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的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解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中国雾霾最严重的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探究该地区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三种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京津冀202个区县PM_2.5的时空分异特征,创新性地对自然与人文影响因素贡献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系统地甄别和量化。结果表明：2000-2014年来京津冀城市群PM_2.5浓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季节上呈秋冬高、春夏低,空间上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且城市建成区PM_2.5浓度比周围郊区和农村平均高10~20 μg/m³;2014年仅有13.9%的区县空气质量达标,PM_2.5浓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与扩散性,城市间交互影响距离平均为200 km,邻近地区的PM_2.5每升高1%,将导致本地PM_2.5至少升高0.5%;社会经济内因对PM_2.5主要是正向影响,自然外因主要是负向影响;影响因素中对本地大气污染的直接效应贡献强度依次是：年均风速>年均气温>人口密度>地形起伏度>第二产业占比>能源消费>植被覆盖度,人均GDP、年降水量和相对湿度对本地PM_2.5没有显著影响;对邻近地区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的因素排序是：植被覆盖度>地形起伏度>能源消费>人口密度;对于自然和人文影响因素应分别采取针对性的适应策略和调控策略,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与合作治理,在城市群规划中注重环保规划与立法。     

基于可达性与数据场的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

空间场能是区域发展"龙头"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的抽象表达,可有效刻画区域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借助ArcGIS软件平台,采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法、k阶数据场等模型,综合测度了长三角经济区区域可达性与空间场能,并揭示了该区域空间场能的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长三角经济区中心城市取得了长足发展,且总体倾于均衡发展;②区域可达性条件不断改善,3 h时间圈的平均通达距离由2000年的81km提高到2008年的122 km;③区域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分布结构由单核“Z”字型向“多极”网络状形态转变;④长三角经济区空间场能分布格局可适度划分为高场能区、较高场能区、一般场能区、较低场能区、低场能区等5大类型,并呈现出圈层状特征与"两极分化"特征。     

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合肥市增长边界划定

在快速城市化和主体功能区战略背景下,滨湖城市作为城湖共生体,具有湖泊生态系统和城市社会经济系统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新型城市化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单元之一,又是湖泊生态环境问题集中激化的高度敏感区,保护与开发并重,发展与风险共存。以行政区划调整后将巢湖纳入内湖的新合肥市为例,借助GIS平台,运用单因子评价法和综合敏感性评价法构成城市生态适宜性评价的方法体系,以水域因子、坡度因子、湿地因子、覆被因子、灾害风险因子组建资源环境约束指标体系,将合肥市域划分为极高敏感区、高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非敏感区5 种资源环境承载类型区;基于反规划理念,构建滨湖城市空间增长模型,并划定作为城市扩展生态底线的刚性和弹性空间增长边界。在此基础上,统筹考虑城市空间资源环境保障能力、人口与用地规模,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明确城市空间扩展方向,科学划定城市近期、中期和远期的增长边界。该方法在中国滨湖城市的空间增长规模与方向、湖泊生态系统安保与开发、城市用地调控与优化组合以及城市规划方案的合理性评价方面可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海洋生态系统净生产力研究进展

海洋生态系统净生产力 （net ecosystem production,NEP） 表示总初级生产力 （gross primary production,GPP） 和呼吸作用 （respiration,R） 过程之间的差异,它对碳收支平衡、海洋生态系统营养状态乃至气候变化等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示意义。影响海洋 NEP 的因素有细菌、浮游生物、温度、太阳辐射、海冰融化、水团迁移、富营养有机质排放以及海水酸化等。目前计算 NEP 的方法可分为实验培养测定及数据模型计算两种。溶解氧培养法及同位素标记法等是经典的培养测定方法,但存在误差较大且重现性较差等问题。数据模型计算即借助养分质量平衡、响应面模型、O2/Ar 示踪等方法,通过将现场实测数据和生物地球化学模型结合,进行高时间分辨率的连续性观测,这也是目前测算 NEP 的主流应用手段。然而,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在 NEP 的研究设备、技术、测定方法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今后的研究重点将是建立 NEP 指标与表征海洋环境、气候变化之间的耦合关系以及 NEP 测定方法的改进,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探索全球变化背景下海洋生态系统响应机制及变化趋势。     

省际边缘区的就业空间结构模式及动力机制——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淮海经济区是我国典型的省际边缘区,通过对淮海经济区118个县(市)、市区的就业结构与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得出省际边缘区7种就业空间模式: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非连续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跳跃式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混合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母子型同心圆圈层就业模式、核心转移型就业空间模式、带状空间就业模式,并从边界、中心城市、交通、城市间关系4个方面总结出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基于层次模糊法的建设工程暖通空调设计风险综合评价

为系统研究工程暖通空调设计风险,首先采用专家调查法和统计资料法,全面调查、分析暖通空调设计中的各风险因素。然后采用主观评分法评价了各风险因素对工程的综合影响;采用AHP评价了各风险因素的重要程度和风险程度排序;采用模糊评价法对各风险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价。最终得出了暖通空调设计总风险处于中等偏低的水平,并明确了各风险因素的重要程度,对于有效地防范暖通空调设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深圳混合居住区为例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配建房居住群体作为一类“夹心层”群体,其住区环境和主观幸福感理应得到充分重视。论文以深圳市混合居住区为例,揭示配建房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针对3个典型住区开展问卷及访谈调研,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将地方感和房屋类型分别作为住区环境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的看,住区环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分维度看,社会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直接影响,而建成环境中,小区环境、社区环境和住房环境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均不显著;② 由中介效应看,社会环境通过建立居民地方感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③ 由房屋类型看,相较保障房住户,人才房住户主观幸福感受社会环境影响强度更大。综合来看,研究结果能够为完善配建房制度提供科学决策支持。     

国外跨海通道建设的空间社会经济效应

阐述了国外跨海通道建设三个阶段的背景和形成的不同效应：① 工业革命后期仅发挥通道运输功能;② 二战后因新自由主义经济兴起成为私人投资和市场经营方式;③ 全球化竞争背景下成为集体性的经济和政治策略。基于区域结构重组,从区域空间和城市空间两个层面分析了跨海通道建设的空间效应;基于政策等因素的跨界改革,分析了跨海通道建设的社会经济效应;并阐释了不同观点对跨海通道建设效应的解读。研究表明：跨海通道建设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但同时其建设和后续影响也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特征,因此在跨海通道规划建设之初,应对其各项社会经济效应进行充分的论证,不仅要论证其效应的积极方面,更应重视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还应考虑通道衔接地区由于区域相邻产生的政策壁垒,从而采取积极的公共政策回应。以期为中国当前的跨海通道建设提供启示和思考。     

城市形象研究进展及展望

城市形象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特征和城市精神,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已经成为城市的一种重要竞争力,城市形象的好坏对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从城市形象的理论和实证两部分研究内容出发,系统阐述了当前理论所包含的研究内容及对实证研究区域进行统计分析,并实证分析中国19个省、自治区,81个县、市的城市形象定位,指出当前国内在城市形象研究内容、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不足,以其为中国城市形象研究提供参考。     

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城市职能结构演变特征及战略思考

基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规模和职能强度三要素,利用全国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2000-2010年长江经济带城市职能结构与演变特征。结果显示：①工业、建筑业、商业、房地产、科研和其他服务业部门是长江经济带的基本职能部门;②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工业重心,城市群和大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显著,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取得显著效果,但尚缺少国家层面分区分级的调控引导机制,生态环境安全面临巨大压力;③建筑和房地产业职能正在由下游向上中游转移,并拉动包括商业、科研、金融、社会服务、其他服务业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但城市产业同构现象严重,中心城市集聚能力不足;④交通通信业职能下降,难以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针对以上特征与问题,建议以管理机制创新培育流域一体化城市(群)职能分工体系,以流域产业准入标准保障协同发展的绿色城市职能体系,以城市群战略和国家级新区链接城市职能互协互补网络体系,以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优化沿江城市资源配置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