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多维度可持续城市化

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和关注的突出问题。当前对于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城市化进程如何科学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清晰,从科学、管理到实践都需要进一步加强探究,以实现全球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本文首先给出全球大规模城市化和气候变化发生的基本事实,综述归纳城市化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以及可能机制,城市化导致热岛效应、降水分配不均以及极端天气,并具有局地—区域—全球多尺度叠加效应,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能源消费变化、死亡率与传染病传播、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对基础设施的破坏、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简要梳理相关的国际研究和行动联盟,从城市化的4个关键维度：人口、土地、经济和社会视角出发,提出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多维度可持续城市化的分析框架。呼吁加强自然与人文学科交叉,将城市化等人类活动纳入地—气系统,探究人—地—气复杂耦合过程,从城市化为代表的人类活动角度的适应与减缓,或许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关键和最现实的路径。     

标度律视角的城市效能测度及中国城市多维要素效能分析

“城市标度律”（urban scaling laws）揭示了城市系统中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普遍存在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但目前大多数城市评价忽视了这种关系,常使用人均指标比较不同规模的城市,这会导致评价结果偏差。为此,考虑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构建了要素效能指数,用以修正城市规模的影响,度量城市要素实际发挥出预期能力的程度。以城市发展不同维度上的9个城市要素为例,分别测度了2017年中国292个地级以上城市各要素的效能,识别了各要素效能的空间差异和集聚特征,分析了要素效能指数的优势并讨论了结果的政策启示。结果表明：① 9个城市要素都符合“城市标度律”,其中8个要素与城市人口呈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从标度律的视角测度城市效能是必要而且可行的。② 城市综合经济、商业消费和公共财政效能普遍以东部沿海地区较高;东北地区的基础教育和中西部地区的公共交通效能较低;土地和水资源禀赋较高的地区对应的效能值并不高;大部分城市的生态绿地效能较低。60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杭州、深圳、天津的各维度效能表现较均衡。③ 与人均指标评价结果的对比证明要素效能指数能够修正人口规模对城市评价的影响,对常用的总量和人均指标是有益的补充。标度律视角下的城市效能测度能够给城市人口管理和城市要素发展的决策提供明确的指导方向,同时为不同规模大小的城市提供更客观的比较标准,对国家城镇体系规划和落实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城镇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     

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当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城市并不必然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幸福。为此,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推动城市住房政策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市民化模式以及推行更为健全的劳动政策。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

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检验中国地级市新型城镇化各指数存在的空间自相关性,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及其稳健性分析对新型城镇化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的影响因素进行案例探讨。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质量、效率与城乡协调指数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产业结构对城镇化发展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与城镇化效率、城乡协调指数的关系则恰好相反;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规模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与效率,但却抑制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整体来看,工业化的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土地的规模效应有助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城镇化与房价变动的空间计量——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2001—2015年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城镇化对房地产价格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人口城镇化率、产业城镇化率、房屋施工面积对房地产价格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化投资额对房地产价格水平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人口城镇化率、产业城镇化率、城镇化投资额、人均GDP、绿化面积、房屋施工面积的空间滞后项对房地产价格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此,需要优化城镇化投资结构,提高人口城镇化质量,强化产城融合,促进房地产价格合理稳定运行。     

浙江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及其胁迫关系探讨

运用交互胁迫、耦合协调模型,结合主观均方差分析法和客观结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研究2000-2014年浙江省生态环境和城市化的交互胁迫关系和协调类型.结果表明:浙江省生态环境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交互胁迫关系,演变状态符合双指数函数;前者对后者有显著的约束作用,后者对前者有显著的胁迫作用.对城市化综合水平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经济、社会与人口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生态环境压力、状态与响应.2000-2014年浙江省综合协调耦合类型分为磨合协调阶段(2000-2003年)、基本协调阶段(2003-2005年)、拮抗协调阶段(2005-2010年)和良好协调阶段(2010-2014)4个阶段.     

中国城镇化与耕地变化时空耦合研究

利用全国(港澳台地区除外)1985—20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各省份城镇化水平的演进态势及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并分不同时段测算各省份城镇化发展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动的耦合协调程度。结果表明:(1)1985年以来,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整体上都呈现上升的变化趋势,东三省城镇化水平稳定上升但活力不足,西北多省份上升中波动较大,西南地区水平偏低。(2)全国耕地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减少,后期多省份有所增加,但京、津、沪、苏、粤等地的耕地面积一直在以一定的速率减少。(3)全国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关系的协调度呈现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较多地区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的协调度呈恶化趋势。     

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时空格局

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战略转型期,将“包容性”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建设中,从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三个维度解析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内涵,并构建测评指标体系,以山东省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山东省城镇化包容性发展评价值均小于0.5,处于以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不同维度的评价值呈现发展机会平等<发展内容全面<发展成果共享的态势;② 只有青岛市进入了包容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济南等10地市处于排斥性特征为主的过渡时期,菏泽等6地市处于排斥性发展阶段;③ 各地市综合评价值与发展机会变量的正相关性最显著,说明发展机会不均等是较多地市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综合评价值偏低的主要原因。发展机会、发展内容与发展成果的相关性较弱,说明山东省较多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投入和成果还未能有效的惠及城乡。理论上,实现了从起点、过程、结果等内在联系紧密的三个维度刻画城镇化的发展水平,完善了城镇化的质量内涵。实践上,可以从不同层面检视城镇化包容性发展的障碍因素,为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提供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