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方场域”视角的中国旅游研究反思

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变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见证旅游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产生出了诸多令人担忧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问题。新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九大对中国旅游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反思当前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未来发展理念。鉴此,本文在考查西方当前旅游发展和研究趋势特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旅游发展和研究的现状,针对旅游研究理念亟待创新的要求,提出“地方场域”这一理论框架。文章基于重构地方本体论的讨论,将旅游、邂逅与地方整合进相互关联的框架中,旅游可以概念化为：人与人以及人与非人等流动性主体通过邂逅和相遇的过程,所形塑的不断变化的有关经验性的、体验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实践性的地方场域（个体旅游场域）。旅游场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也是一个交织着权力关系的政治化实践过程,是不同旅游主体所建构的地方场域之间冲突和融合的总体（总体旅游场域）。研究强调了有意义的时空相遇过程,不期而遇（邂逅）和平常的遇见（相遇）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旅游的日常生活化真谛。最后,本文从旅游发展自身的改变和旅游研究的改变入手,提出基于地方实践、基于批判反思、基于技术变革、基于参与共建和基于跨学科研究这五种知识生产模式抑或称之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打开未来旅游研究的本体论政治议程的对话窗口,并为新时代旅游发展和学术研究提供借鉴参考。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家为校：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替代性学习空间的建构及策略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造就了“以家为校”的特殊教育现象。但疫情背景下居家学习引起的人地矛盾和协商问题尚未被充分认识。从替代性学习空间建构的视角切入,采用半结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对疫情期间大学生居家建构学习空间的行为、过程和“矛盾–协商”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发现：① 居家学习不仅是学习场所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时代意义,其空间机制是教育空间与家空间的互嵌,从而赋予了教育行为新的空间过程和意义。② 居家替代性学习空间建构的过程是学习空间与家庭物理–生计空间和社区–家庭生活空间相互嵌套的复杂动态过程。其中,学习空间的大小和质量与家庭和社区的经济社会情况紧密相关;学习行为嵌入家庭日常生活后,学习空间与家庭生活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化,为居家学习带来干扰;③ 学生拥有居家建构学习空间的能动性和自主权,并灵活运用空间、时间、身份策略诠释家空间与学习空间的时空关系,也协调“家人”与“学生”的身份表达。研究在理论上探索教育和学习行为与空间的互嵌关系,在实践上反映和反思新冠背景下居家学习引起的教育人地矛盾和协商问题,服务于构建有序高效的居家教学。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重点总结了近年来人地关系论、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等人文地理学的特色分支学科和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现状、研究进展及未来发展展望。通过对国内大量的文献分析和与国外相关研究进展的比较分析后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在理论创新、研究方法、手段革新和实践应用等方面均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表现为：人地关系论作为地理学研究核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文化地理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并在转向新文化地理学;行为地理学进入了重要的研究转向与繁荣发展新阶段;政治地理学顺应地缘政治战略需求开始由低迷走向回暖;社会地理学伴随和谐社会建设蓬勃发展。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总体趋势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树立人地和谐的科学发展观,紧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在力所能及地解决国家发展中若干新问题的同时,重点深化人地关系理论及研究方法,加强人地系统调控机理与过程、格局与节律及其示范应用的研究,加强人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全球问题、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的研究;顺应国家文化产业大发展和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要求,加强文化地理研究与国家文化产业振兴的融合研究,建设中国“本土化”的文化地理学学科体系;进一步拓展行为地理学研究广度与深度,加强实验性研究;关注新地缘政治学、都市政治地理和地方政治地理的研究,依托“六普”数据推动社会地理学研究实现新的跨越。通过上述研究,进一步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从国家基金立项看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状况和趋势——基于知识生产的视角

国家级研究基金资助是目前国内学科领域内最高级别的研究支持。自1991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分别资助文化地理学科16项和47项基金项目,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发表成果的增长。论文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国家基金资助下的中国文化地理学科发展区域分布现状、研究特点与质量。研究发现受基金资助的学者产出效率大致呈现上升态势;学科申请依托的学科门类逐渐向社会科学转向,学科间的交叉呈现多元化特征。课题依托单位几乎集中在几个重点院校,呈现圈层放射状分布。研究区域大致覆盖东部,中西部地区研究少,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多次被作为文化研究对象。在学科内部,获得基金资助的作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学科内在关联。研究反映了近20年来中国文化地理研究的学术轨迹和发展趋向,有助于中国文化地理学者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地理学发展趋势及相关基金项目的申请。     

地方性与传承：宜兴紫砂文化的地理品牌与变迁

全球化背景下,随着人文地理学对空间的认识不断加深,本土标志性地方品牌的地理学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以中国宜兴为案例研究地,从地理品牌的构建来考察宜兴地区特有的紫砂文化生产活动,揭示地理因素在赋予地方品牌深层意义的机制中发挥的作用。通过紫砂文化地理核心的变迁分析,探析地理品牌动态化的传承中如何增加历史文化价值,揭示地方性特点...     

共同演化视角下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集群的发展路径——以华南G镇为例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循环利用的资源再生性与拆解污染的破坏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中。研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围绕集群与政府两者交互所构建的共同演化关系,将知识的生产与对新知识的选择作为划分集群演化阶段的参照,对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演化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路径形成之初,企业在对新知识的探索和保留中强化联系,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拆解集群。随后当新知识再次出现并且需要较高迭代成本时,源于利益驱动的企业选择采用新知识的积极性有限,表现出内部的自我强化。当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认知使集群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路径解锁。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集群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     

“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为例

"邻避主义"伴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转型出现,近几年在国内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基于空间距离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相结合的分析视角,以社区居民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的抵制为例,探究中国语境下"邻避主义"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社区居民在媒体大众面前的态度由"不要在我家后院"向"不要在任何人后院"转变,但其本质是邻避主义;2)在城市空间尺度和性质相似的社区空间尺度上,居民邻避态度符合"接近性假说";但相邻地理区位上不同性质社区居民的邻避态度存在明显差异;3)距离对居民邻避态度产生基础性影响,在此基础上,微观的居民社会经济特征与宏观的社会经济政治相互作用,对居民的态度进行复杂的重构,决定居民最终的邻避态度。研究对丰富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邻避主义诠释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寻求这类地方抗争的合理解决方案。     

全球化与地方性冲突背后的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基于广州的案例

以原真性和标准化程度为基准,构建基于企业视角的跨地方文化生产的理论框架,并以广州泰国餐厅蕉叶、法国餐厅塞纳河、美国餐厅肯德基和韩国餐厅笑味轩为案例,讨论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的类型和特点。结果表明,原真性与标准化程度不同的4种跨地方饮食文化生产类型(原真标准化文化生产、原真性文化生产、标准化文化生产、异质化文化生产)均可能受到消费者认可,并在市场上持续经营。     

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的发展

中国地理学会前身是1909年在天津成立的中国地学会。1934年3月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同年9月《地理学报》的创办,不仅是中国地理学科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教育史乃至科学史上的亮点。这是新文化运动中所提倡“赛先生”,即科学观念不断在近代中国传播的重要节点。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清晰地将近代地理学与传统舆地学分离开来,以独立学科的形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地理学报》的创刊,则使中外地理学家们在中国开始享有高水准的专业学术窗口。这是中国地理学界仁人志士对“科学救国”“科技兴国”等思潮的实践。在中国地理学会的组织和推动下,老一代地理学家艰苦奋斗,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地理学报》,中国地理学家在当时的国家顶层设计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虽然,当时对地理科学的重要性认知还主要停留在权力高层与专业学术圈内,但为后来中国地理科学的蓬勃发展播下了火种,也为唤醒普通民众的地理科学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地理学会的成立与《地理学报》的创办可谓是中国地理科学的发轫,自此成为中国地理科学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者。值此中国地理学会创立110周年、《地理学报》创刊85周年之际,深入领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顾中国地理学会与《地理学报》发展,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地理学家的精神,进一步推动地理科学发展,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学科,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建设,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