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空心圆柱仪试验的各向异性软黏土基坑抗隆起稳定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天然黏土的强度表现出明显的各向异性,但其规律未能经过严格的试验验证。基于空心圆柱仪（HCA）的杭州原状软黏土试验结果,对 法进行修正,提出大主应力方向为任意方向剪切时土体的强度公式。假定基坑开挖引起的土体滑动破坏模式为Prandtl模式,利用上述强度公式,得到基坑抗隆起稳定的塑性上限解。结合算例,讨论了土体强度各向异性比、挡墙入土深度比、墙底下卧硬土层深度、挡墙粗糙度等因素对基坑坑底抗隆起稳定的影响。采用该方法分析杭州某失稳基坑实例,通过与已有方法的结果对比,验证了所提方法的合理性。研究表明,不考虑土体强度各向异性和基于 各向异性公式的抗隆起分析都将高估杭州软黏土基坑的抗隆起稳定性。     

太阳活动与太阳自转速率变化关系的分析

研究发现,太阳自转速率的变化与太阳活动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着矛盾:有的认为两者为正相关,而有的却认为是负相关.究竟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利用EEMD (Ensemble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等方法对太阳自转速率和太阳黑子数据序列进行相关关系以及相位关系的计算和分析,以探讨太阳自转速率变化与太阳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的长期趋势项分量呈显著负相关;在11 yr左右周期分量上,观测到的太阳自转速率滞后太阳黑子的变化约2 yr时,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超前3 yr时呈现次显著的正相关;对太阳活动第12–23周各周内部太阳黑子与太阳自转速率的相关分析表明,两者的关系比较复杂,但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这为进一步理解太阳活动变化与太阳自转速率变化之间的成因联系提供了新的依据.     

基于矢量—栅格集成法的厦深高铁影响空间分布——以广东东部地区为例

提升区域可达性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可达性分析成为评估交通网络建设效益及制定决策的重要内容。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模型的不足,本文采用模拟精度更高的矢量—栅格集成法,以厦深高铁为例,分析高铁开通前后广东省东部区域可达性变化程度和空间分布,探讨高铁对研究区域不同尺度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厦深高铁显著提升区域交通可达性,但不同站点间提升程度有所差异;高铁对区域可达性影响具有显著的隧道效应,可达性变化较高的空间分布方向与厦深高铁一致;厦深高铁对区域交通可达性的公平性和区域产业发展都将产生一定影响,高铁对中小站点地区发展的刺激作用将是长期的过程。     

我国海洋测绘工作现状、问题与建议

分析了当前我国海洋测绘工作的现状、问题以及面临的形势。当前,我国海洋测绘工作呈参与部门多、管理以军队测绘主管部门为主、保障服务能力逐步加强、地方海洋测绘工作加速发展的现状,存在海洋测绘成果严重不足、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升、统筹规划缺乏、管理职能界定不清等问题,本文从规划制定、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军地协调等方面提出加强我国海洋测绘工作的建议。     

人心阴极灯吸光光度法测定天然水中硅

进一步探讨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代替紫外－－可分光光度计测定天然水中硅的条件，比较了用铁心心阴极灯与ＵＶ－２６５型分光光度计测定硅，结果令人满意。     

漠斑牙鲆(Paralichthys lethostigma)养殖群体微卫星座位遗传多态性的分析

为了解漠斑牙鲆群体的遗传背景,并为漠斑牙鲆人工养殖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利用筛选获得的10对微卫星引物对漠斑牙鲆(Paralichthys lethostigma)养殖群体进行了群体遗传学分析。该群体等位基因平均数为4.0,平均杂合度为0.597 7。各多态座位的有效等位基因数则为1.7~4.1,多态座位杂合度的观察值为0.291 7~0.958 3,无偏倚期望值范围为0.405 3~0.755 3,Hardy-Weinberg遗传偏离指数为-0.451 7~0.346 6。每个座位上的多态信息含量为0.353~0.746,个体识别率为0.176~0.559,非父排除率为0.405~0.755,其累积个体识别率和非父排除率均达到0.999 9和0.993 7,这些座位均属中识别力以上的遗传标记,可以应用于今后的漠斑牙鲆的遗传育种(如雌核发育等)研究。     

漠斑牙鲆养殖群体RAPD遗传多样性的初步分析

利用RAPD技术对由美国引进的漠斑牙鲆(Paralichthys lethostigma)养殖子一代群体的遗传多样性进行了研究。实验用漠斑牙鲆鱼苗于2004年10月取自山东莱州大华水产有限公司,共24尾,全长平均为16.6 mm±1.99 mm。活体取其肌肉,用高盐法抽提获得总DNA,琼脂糖电泳检测,Beckman DU-6100型紫外分光光度仪定量后用随机引物进行PCR扩增,从25个随机引物中筛选出11个用于群体遗传学分析,共获得77条清晰重复性高的DNA片段,大小在100~2 000 bp之间,多态谱带比例和群体平均杂合度分别为66.23%和0.352 6。     

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差异性分析

2015年国家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产业协同是推进这一战略的先行领域,因此产业在该地区的集聚与分散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论文利用全国3次经济普查数据,基于企业的空间位置信息,运用DO指数方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时空演化特征并对比分析了集聚特征在区域、行业、企业间的差异性。研究表明： ①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制造业集聚的比例从69.0%提高到82.8%,集聚多发生在0~50 km的范围。随着集聚范围逐渐扩大,集聚强度逐渐减弱,下降幅度达到25.9%。② 在区域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北京、天津2个直辖市;在行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且集聚范围更短;在企业层面,集聚更容易发生在小企业。③ 2004—2013年京津冀地区已经出现了制造业从北京、天津向河北扩散的趋势,特别是一些技术水平较低、劳动力需求较大的制造业,表明在2015年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适宜的。     

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基于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视角

利用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数据和隶属联系模型构建中国城市网络,在解析城市网络中心性结构特征的基础上,定量识别与测度了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行为—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下探索性解析了城市网络中心性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城市出度中心性体系呈现“香港-北京”双核结构特征,中介度体系呈现以北京为首位城市的首位分布特征,入度中心性体系则呈现多核心结构特征;市场潜力、关键资源、区位条件和经营环境等城市属性特征对于城市网络中心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维度中心性特征对于不同类型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差异;择优选择、偏好依附和网络邻近是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发育的动力机制,这将进一步强化具有传统优势城市的网络地位。在网络发展环境下,中国城市化政策和城市治理体系需要作出相应调整,中国政府必须积极应对网络环境下的城市间发展差距,并在更大空间尺度上推动城市之间的网络合作。     

人口集聚区吸纳人口迁入的影响因素——以东莞市为例

人口集聚区的地域特征差异对人口迁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研究人口集聚区对于迁入人口的作用机制可为地域功能区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参考。本文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构建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以东莞市为案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的作用力以及各类拉力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① 东莞市各乡镇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1995-2000年全市人口迅速集聚期,区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地区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② 该市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给迁入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③ 人口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进行链式迁移可以减低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④ 对人口集聚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路径依赖拉力、就业岗位拉力、收入水平拉力;综合的区域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