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然区块的城市热环境空间分异性研究

通过有效解决建设用地子类划分,实现定量评价城市热环境的空间分异性,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科学价值。论文以广州市为例,参考自然城市的概念,基于5类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POI)开放数据,结合城市建设用地分类标准,构建5类自然区块;在Landsat 8遥感影像地表温度反演的基础上,计算分析自然区块下地表热场等级分布格局、热场平均值及热环境足迹范围,以对城市热环境空间分异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① 自然区块的构建,能准确地反映各类POI数据空间分布情况,能够实现对建设用地子类型的划分;② 5类自然区块内部地表热场等级均以高温像元为主,但等级分布具有显著差异。同时,自然区块的热场平均值由高到低的排序为：工业区块>商业服务业区块>交通与道路区块>居住区块>公共管理与服务区块;③ 自然区块形成的高温集聚区,存在热量扩散现象,实际影响范围大于其物理边界,5类自然区块的热环境足迹范围具有分异性。热环境足迹影响范围由大到小排序为：工业区块>商业服务业区块>居住区块>道路与交通区块>公共管理与服务区块。研究结果可为微观尺度上分析城市热环境、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

回顾改革开放40年,在深刻的制度变革环境下,中国工业实现快速发展,中国工业地理格局也在经济转型中得到重塑。中国工业总体上经历了从内陆扩散到沿海地区集聚,再向内陆转移的过程。但不同类型产业地理格局及变化受制于不同力量,显现出一定的行业差异性。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工业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但集聚程度较欧盟和美国低。产业的聚集与分散驱动不同尺度下的产业迁移,导致区域产业频繁进入和退出,促使地方产业呈现多样化态势,推动中国工业地理格局演变。从经济转型的视角出发,改革开放可概括为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三个过程,这些过程创造市场力量,激活地方力量,引入全球力量,共同重塑了中国工业地理格局。     

基于犯罪模式理论的犯罪出行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以长春市南关区扒窃为例

犯罪出行是犯罪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在犯罪防控、侦破等警务实践中具有突出的技术贡献。受制于研究数据的限制,中国犯罪出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论文研究了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的空间模式与影响因素,并指出：① 2010—2016年长春市南关区扒窃犯罪出行平均距离为5.74 km,存在明显的空间衰减效应,空间模式为就近掠夺,在距离犯罪者居住地2 km处出现犯罪缓冲区。② 南关区扒窃犯罪高发区与犯罪群体主要聚居地在空间上呈现重叠,该区域犯罪以就近掠夺的空间模式为主。③ 回归模型验证了犯罪者人口属性中性别、户籍地、是否就业和具有前科劣迹、涉案金额、犯罪地点所属类型对于出行距离的显著影响,其中户籍地变量为理解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犯罪行为具有一定意义。     

多尺度视角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空间格局及网络特征

创新活动与创新网络的多尺度空间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论文选择在知识分类上兼具隐性和显性知识特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专利数据,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独立创新活动和合作创新网络在“区域—省域—市域”的多尺度空间特征,并对其进行空间分类。结果显示：① 创新活动在城市层面最具解释力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创新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活动存在较大差异;② 内部创新网络和外部创新网络在区域层面最具解释力度,创新网络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沿海地区,市域尺度上的创新网络变异明显;③ 在不同尺度上,创新网络与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地方创新环境与创新主体性质是造成上述格局差异的重要原因。仅停留在空间上的分析很难深入解释创新网络格局,应从更微观的创新主体层面探究创新结网的过程和机理。此外,创新活动和创新网络分别具有“多尺度结构性嵌套”和“多尺度能动性交换”特征,未来研究应对两者之间的差别给予更多关注。     

城乡过渡带空间演进与空间交互强度分析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广州市城乡过渡带边界,利用基于sDNA模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空间交互强度,分析其空间演进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总体呈扩大趋势,以北偏东方向发展为主,破碎区块逐渐演变为连续区域;2）广州市城乡过渡带之间的空间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多方向化”趋势,从最初的西南侧单线网络结构逐步发育成多方向闭合网络联结结构,目前演变为南北两支、东西向的强空间交互态势,以白云区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和以番禺区为代表的南部区域是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域;3）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优势度呈现出由内向外的3个空间层级结构,并由城市核心区辐射带动,向北、东北与东南3个方向推动发展为城乡过渡带;4）各城乡过渡带的发展速度不均衡现象仍较明显,广州市应结合本区域优势产业和自然资源,走联合与互补发展并存的道路,重视城乡过渡带区域发展引擎,增强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潜力。     

两种不同的SVM建模方法在大坝变形预测中的应用

用支持向量机对大坝变形监测数据建模分析和预测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仅用大坝的变形数据作为输入端和输出端,构建支持向量机模型;二是用温度、水压等大坝变形的影响因子作为输入端,大坝变形数据作为输出端,构建支持向量机模型。两种建模方法比较研究鲜有讨论,文中用这两种建模方法对福建省某一大坝进行建模预测。结果表明,第二种方法建模预测速度更快,预测精度更高。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粤东”一称地理意义的历史演化与当代争辩

“粤东”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地名,然而在古代与当代的地理意义迥然不同。即使在当代“粤东”也有几种解释,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探寻“粤东”较为合理的地理意义很有必要,能够为相关部门提供参考。文章首先根据历史文献,梳理了古代“粤东”一称地理意义的演变,然后以定量的方法统计当代学术界和媒体界对该词的使用。研究表明：由于古代“粤”的地理意义不断缩小,“粤东”的指代范围随之逐渐变小。当代“粤东”的地理意义至少有4种,以“粤东五市”最为学术界和媒体界认可。结合经济发展和自然地形特征,分析了当代“粤东”几种地理意义的优劣,最后提出“粤东”的统一定义：位于广东东部,包括潮州、汕头、揭阳、汕尾与梅州5市的区域。     

基于GIS的广州城市商业空间分析模型研究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GIS也得到了发展.据估算,超过80%的商业经济数据具有空间特性或者与空间位置有关,合理有效地开发和利用这些空间教据,不仅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降低商业运行成本,同时还可用于规划、监测、改善区域商业和经济环境.通过GIS空间分析方法,借助于城市空间数据,实现了基于GIS模型的城市商业空间Buffer分析、最佳路径分析、资源配置分析,同时分析了城市商业空间影响的主要驱动力机制及形成因素.     

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气候风险评估

综合考虑柑桔气候适宜性水平及其变率变化,构建柑桔的风险度模型,运用滑动建模技术对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的气候风险性进行动态分析与评估。根据风险分布强度将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温度、降水、日照和气候风险大致分为三类型:低风险型、中风险型和高风险型。温度风险度大致呈纬度地带性分布,除西部高山区外,由低纬向高纬风险度依次增高;降水风险度呈现亚热带中部低,北部和西部高;与降水风险度相反,日照风险度在亚热带中部高,北部和西部低;气候风险度受温度变化的主导,也大致呈现纬度地带性,呈现高纬和西部高海拔区高,低纬和东部沿海区低。柑桔气候风险在时间和空间变化上都存在着差异,近46年来,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气候风险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以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增加的最快;由于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亚热带东部和南部风险较低的区域分布有逐渐减少的趋势,而北部和西部风险高的区域分布有进一步增大并向东部和南部扩展的可能。从中国亚热带地区柑桔减产率大于10%、20%、30%的气候风险度分布区域变动过程来看,柑桔各减产率的气候风险度分布具有很明显的区域性和连续性,大体上由东南向西北呈增高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