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流要素视角下沿海港口城市体系的网络空间联系

借助GIS、Matlab和Gephi等技术手段,运用不同流要素分析2006年和2016年中国沿海港口城市体系的网络联系及空间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在5个流动要素网络中,城市间的要素联系总量增加且增幅较大,集中分散程度、区域分布特征均发生了显著变化。港口城市体系的网络空间结构正由“点轴”模式向“网络化”模式转化。②不同流要素的枢纽城市具有高度重合性,但网络结构具有明显差异性。物流和客流呈现“组团发展”与“轴?辐”并存的网络特征。资金流和技术流发育出显著的“核心?边缘”和层次性的空间形态。信息流呈现均衡的网络化发展模式。③不同流要素刻画出不同层面的港口城市体系,但却有着紧密联系。物流与客流相互影响、互为因果。资金流和技术流对物流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信息流对物流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港口城市体系由单一流要素转向多元流要素综合发展,港口城市间联系更加多元化,并实现了与外部流要素的互动融合。     

基于地缘关系的“海上丝路”沿线港口区位优势度评价

从港口联系出发,综合港口的地缘关系相关要素,以2008、2018年“海上丝路”沿线港口为对象,对沿线港口的区位优势度展开评价。研究发现：1）港口区位优势度也呈现一定程度的无标度特征,通过对港口间地缘关系的量化表达,发现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处于不同相对地位的腹地经济所赋予港口的重要性得以凸显,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普遍呈现较高水平的区位优势度;2）港口间的区位联系强度基本遵循距离衰减定律,区位联系重心向亚洲转移,反映随着亚洲诸多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以亚洲为主导的港口区位联系格局逐渐形成;3）通过与主流的复杂网络指标的对比发现,尽管全球化时代“流空间”下形成要素流动的集中化,但诸如地缘关系、空间距离等基础的地理属性仍保持其独立性,未在全球产业与贸易的重构的影响下而呈现空间不均衡,港口区位优势度将保持较稳定的格局分布。基于地缘关系的港口区位分析可有效补充港口在航运网络区位联系的不足,对于揭示港口在国际航运网络中的区位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流动空间视角下的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评价

文章基于流动空间视角,从“动态”和“静态”两个维度出发,对沿海47个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的特征和类型进行了探究,并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各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梯度分布特征,但核心港口城市的带动作用和各港口城市间的合作互助能力有待提升;(2)将中国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分为极高、较高、一般、较低4种类型,较低类型港口城市数量远高于极高和较高类型数量,中国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仍不乐观;(3)从不同港口城市群内部来看,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港口城市群分别表现为集中型、完备型和均质型;(4)影响港口城市综合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依次为技术流、资金流、物流和集装箱吞吐量。     

多功能视角的沿海港口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结构及耦合类型

运用位序规模法则,以2001—2015年中国47个主要港口城市为研究样本,探讨多功能视角的沿海港口城市体系位序规模特征及其层级结构,以航运物流为基础功能划分其多功能发展的耦合类型。研究表明：① 2001—2015年,沿海港口城市体系中制造业功能位序规模分布的无标度区出现双分形结构,层级分割特征显现,其余功能则为单分形;从长期演化看,仅航运物流功能位序规模分布由集中化向均衡化发展,商贸功能、制造业功能（无标度区一）、现代服务功能和人口集散功能则处于集中化态势。② 沿海港口城市体系层级结构由金字塔结构逐步向纺锤状结构过渡,普遍形成了全国性枢纽、区域性枢纽、区域性副中心、区域性节点与地方性节点5个层级。③ 从多功能耦合类型看,港口城市传统功能普遍超前而高端服务功能滞后,城市类功能提升速度较慢且趋于平缓,表明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多功能发展仍处于低水平,产业体系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④ 从不同层级港口城市来看,区域性枢纽城市、区域性副中心城市各功能均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区域性节点和地方性节点城市则仍处在工业和商贸等传统功能增长阶段。     

中国海洋科研合作网络的空间联系

将中国海洋科研合著论文作为衡量海洋科研合作网络的重要指标,借助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及可视化软件,分别对2007和2017年海洋科研合作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海洋科研合作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和“无标度”特征,具有较强的通达性和集聚性,网络的开放程度有所提高,但同时呈现离散趋势和不均衡特征。2）不同于信息及创新合作网络的“菱形”结构,中国海洋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特殊的以“北京－青岛－上海－广州”为顶点、其间强强合作所构成的“梯形”结构,网络中的“焦点合作纽带”增加并逐渐拓宽。同时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及泛珠三角三大功能、特征、研究领域各异的海洋科研合作集聚区。3）核心城市的主导格局夯实,其中青岛展现出强有力的“咽喉”作用,是全国性的海洋科研中心,具有较强的海洋科研资源控制能力。而部分核心节点（如北京、武汉）虽处内陆,但海洋自主科研能力及参与科研合作的积极性强,即海洋科研合作的复杂性特征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