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城市居住用地优化研究：以南京城区为例

从行为偏好视角来看,为获得更好的居住条件、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居民选择住房时通常优先考虑环境品质高或靠近高流动性城市公共中心的小区居住。这导致不同居住用地之上的居住活力产生差异,具有不同流动性强度的公共中心吸引居住活动集聚的能力也产生差异,进而影响城市居住用地利用效果。研究跳出传统根据人口静态分布配置居住用地的思路,从活力和流动性两个维度解读居民实际居住需求,并利用多源大数据和聚类分析、耦合模型、引力模型探讨居住用地优化路径。研究发现：(1)从活力维度分析,认为居住活力与用地承载力耦合关系能够反映居民实际用地利用情况,活力偏高小区集中在老城及河西片区,外围片区活力整体偏低但也存在局部耦合现象;(2)从流动性维度分析,认为公共中心流动性对居民就近居住有较大影响,商业中心吸引效果趋同、能够提炼一般配比规模,而交通和文体中心吸引规律不明显。研究得到“以耦合度引导片区优化方向”和“以配比均值推算新增用地规模”两种居住用地优化路径。     

基于人口流动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当前,“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网络结构研究方兴未艾,而城市内部急需寻找到稳定的网络结构分析框架与形成机制模型。在此背景下,本文聚焦通勤和休闲两类有向人流网络,以南京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心性与控制力、社区划分、改进重力模型等方法,解析南京内部的人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对空间尺度的分解可以有效识别全域-局域两个层次的空间结构。南京江南主城的“单极化”发展态势明显,主要表现为江南主城是通勤流与休闲流的密集流入地,且集中了各类型引力中心,兼具地方服务和区域服务功能。② 改进重力模型对全域人口流动强度的拟合效果较好,人口数量和空间距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流动,职住比和人均POI数量分别是通勤流、休闲流的方向调节器。重力模型低估了浦口区、高淳区等政策重点倾斜地区的人流集散能力。     

基于微博平台的中国城市网络信息不对称关系研究

网络信息空间的空间关系及信息流研究为信息化影响下的地理空间演变研究奠定基础。借助微博这一新兴网络信息传播平台获取中国城市间网络信息联系数据,采用流分析方法呈现城市间网络信息联系的空间格局。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网络信息关系呈现出"一超多强"的空间极化不对称格局。网络空间不对称格局与地理距离、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密切关联性,表现为:城市对外网络信息总不对称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一致性;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对城市间网络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的距离衰减性;城市间网络信息不对称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相对一致性;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网络信息不对称关系与经济发展梯度的相对一致性。     

长江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度及其城市化关联

破碎化是当今地表自然景观演化的重要形式。基于县(区) 行政单元,利用GIS 技术和景观生态方法,定量探讨了长江三角洲生态用地破碎分区及其城市化关联,研究结论有：① 建立了生态用地破碎度综合模型,并与城市化规模和空间构型等参数聚类,将全区划为2 个 高破碎区、3 个中等破碎区和2 个低破碎区;② 基于区县尺度和30 m 分辨率影像的生态用 地破碎度是城市化、生态用地特征及其他干扰源的综合表现,与城镇化水平和城镇用地比例 等规模参数相关性不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303、0.432,但与城镇用地聚合度呈现明显的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807;③ 破碎分区及破碎度的城市化关联为不同生态用地空间战略的选择提供依据,对面向生态保护的城市化空间引导和规划具有指导意义。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