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的主体博弈与协商——广州石屋新村案例

以广州石屋新村为案例地,通过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以及收集文本材料等方式获取素材,运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探讨旅游发展背景下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维度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乡村空间正义主体博弈与协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分配正义、居住正义、边界正义和信仰正义4个维度,贯穿4个维度的核心和焦点是权力正义。② 4个维度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前2个维度呼应了马克思空间正义思想的部分观点,后2个维度是中国语境下的理论创新。③ 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杂糅了政府、企业、村民各自的诉求,导致不同主体展演了多元复杂动态的空间正义博弈与协商过程。     

后结构主义背景下关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

随着后结构主义思潮和“关系转向”的兴起,关系地理学（relational geography）应运而生。关系地理学把世界理解为流动的拓扑结构以及相互关联的产物,主张关系思维,强调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与依存的动态关系。通过对关系地理学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的分析发现,关系地理学的产生受到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与非表征理论的深刻影响,其重构了空间、地方、尺度与主体性的内涵,提出关系空间、地方关系、多尺度或尺度终结,以及主体间性的地理学概念,建构了新的关于网络、关系和流的拓扑地理。关系地理学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空间扩散与空间发展、主体发展与社会文化问题、身体与健康旅游/地理等内容。此外,基于“人”与“超越人类”,“物”与“重返物质”4个方面的内容提出关系地理学可能的研究展望,并对“关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延伸讨论,以期为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物质、情感和权力：跨国移民与家的地理学

随着新文化地理学对流动研究的持续关注,家逐渐成为理解跨国移民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概念。本文回顾了家的地理学与跨国移民研究的文献,结果发现：首先,跨国移民家的研究开始吸收物质、情感地理学及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文化地理学者可以结合物质、情感与权力创新“家”的理论;其次,跨国移民家的空间政治主要是基于女性、边缘化阶层以及形式上的公民权,有关男性、精英阶层、内容上的超公民权等研究不仅会成为跨国移民研究的趋势,也会为流动性背景下家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视角。最后,本文提出跨国移民“家”的实践三要素（物质、情感与权力）概念框图,强调从住宅空间、城市空间与跨国空间尺度对家的实践及尺度互动机制进行探讨。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跨国精英移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扎根的家：广州案例

研究以广州为案例地,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观察法和追踪法,借助日常生活的微观视角探究从全球北方流动到全球南方的跨国精英移民扎根的日常策略和家的营造过程。研究发现：(1)“扎根的家”是一个过程性和综合性的概念,扎根的实现需要通过具体和细小的日常实践来完成,而家庭要素、外部环境要素、情感要素以及日常便利性等综合要素成为跨国精英移民决策扎根的主要因素;(2)扎根类型的跨国精英移民通常使用在地化的日常实践策略来实现地方融入,包括住房策略、食物策略、语言策略和身份策略,实现从陌生到熟悉再到扎根的转变;(3)流动性改变了扎根类型的精英移民对于过去的家、现在的家和未来的家的意义感知和理解,重构了“与家人同在”的认知。研究发展了“扎根的家”的概念,并将日常生活嵌入家的地理学研究中,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 权力与资本逻辑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特有的迎臂因子形成了酒店与社区互动的四种景观类型：“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② 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是“迎臂”或“邻避”矛盾的焦点。豪华酒店所衍生的“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成为邻避的主要因子,促使社区居民进行非暴力反抗,然而,地方情感与现代性促使社区居民在反抗与选择性消费中和“精神垃圾”共存,豪华酒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③ 居民的生活实践、记忆与想象共同强化了社区的豪华酒店情结。迎臂效应最终战胜邻避效应,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研究丰富了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生态和心理维度上补充了邻避效应的文化维度——“精神垃圾”,同时提出迎臂效应的物质维度——“酒店房地产”和心理维度——“地方情感和主体想象”,并且指出邻避与迎臂效应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其影响因素的抗衡会促使“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在特定的时空相互转化。     

乡村文化治理视角下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广东案例

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乡村文明变革成为备受关注的时代议题。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是乡村文明变革和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载体，而祠堂是其中传统而典型的类型。论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质性方法，探究当代祠堂空间的再生产及其映射的乡村文化治理方式。研究发现：(1)当代祠堂的再生产是嵌入在乡村文化治理的情境之中，乡村文化治理的视角为理解当代乡村祠堂的再生产提供了一种共时性的解释力；(2)当代祠堂主要通过空间、主体、实践与价值四位一体的方式实现空间再生产，四者之间相互支持，缺一不可；(3)当代中国乡村文化治理践行“以实化虚”，包括紧紧依托具体的乡村文化公共空间治理载体、合理划分多元治理主体职责、使用经验性治理技术、强调乡村治理目标，以激发乡村文化治理内在活力与效力，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振兴，进而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研究结果对中国乡村文明变革具有理论与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