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时空大数据的区际迁徙人群多层次空间分布估算模型——以COVID-19疫情期间自武汉迁出人群为例

已有研究很少关注区际迁徙人群在不同尺度上空间分布的动态估算问题。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坚决防止疫情扩散成为社会最紧迫的事情。在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前夕,已有500多 万人离开了武汉,快速准确地推算这部分人群的去向,可以为防止疫情扩散和制定防疫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此为例,基于开源腾讯位置请求大数据、百度迁徙大数据、土地覆盖数据等多源地理时空大数据,提出一种区际迁徙人群多层次空间分布动态估算模型,用于推算2020年除夕 （2020年1月24日）之前从武汉流入湖北省内各地的人群数量及其分布特征。结果显示：① 春节时段湖北省各地级市农村地 区人群增加数量占人群变化总量的比例平均达124.7%,从武汉市迁入各地级市的人群中至少51.3%流入农村地区;② 区县尺 度人群变化总量的空间分布呈现3个圈层结构：第一圈层为疫情核心区,包括武汉及其周边地区,以人群流出为主;第二圈层为 重点关注区,包括黄冈、黄石、仙桃、天门、潜江、随州、襄阳,以及孝感、荆门、荆州和咸宁的部分地区,以人群总量和农村地区人 群数量大幅增加为主;第三圈层为次级关注区,包括湖北西部宜昌、恩施、神农架和荆门部分地区,以人群小幅流入为主。最后,建议湖北省内,尤其是位于第二圈层内的区县,应高度关注农村地区人群的疫情防控。此研究成果在2~3天完成,显示大数据是可以快速地响应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为决策的制定提供一定支持的。     

1906-2015年武汉市温度变化序列重建与初步分析

本文利用1906-2015年武汉月平均最高与最低气温资料,重建了过去110年武汉市年平均气温距平序列,分析了其年代际尺度的变化特征。主要结论为：①过去110年武汉市经历了“暖—冷—暖”3个多年代际波动,其中1906-1946年与1994-2015年气候相对温暖,1947-1993年则气候相对寒冷;②在多年代尺度上,武汉市存在多次显著增温和降温过程,其中增温速率最快的30年和50年分别出现在1980-2009年和1960-2009年;最快降温速率则出现在1928-1957年和1925-1974年;③过去110年武汉市年均温发生了3次跃变,其中由冷转暖的跃变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而由暖转冷的跃变则出现在40年代;④武汉市年均温变化与全球/北半球和中国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变幅偏大。此外,全球增暖停滞现象在武汉市最近十几年也有所体现。     

1994～1999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科技成果相关统计

对1994－1999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学报》的科研成果相关指标了统计，通过对这些统计数字，可大致了解武汉测绘科技大学任20世纪90年代的科研成就和进展。     

数字地籍测量的体会

91年7～12月我院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合作，利用武测工测研究室研制的DH-PR。电子手簿与DJHT机助制图内业绘图软件包，共同完成了温州市乐清县南塘镇1：500全解析法数字地籍与永嘉县乌牛镇1：500部分解析法数字地籍测绘。     

武汉市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及其与银行网点的空间耦合性研究

本文以构建公共交通网络为切入点,运用改进的多中心性评价模型测度了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并结合GIS核密度分析法与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讨了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和银行网点空间分布规律,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性与空间结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具有城市多中心指向性特征,且由中心向外围圈层递减;②银行网点布局呈现“核心—中心—过渡区—外围”多层次结构,且具有空间不均衡性;③公共交通网络各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具有不同程度的空间正相关。银行网点受接近中心性的影响最大,直达性次之,介数中心性最小;④局域上,公共交通网络中心性指标与银行网点的耦合关系存在空间不平稳性与空间异质性。高—高聚集与低—低聚集是主要的空间关联模式;高—高聚集主要位于银行网点布局的核心圈层,低—低聚集点缀于外围圈层,高—低聚集与低—高聚集介于核心圈层与外围圈层之间。     

武汉长江二桥变形监测及成果分析

介绍了武汉长江二桥变形监测的内容、实施过程,对主塔垂直度测量等关键技术与传统测量进行比较分析,说明相关测量工作的有效性、精密性与可靠性。通过对变形监测成果的深入分析与探索,提出了相关有益的结论与建议。     

收放自如,进退裕如

3月3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就杭州运用城市大脑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考察调研时指出:“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抗疫大战,党中央一声令下,武汉果断封城,数亿人口自觉禁足,全国四万多医疗大军星夜兼程,驰援武汉,各种救援物资源源入鄂,方舱医院神速落成。     

利用高分辨率TerraSAR-X数据监测武汉地区2013～2015年地面沉降

利用27景TerraSAR-X数据进行时序InSAR分析，获取武汉城区2013~2015年地面沉降监测结果，并结合地质、水文及实地踏勘资料进行沉降成因分析。结果表明，武汉城区地面沉降主要分布在汉口后湖、青山区工业路及光谷广场附近区域，最大沉降速率达78.1 mm/a；软土地基上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引起的地下水位下降和荷载增加是造成沉降的主要原因。另外发现，长江沿岸地表形变与长江水位变化密切相关，初步推测与长江水位对两岸承压水的动态影响有关。     

江湖地质环境演变中的武汉市堤防历史与城市发展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处,江、湖地质环境是造就武汉城市的基础,同时江河水患又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筑堤防洪是武汉城市建设的重中之重,武汉的城市发展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堤防的修建史,是武汉城市发展的人地关系史。本文以武汉堤防修筑历史进程为主线,探讨了堤防建设的地质环境及对城市空间拓展和城市建设的意义。结果表明：修筑于北宋政和年间（公元1111 ~ 1118年）武昌的花蕊堤是武汉市最早的堤防,距今已有约900年的历史;明代以前为零星堤防建设阶段,主要为保护城廓安全,哪里遇险在哪里修堤,具有局部性、应对性特点。明代堤防兴建已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一定的系统性,特别是袁公堤的修建开启了武汉围垸发展的历史。清代是武汉堤防大发展时期,开始了较系统的堤防工程,奠定了武汉市堤防系统的基础,大量围垸的修建使武汉城市由沿河、沿江（天然堤）发展开始走向了内陆（围湖）发展的新阶段。民国时期,武汉市的堤防建设在清代的基础做了进一步的局部完善。武汉市的防洪堤防体系真正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又不断地加固和加高,使之真正成为武汉市的安全保障工程;汉口的形成与发展完全依赖于堤防,城区的扩大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均是以四次堤防建设—袁公堤、汉口堡、京汉铁路堤、张公堤为前提的。堤防不仅是城市空间扩展的前提,又是城市建设的基础,民国以前武汉城区的主要街道大多数都依堤而建,平时以堤为街,汛期以街为堤,这是武汉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显著特点。分别以袁公堤和张公堤为界,武汉堤防建设中的人地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人类部分干预自然”维护生存阶段、“人为改造自然”谋求发展阶段和“人为控制自然”快速发展阶段。本研究可为地处洪泛区的城市地质调查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