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进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近年来,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使得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压力甚至诱发生态灾难,而另一方面人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福祉的提升提出了新要求,因此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生态安全格局作为沟通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桥梁,目前被视为区域生态安全保障和人类福祉提升的关键环节。在系统梳理生态安全格局与城市增长边界、生态网络、绿色基础设施和生态控制线等概念内涵异同的基础上,从热点区域、生态源地指标筛选、生态阻力面设置与修正、相关研究成果应用等方面阐释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近今研究进展,并指出当前研究的主要不足;同时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点方向,即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重要阈值设定、有效性评价、多尺度关联和生态过程耦合等四个方面。     

基于IPA法的传统型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以琅琊山景区为例

游客满意度评价对景区规划、建设和管理很重要。结合文献分析与德尔菲法,构建了传统型景区游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琅琊山景区为例采用IPA模型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琅琊山景区7个要素测度层——资源特色、景区环境、景区产品、景区交通、景区服务、景区设施、景区价格及30项因子测度指标感知均值都为满意度重要性,游后感知实绩(满意度)全低于游前期望(重要性);IPA矩阵分析30项因子分布为:优势区域6项、修补区域4项、机会区域15项、维持区域5项,游后满意度(实绩)与游前重要性(期望)感知评价"双高项"占20.0%,"双低项"占50.0%。总体上游客期望值较高而满意度不高,各评价因子的满意度评价差异较大,景区需提升产品与服务。     

雄安新区：如何建成生态与创新之都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为落实中央决策,我们突出强调将雄安建设成为生态与创新之都。来自地理学及人居环境科学领域的16位专家,以笔谈方式,对此开展了深入讨论。认为雄安新区的发展,应该坚持和秉承以下观念。一是宜居安全观,需要优化调控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突出安全第一,切实防范洪涝灾害、环境污染等风险,以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为目标,走全面宜居城市之路。二是生态城市观,应积极采用低碳生态技术,有机组织城市区域生态系统与空间布局,建设绿色基础设施系统,保证城市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走系统化的生态城市之路。三是创新核心观,应该以科技文化为灵魂,推进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与管理创新等全面创新,突出科技创新核心,建设新一代可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之都。四是区域统筹观,应从流域视角、区域一体化视角,统筹新区建设,注重区域协作,共享共生,互动互补,带动区域转型新型发展,走区域深度协同发展之路。五是文化城市观,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文化艺术发展,倡导文化包容与和谐,探索中华人文生态特色新型城市风貌,走文化特色城市发展之路。六是综合品质观,强调城市生态经济社会全面高水平发展,突出全面高质量与高标准发展理念,建立国际领先的质量标准体系与规范体系,发展智慧城市,全面加强综合质量监测评价与督察,结合文化品质追求,配套先进的社会公共设施与保障系统,走综合高品质发展之路。七是典型示范观,努力将雄安新区打造成生态创新的城市示范区和新型城市化的样板城市,促进京津冀建设生态与创新型世界城市群。     

全球变化背景下景观生态适应性特征

全球变化包含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等自然、人为及共同作用下引发的转变,是当前景观结构与功能保障面临的主要挑战。景观生态适应性是指景观这一地表镶嵌体吸纳上述影响并维持主要功能的特性,涉及不同景观类型、组成单元及层级在不同时空尺度中的不同程度转变。本文从景观生态学视角切入,以景观系统作为缓解与适应全球变化冲击的主体,整合农业景观、城市景观等相关研究案例,凝练当前景观系统适应全球变化过程的特征为：①由部分因子的绝对主导转向复合因子共同作用;②景观类型内部趋同,景观多样性及独特性降低;③同类景观间功能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跨区域时空联系增强;④不同景观类型间空间边界清晰,过渡带景观功能退化。就当前全球变化议题,建议后续研究应加强：不同景观类型或组成单元的适应能力对比及其不确定性分析;基于景观系统整体健康的适应途径尺度联系解析;多学科、多部门研究在全球变化情景下的有效整合;景观系统适应性或适应能力量化分析方法的深化。     

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服务权衡与协同分析

鄂尔多斯市是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中心,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生态环境巨大的压力,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及其相互关联的变化对半干旱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10年鄂尔多斯市的食物供给、碳储存、产水量以及土壤保持4种关键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核算,采用相关分析探究栅格尺度上4种服务之间的权衡与协同关系,并引入玫瑰图对比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关联特征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鄂尔多斯市生态系统服务整体增强,平均食物供给量由99.5 kg·hm^-2增至224.2 kg·hm^-2,碳储存量由8.32 t·hm^-2增至8.41 t·hm^-2,平均产水量由153.64 mm增至291.90 mm,土壤保持量平均值由47.79 kg·hm^-2增至59.04 t·hm^-2;②产水与土壤保持之间存在协同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72和0.771),食物供给与土壤保持之间存在协同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05、0.736),食物供给和碳储存之间存在权衡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584、-0.512);③多重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市东部;④产水量和土壤保持、碳储存在耕地和林地中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方式,而在草地中4种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增加。     

西南山地滑坡灾害生态风险评价——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综合考量生态风险源、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及生态终点,采用信息量模型评估滑坡灾害危险性,基于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脆弱性,并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风险损失的定量表征,定量评估流域滑坡灾害生态风险。结果表明：① 低于1800 m高程、15°~25°坡度、小于0.31植被覆盖指数等10方面因素构成了诱发大理州滑坡灾害的最佳信息量组合,全州普遍处于滑坡灾害危险性中高水平,且西北低、东南高;② 生态脆弱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红河流域南部、金沙江流域东南部、澜沧江流域中部;③ 低生态损失流域的水源涵养、粮食供给服务相对较差,生态损失中等流域的净初级生产、土壤保持服务优势明显,高生态损失流域则具有较强的粮食供给和水源涵养服务;④ 基于高中低3种生态风险等级和“高危险—低脆弱—低损失”等8种风险结构,全州367个小流域可划分出避让监测预警区、生态保护恢复区、避让保护兼顾区、自然适应调控区等4种风险防范类型区。     

基于“功能节点—关键廊道”的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以深圳市为例

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综合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合理配置有限的生态资源并最大限度发挥其生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在生态功能节点识别的基础上,结合景观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根据耗费距离模型,生成生态功能耗费表面,并进行最短路径网络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取核心斑块、关键生态廊道。结果表明：各景观类型的生态阻力值,林地阻力最小,且远小于其他景观类型生态阻力值;生态功能耗费梯度表面的分布呈现围绕生态功能节点向周围辐散递减的趋势,东部地区较西部西南部建成区低;核心斑块的大小和形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较大的斑块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且对应的节点级别较高;所识别的关键廊道共有4条,空间位置大体上落在基本生态控制线内,羊台山向塘朗山的廊道外缘与基本生态控制线存在冲突,需要对该区域加以管控。建议一方面适时调整生态控制线范围并将冲突部分纳入生态控制线之内,另一方面对该地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保护,防止受到进一步破坏。     

基于植被动态的黄土高原生态地理分区

生态地理区划作为自然区划的新分支,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地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在认识地理分异规律及区域规划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生态地理分区多依据自上而下的三级演绎途径,且对于多分区方案的对比与优选缺乏定量化准则。黄土高原作为中国典型的生态脆弱区,植被生长与恢复对缓解当地生态困境十分重要,因此以植被多年动态一致性特征作为分区合理性的评价指标,有助于准确揭示当地生境特点及分异规律。为此,选取热量类、水分类、地形类及地表覆被类共9个指标,采用自组织映射网络（SOFM）与GIS空间分析技术,基于黄土高原近30年来自然本底与覆被状况进行生态地理分区;并依循植被动态一致性准则,依据两步筛选法对多种方案进行优选,最终将黄土高原分为六大生态地理区。研究表明：黄土高原修正6分区方案在12个备选分区方案中效果最好;同时,修正6分区方案多年平均NPP离散系数最低,表明该分区内部离散程度最小。分区方案与既有分区方案相比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但由于区划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整体区域划分更为清晰。对生态地理分区方案优选定量方法的探索,有助于提升自下而上生态地理区划的客观性。     

城市边缘带识别研究进展与展望

城市边缘带作为城市与乡村相交接的特殊地带,是城市化进程中最为敏感的区域;城市边缘带的定量识别是研究边缘带社会结构、景观格局和发展梯度的基础工作,也是城市化生态环境效应定量分析的前提条件。但边缘带识别的理论与方法未受到足够重视,缺乏系统梳理。本文在对比分析城市边缘带及相关概念的基础上,明确了城市边缘带识别的实质与内涵;提出了基于指示要素—空间单元—判别模型的城市边缘带识别概念框架,并从上述三方面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城市边缘带识别研究进展;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城乡作用机理探析、多要素综合识别、非参数化模型融合、多尺度转换以及长时间序列动态监测等将是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     

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进展

当前在以人地耦合系统为中心的气候变化、生态风险和可持续管理等研究中,脆弱性理论及其评价已成为地理学及很多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其涵义不断泛化,内容日渐扩展。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脆弱性解释存在很大分歧,这阻碍了研究的科学化,也影响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迫切需要一个可行的框架来系统整合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从审视脆弱性的理论沿革出发,分析其在国内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变化领域的应用现状,总结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对相关概念关系的不理解以及研究时空尺度和学科视角的不明确。基于对脆弱性评价的整合框架的研究现状,选取VSD模型作为统领具体的脆弱性评价的依据。VSD模型的优势在于:①有明确的定义,将脆弱性分解为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潜力3个维度;②用方面层—指标层—参数层逐级递进、细化的方式组织评价数据;③有规范评价流程的8个步骤。最后以我国典型的干旱区为例,运用VSD模型构建了示例区脆弱性评价的指标和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