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嵌入对在华外资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外资企业通过直接出口和间接溢出效应对中国出口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现有文献大多基于外资企业知识溢出研究其对本地出口和创新等方面的促进作用,较少关注外资企业自身的贸易活动。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全球?地方互动视角下,搭建本地、目的国（地区）和本地?目的国（地区）联系三维度框架,重点关注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华外资企业地方嵌入对其出口市场多元化有促进作用。但由于外资企业贸易的特殊性,地方嵌入对其出口二元边际的作用不同。具体来说,地方嵌入对外资企业出口比较优势获取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目的国（地区）拓展的促进作用仅局限在一般贸易,且主要发挥作用的是外资企业与当地的知识耦合。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贸易壁垒、市场相关多样化与城市出口韧性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上升,许多国家对中国竖起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城市的出口韧性已成为重要研究议题。现有文献普遍关注本地产业结构与区域韧性的关系,发现多样化产业结构有助于缓解贸易壁垒造成的外部冲击,但是较少探讨外部市场结构的作用。本文使用2001—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贸易数据,引入市场关联概念,首次构建市场相关多样化指标,研究在贸易壁垒冲击下,中国城市出口市场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出口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市场相关多样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表现出更高的城市出口韧性,其可借助互补性的出口经验和风险分散的市场结构,减小贸易壁垒产生的直接和间接影响。② 外资比例较高、具有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城市,由于城市内部企业集聚程度高和信息交流频繁,更容易发挥市场相关多样化的作用。③ 城市相关多样化的市场结构很难抵抗发达国家（地区）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本文认为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城市出口韧性,积极招商引资、申请经济开发区、保持对外联系,推动企业集聚、多举办展会以促进企业间贸易经验交流,尤其是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信息扩散,要积极引导本地企业利用本地已有贸易市场信息,拓展新市场。     

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对大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集聚效应与区位成本的动态影响

基于2000年~2014年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投资大陆的面板数据,探讨其在大陆投资的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的投资自2002年迅速增长,逐步由东南沿海向内陆的中西部扩散。探讨了集聚效应、区位成本、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业在大陆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集聚效应是影响投资的最主要因素,且影响力不断增强。台商尤为偏好外部市场规模大、台资基础强的地区;随着对投资环境的熟悉,区位成本的影响力在增强,劳动力成本成为台商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环境规制带来的治污成本对投资存在负面效应;地区技术水平在一定阶段内对投资决策存在影响,但影响逐步下降。这些反映了台商投资大陆偏好的动态变化。     

中国产业地理集聚与区域出口经济复杂度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的节点上,探究中国出口经济复杂度的影响因素对制定下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有深刻影响。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三种主流复杂度指标计算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与出口经济复杂度发展演化,并运用计量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 全国城市产业地理集聚程度基本呈现东部高、中西部点状起伏的空间格局,且城市间产业集聚水平差异逐渐缩小。② 城市出口经济复杂度空间分布格局与产业地理集聚分布具有一致性,高复杂度地区主要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中心城市,城市间发展差距随时间缩小。③ 主流经济复杂度测算方法中的经济复杂度指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城市尺度,而适应性复杂度和新经济复杂度的测算效果更好。④ 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产业地理集聚通过知识溢出和生产要素共享产生的积极影响超过了竞争拥挤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了出口经济复杂度提升;且通过促进高复杂度产业进入与低复杂度产业退出有效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     

“双循环”新格局与京津冀高质量协同发展——基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视角

京津冀地区经历了从竞争、合作到迈向高质量协同发展的过程,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着新挑战和新目标,亟需实现创新驱动经济转型。本文从价值链分工和要素流动等方面入手,系统梳理了京津冀在“外循环”和“国内大循环”中的价值链地位和辐射能力,以及以“京津冀小循环”为表现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现状。结果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没有形成世界级城市群相对应的技术分工和知识生产能力,处于价值链较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大循环”中,京津冀占据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并向外输出技术和资本,但吸引和辐射力有限。进一步探究发现,京津冀在“外循环”中相对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京津冀小循环”尚未打通,创新成果难以在城市群内部转化,从而未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的城市群定位目标。下一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应以水平知识链、梯度创新链为驱动,构建城市群垂直产业链。具体来说,“内循环”中应着力打造“北京研发—天津高端制造—河北物流服务”协同格局,“外循环”中构建以知识转移和市场突破为核心的“北京创新集聚溢出—河北综合制造—天津研发、航运”分工模式,逐步实现“内循环”反哺“外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