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Theil指数的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时空差异研究

运用Theil指数定量评价了1990-2009年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时空尺度上的市际、地带间和地带内差异变化状况,其结论如下:(1)在时间尺度上,广东入境旅游经济市际差异Tp、地带内差异Twr演变呈逐渐收敛趋同的阶梯状下降趋势;珠三角地带间及地带内差异也呈阶梯状下降,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及地带内演变趋势不明显.(2)在空间尺度上,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性,市际差异Tp主要来源于地带内差异Twr的贡献,尤其是珠三角地带内差异的贡献;珠三角与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差异较大,而东翼、西翼、山区地带间差异很小,地带间差异Tbr指数珠三角＞东翼＞山区＞西翼.引入区域分离Separation(缩写为SEP)指数来定量比较广东省四大地带入境旅游经济分离收敛的空间变化规律,并对广东省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效应分析

以广东省21地市为基本研究对象,运用区位商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及回归分析等方法对1999~2014年广东省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差异与效应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性,且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市则反之;(2)广东省山区地市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要高于珠三角地市,珠三角地市高于西翼地市,西翼地市高于东翼地市;(3)根据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可将广东省21地市分成4类;(4)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对整个广东省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地市特别是山区地市的旅游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非常明显。     

欠发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思维——以广东省东源县为例

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以环境为代价,取得了经济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应避免重蹈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探索出一条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发展的道路。以地处广东省北部山区的东源县为例,针对资源环境优势,提出东源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环境优势,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建设之中,抓好绿色产品开发,加快以生态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专业镇带动农业产业化,并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措施。     

中欧的区域规划:奥地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瑞士

区域问题中欧四国和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存在着一系列区域方面的问题。这四个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是都存在着低收入的边远农业地区的问题。例如,奥地利的东部与高山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北部土地贫瘠地区和实际上遍及全国的丘陵地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及瑞士的丘陵与山区。这些地区一般的都是地广人稀的。     

区域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理论解释与实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由耕地利用类型结构、投入结构和种植结构决定的区域耕地利用功能究竟如何转型,至今悬而未决。通过分析诱致性生产替代与3种结构演变的内在联系,构建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综合解释框架及量化方法,选取广东省为典型地区,研究区域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耕地利用功能处于从经济社会型转向生态经济型转型的过渡期,但区域差异明显。其中,珠江三角洲耕地利用功能实现了从经济社会型向生态经济型的转型,东翼、西翼、山区实现了从社会生态型向经济社会型的转型;② 广东省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人文驱动机理表现为,经济—社会和社会—体制两方面的驱动力沿“城镇化发展—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诱致性生产替代—耕地利用结构演变—耕地利用功能形态转变”的级联驱动效应;③ 耕地利用结构演变分析是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研究的有效视角。随着经济社会从初级发展阶段经历中高级到高级阶段,在诱致性生产替代作用下,耕地利用类型结构、投入结构和种植结构演变将决定耕地利用功能从社会生态型向经济社会型、生态经济型转型;④ 对土地利用转型中“型”的内涵做出了新的阐释。在诱致性生产替代理论认知基础上,对耕地利用功能“型”之转变的深层机理进行了新的探索。这对缩小学术界与公众、决策层在耕地利用转型方面的认知鸿沟,以及推动土地利用转型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提出了中国“旱改水”及耕地利用功能转型的社会生态效应管控建议。     

广东山区现代化发展水平评析及制约因素辨识--以梅州市为例

定量评价梅州市现代化水平现状,并与广东省平均水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辨识梅州市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加快山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途径。     

广东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差异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备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困扰,珠江三角洲与粤东、粤西、粤北山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的差异。该文利用泰尔指数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并将其分解为珠江三角洲内部经济差异、粤东内部经济差异、粤西内部经济差异、粤北山区内部经济差异以及四区域间经济差异;在此基础上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广东省经济增长与区域内、区域间差异的关系,结果表明,珠三角内部及广东省四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对广东省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用。     

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及主导类型划定

乡村发展水平测度是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编制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在构建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从县域层面测度并划定福建省乡村发展水平的基本特征及主导类型。结果表明:1福建省乡村发展增长趋势显著,闽南地区、北部地区、闽西小部分地区具有较明显的区域特色,不同区域在不同时期内乡村发展水平具有波动性;2福建省乡村发展受地理、资源、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痕迹明显,特色农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及新农村建设等是主要驱动因素;3将福建省乡村发展类型划分为工商业导向型(Ⅰ)、农工业导向型(Ⅱ)、农工商导向型(Ⅲ)、农业主导型(Ⅳ)4个基本类型。针对不同类型区的优势、潜力和限制因素进行政策导向分析与对策建议。     

环渤海地区耕地复种指数时空变化遥感反演及影响因素探测

利用SPOTNDVI数据,对环渤海地区2000、2004、2008年耕地复种指数进行遥感反演。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因素进行定量探测。结果表明:①从南至北,复种指数从平原地区最高280%降至北部山区最低70%,呈现出一定南北递减的纬度地带性。丘陵、高原、山区的复种指数比同一纬度地区偏低40%~60%,表现出一定垂直地带性。②2000~2004年,平原传统农区的复种指数上升,高原、山区、丘陵地区局部出现下降;2004~2008年,下降区域的复种指数反弹上升,平原农区保持平稳。③粮食单产水平是影响复种指数动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均耕地面积、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现代化水平、区位条件等因素等对其变化起着一定影响。     

城市型政区建置历史地理基础及其效应分析——以广东省江门市为例

在以近代产业和公民思想的区域集聚为特征的城市型政区理论诠释基础上,阐述1925年广东省江门设市的历史地理基础,包括明清以来潭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活跃,海关设置、铁路兴修、侨资投入,近代产业兴起等,由此改变近代广东政治地图,并产生强化江门城市近代治理形式,采用西式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形成经济生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等多种效应,是近现代广东政区建置史上一件盛事.     

乡村旅游、贝叶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西双版纳傣族村寨为例

乡村旅游是近年来在中国逐渐兴起的一种新的旅游形式,它满足了城市居民渴望“回归自然”、享受“返璞归真”的追求,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历史任务。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标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开发乡村旅游的硬件条件具有很高的重合度,而根植于西双版纳村寨的贝叶文化是一种良好的乡村旅游资源。因此,在版纳村寨开发乡村旅游是一项很好的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此举是促进西双版纳村寨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     

京郊新农村建设人居环境质量综合评价

农村人居环境是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标志,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可以促进农村居住环境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对北京市首批市级新农村规划建设试点村的问卷调查,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探讨新农村建设以来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要素特征、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研究表明:相比新农村建设前,京郊农村人居环境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较大改善;京郊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地域特征显著,近郊平原区优于其他地域类型;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协调水平对村民形成人居环境整体印象最为重要,收入状况、村内道路质量、垃圾处理设施、卫生所等因素对人居环境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和建设力度、建立设施的长效管护机制、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京郊农村人居环境优化的关键环节。     

建设新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初探

如何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应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乡村发展也是城镇化的内容。从中国的实情出发，要重新认识“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的模型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区别，但不存在严重的资金竞争，并且在服务对象、功能、产业结构方面是互补的，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是并行不悖的，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共同发展。     

苏南地区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以苏州市为例

苏南模式是以乡镇企业兴起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农村区域发展的成功典型,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巨大成就。深入分析苏南模式演进中农村发展历程和特征,对于认识农村区域发展规律,探讨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苏州市为例,深入分析了苏州农村发展进程及其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978-2006年,苏州市GDP呈指数增长,年均递增14.4%,第一产业比重由28.1%降为1.9%,第三产业比重由16.2%升为32.7%,农村农业劳动力比重由75.5%降为16.8%,城乡收入比由1.27扩大到2.0(但远小于全国平均值);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和非农就业人口增加,极大地推动了苏州农村城镇化进程。1989-2006年的17年间,苏州市城镇用地增加了4.7倍;工业化、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和制度创新,构成苏州市农村发展的四大主导驱动力。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空心村土地整治潜力调查与评价技术方法——以山东省禹城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农村土地整治,已由单纯的学术性研究逐渐上升为拉动内需、推动新农村建设、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开展空心村用地整治潜力的调查与评价是实行空心村整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以山东省禹城市徐集等13个典型村为例,综合集成地理学、信息科学、土地科学等多学科的优势与技术手段,深入开展了典型空心村选取、村庄尺度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体系构建、宅基地利用属性调查表设计、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分辨率0.25 m)使用与解译、空心村整治潜力类型及其测算方法等研究,逐层递进地构建了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成套技术方法.实现了对传统土地利用研究的有益创新,有据可依,步骤清晰,成果明确,简单易行,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结果符合山东省禹城市的实际状况,取得了良好应用效果.研究成果可为开展我国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的调查与评价提供技术方法支持.     

中国典型农区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空心村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期出现的一种乡村地域系统退化性演变的结果,造成了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空心村现状调查、潜力评价和整治模式研究,对优化城乡土地资源配置、促进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山东省禹城市为例,基于48 个典型村庄、401 份农村空心化与空心村整治意愿的农户问卷调查,重点开展了空心村整治模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村庄普遍存在村庄规模小、布局散,宅基地闲置多,村庄建设规划缺乏,公共服务设施短缺等问题;农民对空心村整治的意愿强烈,87.0%的农户对推进空心村整治与中心村建设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围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推动农村空间重构、资源整合、集约用地的指导思想,将国家战略同农民意愿有机结合,提出了城镇化引领型、中心村整合型和村内集约型等空心村综合整治模式。     

广东交通建设占用耕地的特征及其趋势预测

1990～2000年是广东省交通建设大发展时期和耕地减少的高峰期。通过对这一时段的分析,发现交通建设占用耕地已成为广东省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主要成分和耕地减少的一大因素。在空间分布特征上,利用土地扩展集中指数和扩展强度两个指标进行计算分析,结果是广东省交通占用耕地分布区域不均匀,扩展区域主要集中于清远、广州等市;而占用最为严重的地区是深圳和汕头两市。根据广东交通发展的需要,预测到2030年,全省由于交通建设还需占用土地118295.26hm2。     

基于SWOT分析的广州大学城可持续发展研究

采用SWOT框架分析认为,如何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提高大学城的核心竞争力,打造强大的广东省高等教育产业体系,是广州大学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对此提出,用科学的人力资源观拓展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思路,优化高校进城模式,培育高校根植性,调整广东高等教育产业结构等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