈现出Logistic曲线特征,各曲线增长的关键时间节点能够为等时圈划分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分级阈值。     

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