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南京市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长距离、长时间通勤以及机动化通勤方式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论文基于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业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通勤模式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勤距离对机动车通勤模式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对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② 在心理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机动车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与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还存在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在身体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降低了就业者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概率,但增加了就业者选择机动车通勤模式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增加了就业者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健康行为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显著负相关,机动车通勤模式对睡眠时间产生负向间接影响,与是否做家务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散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③ 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因就业者社会经济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女性、年龄较大以及收入较低的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城市职住空间、减少通勤时耗,降低小汽车依赖、促进积极通勤来提高就业者身体活动量,并为特殊群体的通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     

建成环境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南京为例

网络购物的普及重塑了居民的购物行为模式。国外的相关研究多将购物行为看作一个整体,影响因素的研究中也缺乏系统的建成环境指标的分析。以南京为例,将购物过程分解后重组为8种购物模式。在区分商品类型的基础上,构建多元Logit模型探讨经济社会属性、购物态度、网络使用情况、居住地建成环境、通勤特征等对居民购物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上述变量均会影响购物行为;② 建成环境变量中,居住区位、交通便利性、购物便利性对居民购买搜索型和体验型商品均存在显著影响;③ 通勤距离对不同商品的购物行为影响差异较大;④ 创新扩散假设和效率假设同时存在。     

未来城市研究范式探讨 ——数据驱动亦或人本驱动

回顾传统城市研究范式,指出其“重宏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而轻微观居民个体需求分析”这一问题,在此基础上,综述了城市研究领域的大数据热潮,进而抛出“数据亦或人本驱动?”的争论;从大数据自身的缺陷、智慧社会的到来及未来城市发展维度3个方面分析未来城市研究数据和人本之间的关系,提出应遵循“人本驱动、数据支撑”的研究范式,扩展了“人本驱动”的内涵。最后,从城市居民生活（生活圈打造、社会网络构建、满足生命周期需求）、企业生产（人才流动网络构建、产业链打造、营销模式转变）、政府管治（数据共享与融合、社会服务供应、公众参与机制创新）3个方面提出了未来城市研究的新框架。     

广州市保障房住区居住环境品质及其制度影响因素研究

为应对住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严峻的住房担负问题,中央政府推行了大规模建设保障房的政策,但政策实施成效,特别是保障房住区的居住环境品质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于2015年对广州11处保障房住区居民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并基于与城市工作POI核密度的分析结果匹配发现,保障房住区在空间和社会双重孤立的区位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其不宜人的居住环境,难以与低收入居民的实际需求相匹配。既有的行政管理体制、政府职能部门间低效的沟通、不稳定的土地来源成为阻碍保障房供应和住区居住环境品质提升的重要制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