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综述

近十几年来，环境考古学在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回顾十几年来的研究实践可以发现，我国旧石器时代的环境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建，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传统分析阶段和多元分析阶段，现在试图进入综合研究阶段。而新石器和铜石并用阶段的环境考古工作，则集中于探讨考古文化的兴衰、更替、中断和转移的环境背景。实践证明，现阶段的环境考古学需要考古学和地学各分支学科之间的紧密结合，需要基础理论上的突破与研究方法上的改进。     

我国北方4kaB.P.前后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研究

史前异常洪水事件的初步调查表明,4kaB.P.前后是我国北方异常洪水多发的时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在这一时期普遍出现不同形式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异常洪水事件的出现与当时的降温事件有密切的关系,气候变冷引发的相对湿度加大和降雨量增多可能是造成这次异常洪水事件的主要原因.出现于华夏文明诞生前夕的史前异常洪水事件对华夏文明的演进势必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黄河上游的山间盆地和下游的黄淮海平原,异常洪水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导致这些地区早期文明的衰落;而位于我国地貌大势二级阶梯与一级阶梯之间的中原地区,尽管洪水也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并没有导致早期文明的衰落,恰恰相反,先民们利用有利的地貌条件,通过与洪水的争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华夏文明的诞生.     

地理空间数据库模型（Geodatabase）特点分析

Geodatabase是ESRI随着ArcGIS8而推出的一个新一代地理空间数据模型。本文介绍了Geodatabase的基本体系结构,并通过对Geodatabse的空间参考、表定义、拓扑关系等内容的分析,表明了Geodatabase数据模型的先进性。     

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定居与动物资源利用

定居是人类从高度移动的游猎生活发展到全年固定于一处居住的漫长过程。定居的发生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技术演化和文明起源具有深远影响,而定居的产生受到气候变化、人口增长、资源压力、技术革新等多种因素影响。青藏高原是研究人类适应和定居高寒缺氧极端环境的理想区域,对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的定居过程关注较多亦争议颇多。通过梳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遗传学等相关学科文献,发现目前对于史前人类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侧重于讨论低海拔人群或者农作物扩散的影响,对动物资源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则关注较少,定居高原的年代和驱动机制仍存在争议。遗址使用的季节性分析,是判断古人是否全年定居的关键。本文总结了如何利用青藏高原鱼类、鸟类和哺乳类等动物遗存因地制宜进行遗址季节性分析以及建立高原遗址动物资源利用时间表的方法。本文认为,开展史前人类在青藏高原定居与动物资源利用研究,首先,应全面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现生动物骨骼形态、全基因组和蛋白质组的数据库,为考古遗址动物遗存物种鉴定提供基础;其次,在物种鉴定的基础上,研究人—动物—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评估人类在遗址活动的季节性以及动物资源在人类定居青藏高原过程中的作用。     

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水稻扇形植硅体所反映的水稻驯化过程

对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山遗址出土的各类水稻遗存,其性质是野生、驯化或者是处于驯化过程中,一直争议颇多,这也导致了关于水稻驯化开始时间的争执。本文利用植硅体分析对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南区剖面距今10000年至历史时期的文化层堆积物进行了研究。通过对提取出的水稻扇形植硅体进行形态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的计数,结果发现,扇形植硅体的形态测量参数——长、宽和b/a值(扇形植硅体扇柄长度/扇面长度),在过去一万年间的变化呈无序状态;具有大于等于9个鱼鳞状纹饰的扇形植硅体,占扇形植硅体总量的比例越来越大,从上山文化早期的34.98%上升到河姆渡文化时期的44.68%,进而达到春秋战国时期的59.18%和唐宋时期的78.72%,反映了水稻漫长的驯化过程。通过与野生稻田扇形植硅体的对比,我们认为,上山文化时期水稻驯化已经开始;通过与现代稻田扇形植硅体的对比,我们认为,唐宋时期水稻扇形植硅体特征已与现代种植水稻扇形植硅体相同。     

成都平原农田区土壤重金属元素环境基准值初步研究

土壤重金属污染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发展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制定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环境基准值对控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及保护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成都平原农田区为例,以保护地下水安全为目的,以室内模拟淋溶实验为手段,尝试性地计算了研究区不同类型土壤重金属元素的环境基准值。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土壤各元素在土壤—水间的分配系数差异较大;(2)不同类型土壤Hg和Cd环境基准值差异不大,Hg环境基准值平均为0.3μg/g,Cd的变化范围为0.3～0.5μg/g;As和Pb环境基准值差异较大,As的变化范围为18～24μg/g;Pb的变化范围为24～41μg/g;(3)研究区土壤基本处于保护饮用水的安全范围之内,但黄壤中Pb、紫色土中Cd和Pb、棕壤中Hg和Pb具有潜在的影响地下水安全的生态风险。这对研究区进行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国北方现代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淀粉粒形态数据分析

对来自中国北方不同区域的9个粟（Setaria italica）样品及其野生祖本青狗尾草（Setaria viridis）的7个样品,9个黍（Panicum miliaceum）样品及其近缘野生种糠稷（Panicum bisulcatum）和野黍（Eriochloa villosa）样本各 1个,共27个样品进行了淀粉粒分析。针对每个样品,统计100～200颗淀粉粒粒径数据,100颗形态特征数据,在此基础上初步明确了5种植物淀粉粒如下判别特征: 1）5种淀粉粒中,除野黍淀粉粒为小粒径（X=4.8±0.8μm）的椭球形和球形外,其余4种淀粉粒都以多面体为主,球形或近球形为辅,脐点居中开放,黍、粟、青狗尾草和糠稷淀粉的平均粒径分别为X=7.3±1.4μm,X=9.9±2.3μm,X=7.7±1.4μm和X=6.9±1.2μm。2）粒径大于12μm的淀粉粒一般不是黍的淀粉粒。3）粒径大于14μm的淀粉粒99.9％来自粟。3）粒径小于11μm的淀粉粒,如果超过40％的淀粉粒表面无裂隙,极有可能为黍属的淀粉粒;  如果有超过30％的淀粉粒表面具有裂隙,则非常有可能来自狗尾草属。4）近乎45％的粟淀粉粒粒径处于11～14μm,而只有约4％的青狗尾草淀粉粒粒径位于这一区间。如果粒径在11～14μm的淀粉粒含量超过获得淀粉粒总量的4％,则其中很可能包含有粟的淀粉粒。以上标准在鉴定时还需要综合考虑。高粱（Sorghum bicolor）与薏米（Coix chinensis）在粒径和形态上与狗尾草属和黍属有部分重合,但大部分高粱的淀粉粒具有层纹,薏米则有30％的粒径大于14μm,与粟只有5％的淀粉粒位于这一粒径范围有很大的区别。通过研究发现,在现阶段,典型黍亚科（Panicoideae）种类淀粉形态在统计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但仅依靠少量颗粒特征进行区分是困难的,如何把现代淀粉特征准确应用到考古样品的鉴定中,还有待更多的淀粉埋藏学研究。目前,针对粟、黍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鉴别,植硅体分析的效果明显好于淀粉粒分析。     

重金属元素Cd在水稻土剖面中的分配系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四川省成都平原区为例

以四川省成都平原区农田生态系统水稻土剖面为例,探讨了Cd分配系数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Cd分配系数(Kd)在污染土壤环境和本底土壤环境中是不同的,在剖面PM 3、PM 6和PM 8剖面中污染环境中分配系数(Kd)大于本底环境中的分配系数,而在剖面PM 7中,本底环境中的分配系数(Kd)大于污染环境中的值。在污染环境Cd分配系数受土壤pH值、交换性Mg和铁硅氧化物的影响比较大,而在非污染环境中分配系数受到土壤可溶性Al、Cd全量和铁锰铝氧化物的影响较大。这些土壤的物化性质对分配系数造成影响,使得土壤滤渣和土壤原土中Cd形态含量存在差异。     

黄土研究与旧石器考古

第四纪科学与旧石器考古学关系非常密切。在中国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很多遗迹都出现在黄土分布区。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开始阶段,黄土研究与旧石器考古研究联系紧密,共同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黄土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新的突破。怎样将已有的黄土研究成果为旧石器考古所用?文章通过对河南织机洞和内蒙古大窑两个旧石器考古地点的案例分析,讨论怎样利用黄土研究的最新成果确定旧石器考古遗址地层层位及年代问题;建议旧石器考古学家应该密切关注第四纪科学的发展,并提倡旧石器考古与地学学科更高层次的交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