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结构识别及影响机理研究

以全国1 057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对象,探究民族村寨空间结构及相关影响机理。研究表明： 民族村寨空间分布上呈凝聚型分布,且空间分异较为明显;核密度格局以湘黔桂交界为单核集聚中心的等级分布特征,呈“山”字形坐落态势; 民族村寨系统分形特征显著,自组织演化中围绕武夷山、峨眉山、长白山等不同山脉地带展开,分形结构复杂;民族村寨正空间相关,冷热点区呈东西两极分化现象;地形起伏及地貌多样的中高海拔山地、主要水系及河流上游等是民族村寨内生发展基础;距离中心城市较远、高素质高技能专业人才、民族文化及民族分布等促进了民族村寨的留存和发展。     

旅游景区商业化层级结构研究:要素识别与矢量测度

旅游景区商业化现象已经成为影响游客满意度及景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置变量,进一步厘清民族村寨、历史文化城镇景区商业化现象的系统结构、功能与影响机理,有助于对景区商业化现象进行合理的引导及控制。以贵州雷山西江苗寨为例,通过德尔菲调查法对旅游商业化结构系统的驱动要素进行识别,运用集成DEMATEL的解释结构模型方法对旅游商业化影响要素间的层级结构、有向作用强度及身份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景区商业化系统分为7个层级,涉及商业、社会、环境、管理及旅游产品5个类别的18个构成要素,各要素间表现为非平衡的作用关系。最后提出民族村寨、历史文化城镇景区旅游商业化控制的建议。     

少数民族村寨过度商业化个案研究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案例,基于“刺激―机体―反应”分析范式的M-R理论模型,提出影响个体游客商业化感知的外部环境因素和概念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影响游客商业化感知的先决变量及各变量间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旅游空间环境、居民社会形态与旅游产品附属对游客商业化感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作用,其中,旅游商业环境通过旅游空间环境间接对游客商业化感知产生正向影响作用。在实证分析基础上,从景区管理层面的商业化“刺激―反应”演变过程探讨其驱动机制及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认为产权配置不合理及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是民族村寨类景区过度商业化的根本原因,最后提出调控景区商业化的建议。     

民族旅游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及机理——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民族文化补偿是以保护民族文化、促进民族文化有效传承与创新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民族文化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而居民认知则是民族文化补偿机制构建的重要依据和实施的关键因素。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依据与村寨民族文化的关系将受访居民分为局内人与局外人,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获取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民族文化补偿认知信息,进而探究居民民族文化补偿认知在不同区域间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村寨中,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完全遵从"核心—边缘"规律;村寨居民文化补偿认知的空间分异是文化距离、利益关系、旅游干扰强度和传统价值观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研究结论对民族旅游村寨的民族文化传承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喀斯特高原峡谷区少数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以贵州省威宁县为例

民族村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基础社区单元,其空间分布格局受自然、人文等诸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民族村寨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村寨保护及区域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以威宁县统计资料和野外调查数据为基础,以当地133个民族村寨点为研究对象,基于Arc GIS 10. 2平台,运用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聚类分析方法,综合分析威宁县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威宁县民族村寨呈现出"中部、西北部和东南部密集,东北部稀疏"的分布格局,在不同地貌区的分布表现为高中山区最多,高原面区次之,中中山河谷区最少的特征;(2)民族村寨的空间分布是海拔、地形起伏、坡度、坡向与水系等自然因素和历史文化、交通发展等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3)对地形、水源及道路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上述因素对民族村寨空间分布的影响程度不同,分别为:地形水源道路。研究结果可为威宁县及类似地区的民族村寨空间格局优化、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少数民族村寨社区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例

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以贵州西江千户苗寨为样本地,借鉴雅克松关于旅游者空间划分的标准,将样本地划分为核心区、过渡区和外围区,分别发放居民对旅游增权感知的调查问卷,以此进行民族村寨旅游地社区增权的空间分异研究,并对其空间分异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分析.研究表明:社区增权在旅游目的地的空间不平衡是社区参与旅游机会差异的表征,不同...     

多元权力主体实践下民族村寨的旅游空间再生产——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以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采用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结合的方法,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意义空间3个维度审视多元权力主体的“物质－关系－情感”联结以及与旅游发展的自洽性。结果表明：1）物理空间在权力主体的更迭下得以重新规划,有助于劳动力的回流。村寨的原真性在规制的约束下得以维护,但建构的景观符号是对民族村寨的错位表达。2）对于社会空间中的冲突,当地居民采取退让不退出的策略与管理者达成空间错时使用与管理默契。威权人物寨老成为消解分歧、推动社会关系巩固与凝聚的代表。对游客及外来经营户的让渡与周全,体现了当地居民开放包容的待客之道与处事哲学。3）意义空间通过当地居民对节事、文化的情感注入,对文化惯习的传承、对乡约的承继、对怀旧物的回忆与想象得以再生产。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的民族村寨而言,多元权力主体会基于利益的共同性与社会关系的粘连性考虑,做出符合当地旅游发展与自身容纳限度的调适与让步,来适应旅游发展带来的空间变化。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     

路径依赖视角下他组织参与民族经济发展的路径创造——基于贵州郎德上寨旅游扶贫个案

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是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为了探析路径依赖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以贵州郎德上寨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分析该村寨非正式制度特征及他组织演化,提出了他组织参与村寨旅游发展的路径构想。结果表明:郎德上寨旅游发展模式深受历史制度的影响。安全与团结、公平与效率等因素是该村寨旅游社区管理的优先考虑因素,但这也导致村寨经济陷入路径锁定。非正式制度路径依赖影响下,当地村民与他组织在共同经营村寨旅游时产生了分歧。他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旅游扶贫时,应重视构建与自组织之间的"竞争-协同"机制,这是提升当地村民对政府旅游扶贫认同度及村寨旅游发展效率的可行路径。     

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4种村落的考察

以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旅游重点村和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典型村落整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传统村落高密度区分布于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南-闽北、晋东南一带,核心区呈“品”字形格局;民族村寨高密度区位于湘桂黔交汇处,由西南向西北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旅游重点村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为双核心向西辐射到青甘、川滇一带;森林乡村则以北京以及浙江与安徽交界处为双核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3)影响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地形地貌、水文、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生态环境等。全国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能为全国典型村落的开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空间生产视角下的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与机制——以黄山市卖花渔村为例

基于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视角,以黄山市歙县卖花渔村为例,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制度空间3个维度分析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改革开放以来卖花渔村空间转型经历了内生性缓慢转型发展、外源性空间快速扩展、有序化空间品质提升3个阶段。2）随着盆景产业复兴和乡村旅游业兴起,传统村落物质空间分化重塑、社会空间解体重构、制度空间日趋完善,呈现出空间功能复合化、社会关系开放化、空间主体多元化的空间转型特征。3）在社会关系变迁、资本投入、权力干预等共同作用下,社会空间、物质空间及制度空间互动演进,共同推动了传统村落空间转型过程。     

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已公布的4批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数据为基础，通过最邻近指数、基于Riple’s函数的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核密度分析和叠置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广州市美丽乡村的发展现状、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自2013年起，广州市美丽乡村数量逐年递增且增长率呈现上升趋势；2）广州市美丽乡村空间分布呈明显的集聚型分布；3）Ripley’s函数分析表明美丽乡村要素点空间分布格局随距离变化略有不同，在0.14 km处集聚强度达到最大；4）核密度分析显示美丽乡村高密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广州南部和西北部，包括番禺－南沙1个热点主核心区和从化、花都－白云2个热点副核心区，密度分布呈现多核心不均衡特点；5）乡村的地形水文、人文历史、交通区位和政策规划为美丽乡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政策规划因素对“美丽乡村群”空间格局的形成起决定性影响。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反映出广州市美丽乡村规划建设初见成效，并逐步形成以热点核心区为基础的“美丽乡村群”。最后，在乡村选点、空间优化、价值提升以及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若干建议。     

-过去25年旅游村落社会空间的微尺度重构——河北野三坡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社会空间重构是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采取参与性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苟各庄村为例,研究了旅游乡村聚落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经过25年发展,苟各庄村在旅游驱动下发生了剧烈社会重构和“空间极化”,逐渐从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乡土社会”聚落演变成为一个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旅游服务型社区。具体表现为：村落社会物质空间中,家庭私人空间逐渐减少,服务与旅游业的半私人和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增加;在居住模式上,传统封闭式山地四合院逐步消失演变为开敞式多层楼房;在人口结构上,大量外来者,包括旅游者、外来务工者和投资者的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关系结构,并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极化”特征;人均收入差距加大,促进了村落社会阶层的形成与分化。其中,旅游业产业快速增长和外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是其主要外部动力,而村落“微区位因素影响”,如住宅与内部道路交通、景观环境（河流与噪声）等,则通过累积被不断“强化”和“固化”,成为加速村落社会“空间极化”的核心动力。与社会空间重构相适应,建设新型社区组织管理服务模式,规范产业发展组织方式,重塑社区文化,对于保持旅游村落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与话语权力：基于文本话语的分析

基于社会空间思想与话语权力理论,研究了传统村落空间的表征及其干预实践的逻辑。结果发现：全球现代化与中国城乡实践导致的村落存续危机,构成了传统村落空间话语形成的条件与基础;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乡村旅游等构成当代中国社会关于传统村落空间的社会表征;作为专家、学者与政府合力建构的结果,“传统村落”蕴含着现代社会秩序与发展逻辑,规约着村落实践;政治与资本主体主导着传统村落空间实践观念与制度设计进而介入实践过程,以实现其空间治理与资本增值的目的。     

句法视角下广州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认知研究

本研究在句法视角下,选择广州小洲村为案例地,以轴线图结合意象图的分析方法,探讨村落空间形态与不同使用者空间认知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① 空间组构中具有高数值的某些变量,可被认为是地标性的显著空间元素,在使用者认知图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连续性极大地影响了空间认知;② 不同使用者的空间认知模式存在差异,本地居民能够更加容易认知村落深层次的空间格局;③ 城市化改变了传统村落具有的防御性及内聚性的原本形态特征,空间集聚中心由内部转向边缘,这是导致本地居民与其他使用者认知差异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为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与规划提供了重要启示,也是一种以新方法研究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及空间认知的尝试.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双重压力。以湘北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探索了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一般态势和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从功能转型来看,张谷英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功能向现代生活功能的转变、农业功能向旅游业功能的转变以及传统空间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 ;从空间发展来看,张谷英村空间结构经历了空间缓慢发育、空间快速扩展和空间有序跃升3个阶段;从适应性来看,张谷英村正面临着村落文化冲突显性化、聚落空间结构空心化、道路结构系统衰退化以及村落土地利用粗放化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对策来看,构建了集视角层、功能层、规划层和目标层于一体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调控机制。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