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 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 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 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 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 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珠三角外向型制造业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以广州市狮岭镇皮具产业为例

作为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普遍现象,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一直是研究重点。以广州狮岭皮具产业为例,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为对象,研究了外向型制造业中非正规部门的形成发展机制。研究认为：正规企业为满足产品生产和降低成本的需求而采取的生产分包模式是非正规部门形成的根本因素;正规企业劳动保障的缺失与工人对自由轻松的工作方式的追求促使工人转入非正规工厂和临时工市场,推动了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当地宽松的管制环境为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提供了可能。全球金融危机在短期内对非正规部门的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研究支持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是相互联系的关系,是产业经济发展中有利的组成要素。非正规部门不是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跳板”,而是他们逃避正规经济过度剥削的“避难所”。最后讨论了有关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启示。     

广州市地铁可达性时空演化及其对公交可达性的影响

应用GIS方法,选取2000、2003、2009和2012年4个时间节点,运用复杂网络理论构建了广州市公共交通网络模型,通过对比分析地铁站点与线路加入到公共交通网络中所产生的变化,定量分析地铁网络建设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分析地铁发展不同时期内,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空间格局的演化,全面探讨地铁建设对城市公共交通可达性的影响,以期为一体化的多模式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发展决策提供理论支持。结果显示:①广州市地铁网络顺利完成由树状向回路网络的转变,地铁可达性重心与广州市空间扩展方向呼应,呈现出向南、向东迁移特征;②地铁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广州城市公交网络可达性,且其改善作用随地铁线路网的增加和回路网络的发育而日益显著;③地铁网络对城市公交可达性格局的影响,打破了常规公交网络圈层式公交可达性格局,逐渐呈现出圈层式加沿地铁线路分布的廊道式格局;④地铁对公交各站点网络可达时间的影响,常规公交站点可达时间变化程度呈现出由地铁线路向外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当地铁网络发育形成回路网络时,大大地提升公交网络的运营效率,缩短各个站点之间的出行时间。     

对文化微空间的感知与认同研究——以广州太古汇方所文化书店为例

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经济文化全球化成为微空间生产与重构的重要动力。而随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以符号和审美消费为主的后现代消费社会范式的崛起,促使文化成为行就消费空间的主要手段之一。广州方所文化书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新生事物。贴上文化标签后的方所文化书店,一反实体书店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逐步被边缘化的窘境,出现伊始就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研究剖析了方所文化书店这类实体书店文化身份的展演（performance）,并对消费者的感知与认同进行了解读。结果显示,通过经营者对文化手段的操纵,方所文化书店被形塑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微观缩影,同时也成为一个具有尊贵与典雅特质的文化新空间。而消费者通过对实体微空间的环境、商品文化及人群品质的感知,也认同了这种新的文化消费空间。实体书店在标签化的文化表征与文化变迁中完成自我救赎,同时也被消费者重新认同。     

历史时期全球化作用下的城市空间转变——以1890s~1930s广州东山地区为例

世界城市历史研究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虽然突破了世界城市经典理论的“现代主义”视角,证明全球化对城市空间转变的作用具有长期性,但仍局限在“经济主义”的分析范畴之内,将经济因素视为决定性动力。20世纪初期,广州东山地区完成由“乡村地区”向“社会精英阶层居住地”的空间转变,促使城市空间格局由“东村西富”变为“东贵西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空间转变是教会、华侨、政府、官僚4种动力相互作用、相继推动的结果。东山地区的发展历史表明,除经济联系外,城市的全球文化联系对空间转变同样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在一些特定的城市或城市中的特定地区,社会文化动力对城市空间转变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广州城市通达性综合评价及空间差异

广州市在2000 年提出“东进、西联、南拓、北优”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2010 年初步形成“两心四城”城市空间格局,随后在发展战略中加入“中调”,以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布局,谋求在2020 年形成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架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调整有赖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撑,同时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与密度也是进行城市通达性差异研究的重要基础。近年来,广州的城市交通通达性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借助地理信息系统,运用网格分区法对广州市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区域划分和密度计算;进一步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地铁）网络的时间通达性度量,对广州市的城区通达性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城区的通达性呈现同心环状的空间分布格局,区域差异性较大,城市空间布局有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地铁网络时间通达性和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值进行区位等级划分,探讨区位因素与交通通达性的相互关系;并结合城市公共、商业服务设施和住宅区的空间特征差异,进一步甄别广州城市通达性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差异,从而为城市建设和空间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2004年夏季广州市一次罕见高温天气过程

对广州市2004年6月27日-7月3日出现的一次罕见高温天气过程及历史上的高温天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广州出现高温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且长时间持续高温发生概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显著增大;(2)广州历史上38℃及以上的4次高温过程都是由副热带高压和台风外围环流共同影响形成的;(3)粤北南岭山脉“焚风效应”和城市“热岛效应”对广州市2004年6月27日～7月3日出现的罕见高温天气过程也起一定的增幅作用。     

广州地铁首次采用顶管法省时省力又省钱

如何安全快速建设城市,减少施工对市容、交通、管线与市民出行的影响,这是经常盘桓在地铁建设者脑海中的一大难题。日前,地铁六号线东湖站Ⅱ号出入过街通道首次采用一种全新的顶管法施工,做到了既破解施工位置特殊的难题,又做到少扰民、不扰民。这种新的工法,在广州地铁是首次采用。困难条件催生新技术     

中央

＂海洋六号＂第三航段任务启航执行 关岛当地时间8月20日下午2时,执行中国大洋科考27航次任务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驶离关岛码头,前往太平洋结壳调查区开展最后一个航段的调查任务。据悉,大洋第27航次主要调查任务是在中西太平洋开展富钴结壳资源以及环境、生物调查;在特定海域为＂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