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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企业区位选择是理解城镇化内在机制的重要微观视角。应用西方区位因素分析框架,探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企业区位特征、影响因素及其城镇化效应。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区位选择背离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中倾向于选择位于或接近大城市的预期,而呈现出以镇村行政区域为主以及“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同时,大多数企业没有过搬迁的经历,或属于近距离搬迁且迁移至开发区或大中城市的意愿并不强烈。根据调查结果,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区位因素(运费、技术成本、交易成本、集聚经济、劳动力、土地成本、资本因素、个人因素等),并揭示了导致该地区就地城镇化现象的微观机制,验证与完善了西方工业区位理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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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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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5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估算了1995—2015年中国地(市)间人口O-D迁移流和迁移率,结合GIS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了20年间中国人口迁移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国人口迁移由相对不活跃、局部地区参与的“低活性时代”,逐步走向相对活跃、绝大多数地区参与的“高活性时代”。② 人口迁移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化过程呈现出各活跃型地(市)不断扩散,而非活跃型地(市)大幅缩减的特点。③ 人口迁移网络以“胡焕庸线”为界,东、西两侧迁移流“东密西疏”且差异悬殊,这一空间格局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顽健性。④ 在人口省内迁移持续增强,以及跨省迁移中沿海三大城市群吸引力的“此消彼长”和西南地区吸引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东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迁移流场结构表现为:沿海地区主要城市群内部分化和影响范围减弱,中部地区(除湖北省)未能演化出以省为单元的独立社区,西部地区则是西北相对稳定而西南持续变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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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选取福厦泉城市群,构建融入-隔离对比的指标体系,探讨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但融入与隔离并存,且以融入为主。② 流动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流迁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制度政策和人口特征等因素综合影响:宏观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了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在流入地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确实有助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增强融入、减弱隔离,但基于流出地方向的土地预期收益、家庭困难及乡土依恋等主客观因素则增强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主观隔离、削弱了主观融入;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研究认为应促进流动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流动人口融入当前流入地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统筹考虑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双向影响,将流动人口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实现流动人口从主观“愿意”到客观“能够”的社会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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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福州市、厦门市、泉州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回归模型分析了在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水平显著提高的背景下,2012年及2016年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四年间流动人口总体定居意愿水平较为稳定,福厦泉三市定居意愿差异明显。流动人口长期化、家庭化流动程度对定居意愿影响显著,表现为在流入城市居住时间较长、携带家庭成员一起进行流动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流动人口的个人经济条件、住房情况、本次流动范围也与定居意愿显著相关。不同地区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拓展针对流动人口的经济保障政策、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对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