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北川河流域径流变化的机理研究——基于模型和统计两种方法

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是影响河道径流的两大驱动力,研究两者对径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入理解流域水文过程,为水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鉴于利用不同方法获得的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有必要使用多种方法进行交叉验证。论文基于Budyko水量平衡法和新增水库模块的分布式水文模型(DHSVM)法量化了气候变化和下垫面变化对青海省北川河流域径流变化的贡献。结果表明：① 自1960年以来流域出口流量以每年0.037 m³/s的趋势下降,突变年份发生在1969年。② 2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均表明,年代际尺度上,气候变化对径流影响的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1990—1999年>2000—2009年>1970—1979年>1980—1989年=2010—2019年,且下垫面变化是1970—2019年流域出口径流变化的主导因素,对应的贡献率分别为94.58% (Budyko法)和65.68% (DHSVM法)。③ Budyko方法只能揭示流域整体的变化,而DHSVM方法能够体现水文过程变化的时空差异,模型结果表明上中游、下游地区的年平均径流变化分别受气候变化、下垫面变化主导;流域出口处月径流变化则对下垫面条件中的水库调节更敏感。此外,文中就2种方法量化结果差异的原因也展开了讨论。     

青藏高原史前时期交流路线及其演变

欧亚大陆史前文化交流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提出后,青藏高原重要的地理位置确定了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基于自然地理因子和不同时期遗址点,在最低成本的控制下实现节点间累积联结的方法,使用GIS（R语言）工具进行空间数值计算,将其结果作为史前时期（新石器—青铜时期)的交流路线。本文重建新石器时期路线27条,总距离约为6000 km;青铜时代30条,总距离约为7800 km。路线的形态由新石器时期的东北—东部—东南—西南边缘呈月牙形环绕发展至青铜时期的由边缘延伸至腹地呈网络化发展的趋势,这是由高原边缘的交流逐步演化成边缘—腹地的交流、并不断强化的表现。重建路线验证了由考古证据支持的农业、驯化动物、彩陶、青铜技术在高原的传播路线,并将其具体化。此外,明确了高原史前交流路线的发展和演变宏观上是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同时受到种植农业技术、驯化动物的传入以及战争等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冬季西宁市区上空阴霾的监测与分析

根据１９９３￣１９９７年各年冬季清晨晴朗少云条件下所获得的ＮＯＡＡ－１２卫星云图资料,对西宁市区上空近地面大气层的污染物－－阴霾做了初步分析。首先总结了阴霾在ＮＯＡＡ－１２卫星云科上所呈现的物理量特征;其次利用这些特征计算了阴霾的面积、经纬度和中心经纬度值;最后从气象学方面证明了冬季西宁市区上空具有形成阴霾的条件。     

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扩张的环境背景

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在仰韶时期迅速扩张,由先前的以渭河流域为中心扩张到西至青海东部,东达黄河下游地区,北抵内蒙古长城一线,南至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全新世大暖期暖湿的气候条件与仰韶文化的迅速扩张关系密切。仰韶时期,黄土高原年均气温较现代高约2℃,年降水高出现代约100 mm,季风强劲,降水增加,400 mm等降水量线较现代向西北内陆推进200 km左右,黍粟作种植的范围扩大,仰韶文化相应扩张。400 mm等降水量线成为仰韶文化扩张的西界,也是全新世大暖期仰韶黍粟作种植区和北方细石器狩猎—采集区分界线。     

基于GIS的青藏高原史前交通路线与分区分析

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但并非是生命的禁区。确切证据表明,末次冰消期人类已扩张至高原地区,并通过长期实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交通路线格局。通过构建自然因子模拟—遗址分布校正方法,利用GIS得到青藏高原史前交通路线模拟结果,再结合考古证据对模拟路线进行印证。依据模拟结果将高原分为以下4个区：东北区、东南区、西南区以及西北无人区。其中东北区路线遗址点密度高,落入路线内的遗址点数量占总数的88.56%。路线形成于旧石器时期,其方向为东西向,密切联系东北区的内部,并向外沟通黄土高原与北方地区,其形成与发展为彩陶、粟黍、小麦的传播以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东南区路线为南北走向,北与黄河上游地区连接,南与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沟通,加强了南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是民族融合与交流的大走廊。西南区位于高原的腹心地带,模拟的路线体现了人类对青藏高原主体的征服,其线路总长度4602.32 km为3个区域内最长,是人类向高原进军的第2条重要通道。西北无人区主要为高寒荒漠区,其自然环境极端恶劣不适宜人类生存,故无路线分布。     

末次冰盛期中国人类活动的响应与适应

末次冰盛期（LGM）是地质历史时期一个极端干冷的典型模态,气候恶化,中国剧烈降温,降温幅度自南向北依次增大,华中、华北年均温较今低8~10℃;降水普遍减少,北方年均降水量只有现代的30%~40%,长江以南地区为现代的60%~80%。因气候恶化,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减少,资源密度也下降,中国北方人类活动迅速衰弱,遗址数量较MIS3和PG时期明显减少,遗址分布南缩;同时狩猎采集出现迁移更频繁、流动性更强的行为模式。LGM中国自然带系统南移,当时遗址主要分布在华北和黄土高原中南部的温带草原,以及东北的寒温带森林－草原带;同时随着自然带与猛犸象动物群的南移,西伯利亚人群南迁,带来了新兴的适用于草原环境的细石器技术,是北方人类对LGM恶化环境的调整与适应的重要体现。为适应LGM中国长江中下游冷湿的环境,发明了陶器,是南方人类在LGM深化资源的加工过程和扩大资源利用范围的具体体现。     

青海省河湟谷地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

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缘的黄河与湟水谷地,由于剧烈的地质活动、较大高差与强烈水力作用等,使得地质灾害非常频繁,为明确该区域的地灾易发性区划,选取地貌、坡度、坡高、植被、岩性、降雨量和距断层、距河流、距道路等因子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信息量模型计算崩塌、滑坡、泥石流及其综合地质灾害易发性指数,将研究区地质灾害易发性划分为极高、高、中、低、极低五级易发区。结果表明:极高易发区主要位于河谷地区,占2.03%,包括贵德县、湟中县、乐都县的黄河及湟水等河流中下游地区;高易发区主要位于中小起伏山间盆地地区,占21.2%;中易发区主要位于中起伏山地地区,占23.45%,属于高、低易发区的过渡区域;低易发区主要位于大中起伏山地地区,占42.1%;极低易发区主要位于冷龙岭、拉脊山、西倾山等山地,占11.23%。研究结果对河湟谷地的防灾减灾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