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空心化综合测度与分区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以土地资源粗放利用、人口过疏化、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空心化现象。论文基于农村土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子系统综合评价与层次逐级判断组合研究方法,综合评价了中国县域尺度的农村空心化程度,并进行了地域分区。研究表明:中国农村空心化地域分异特征明显,高值区集中于北方边境和东部沿海发达县域,两湖平原、中部传统农区空心化也较为突出;低值区集中在南疆地区、青藏高原、西南山区等落后山区。按照土地、人口、经济子系统的交互特征,可将全国划分为新疆经济平稳发展型空心化中低值区等10个农村空心化大区,以及北疆农村空心化出现区等47个亚区。研究结果可为有序、分区、分类推进中国农村空心化整治提供科学支撑。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特征

着眼于城乡发展转型中"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协同演化规律研究,以快速城乡转型发展的环渤海地区为典型案例区,通过构建县域层面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相关数据资料,对环渤海地区县域尺度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演化时空格局进行系统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环渤海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和协调度水平高于其他地区,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产业非农化之间转型联动一致性较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偏低,协调度呈现出低非农化转型水平的一致均衡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之间联动和传导作用较弱。2"人口—土地"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低于"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协调度,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同一致性失调。3伴随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度及协调度呈现为波状传递上升的演进时序变化特征,人口、土地、产业子系统之间联系程度和组织调控过程符合系统从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规律。4创新土地利用优化配置机制,创建土地基本制度、核心制度与保障制度相融合的多层次土地节约集约制度体系,完善基本供地机制、规划决策机制、市场配置机制、收益分配机制,是构建人口、土地、产业非农化转型耦合关联挂钩的核心途径。强化以人口、土地、产业联动三挂钩的土地利用优化配置的核心理论研究将是城乡发展转型地理学和土地资源管理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     

环渤海地区耕地复种指数时空变化遥感反演及影响因素探测

利用SPOTNDVI数据,对环渤海地区2000、2004、2008年耕地复种指数进行遥感反演。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因素进行定量探测。结果表明:①从南至北,复种指数从平原地区最高280%降至北部山区最低70%,呈现出一定南北递减的纬度地带性。丘陵、高原、山区的复种指数比同一纬度地区偏低40%~60%,表现出一定垂直地带性。②2000~2004年,平原传统农区的复种指数上升,高原、山区、丘陵地区局部出现下降;2004~2008年,下降区域的复种指数反弹上升,平原农区保持平稳。③粮食单产水平是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等对其变化起着一定影响。     

河南省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采用变异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地理加权回归(GWR)等方法,分析了欠发达农区河南省1991年、2000年和2010年县域城镇化的时空动态变化,并对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的城镇化初始呈低层次均衡,局部高值县区日趋集聚,总体差异程度减弱,城镇化率显著提高的县区主要分布在京广线以西,县区城镇化呈全局弱正自相关。分别采取OLS和GWR模型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和产业结构等方面的8个影响因子进行分析,OLS和GWR分析显示第一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所有县区城镇化为负效应,人口密度对所有县区为正效应,而GWR分析结果为变参数,因子的系数有正有负,表明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探讨

热带北界一直是中国综合自然区划研究中争议较大的问题之一,不同学者基于不同区划指标和方法等划定的中国热带北界界线差异较大。基于空间分异性的综合自然区划思想,依托最新的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地理探测器模型,以气候要素为主导指标,辅以土壤类型与作物熟制等,探讨中国陆地热带北界的界线。结果表明：① 依据地理探测器模型所确定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自西向东依次经过滇、桂、粤和闽的临沧、思茅、玉溪、个旧、百色、马山、贵港、梧州、肇庆、广州、惠州、河源、梅州、漳州、泉州和莆田等地附近,其与最冷月均温12 ℃等温线、赤红壤与红壤界线及双季稻或双季稻连作喜温旱作与单（双）季稻连作喜凉旱作的分界线等基本吻合;② 利用地理探测器确定的中国陆地热带北界新界线的各项指标决定力q值的均值为0.40,分异明显,满足层内同质性和层间异质性最大的区划原则,完全达到了热带与亚热带的区域空间异质性要求,其划分结果合理可信,表明地理探测器模型可为综合自然区划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撑。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贵州省粮食安全时空格局与预测

以大量的数据分析了贵州省1989～2005年的耕地、人口和粮食变化情况;利用粮食平衡系数进行测算分析,分析了1989～2005年贵州省9个地市的粮食盈缺情况和粮食安全空间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人口预测模型和时间序列平滑预测方法,预测贵州省各地市未来10 a的粮食安全状况.     

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演化及其优化重组

面向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村镇聚落体系重组是优化城乡地域空间结构重要基础。本文聚焦村镇聚落体系的等级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两方面,全面揭示1990—2020年广东省111个行政单元村镇聚落体系的演化过程和地域类型特征,并探讨其演化机制和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结果表明：(1)广东省村镇聚落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村镇聚落斑块呈现以各行政单元几何中心为核向心聚集分布特征。村镇聚落体系位序累积规模系数呈现西南高、东北低和沿海高、内陆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位序累积规模系数下降区域集中于珠江口东岸和粤东沿海地区,上升区域主要分布在珠江口西岸。(2)自然本底、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交通区位、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协同驱动村镇聚落体系的发展演变。处于城镇化成熟阶段的城区型村镇聚落体系规模小斑块数量少,逐渐消亡并融入城市;在城镇化、工业化和政策制度共同驱动下,近郊型村镇聚落经历了优胜劣汰并保持着稳定的数量与规模,城乡用地混杂发展使村镇空间组织日渐松散;远郊型村镇聚落在生产要素持续外流驱动下普遍呈现“空心化”,村民回乡建房和宅基地退出机制缺位等使其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空间分布愈加离心外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