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地形梯度效应与影响因素

生境质量是关乎人类福祉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以及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20年3期土地利用数据,综合应用InVEST模型、地形位指数、地理探测器及空间统计分析等方法,对渭河流域生境质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地形梯度效应与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20年渭河流域生境质量指数呈逐年增加态势,由0.607增长至0.624,增长幅度为2.463%,空间上呈现出两极化分布格局,低等和高等生境质量面积持续增加,而中等和良好生境质量面积有所下降。（2）渭河流域生境质量空间分布受地形因素影响较大,具有显著的地形梯度效应,低等生境质量在低地形梯度上分布广泛,分布指数最高,而高等生境质量在高地形梯度上占据主导优势。（3）土地利用类型是渭河流域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任意2个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均大于单个驱动因子的作用,土地利用类型与降雨量、气温、海拔、归一化植被指数的交互决定力均大于0.6。研究结果可为渭河流域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与决策支持。     

黄河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区域,探究该流域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特征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运用InVEST模型评估黄河流域2000—2018年生境质量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其时空变化及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单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方法分析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8年,黄河流域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为0.631,整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0.16%,在空间上表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生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高度正相关特征,表现为生境质量相似值在空间上集聚,生境质量低值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下游、关中平原以及汾河谷地区,生境质量高值区域集中在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覆被是生境质量空间分异最重要的驱动因子,q值为0.5560,而且任何两种驱动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个驱动因子的作用,土地利用/覆被与气温、海拔、降雨量、坡度以及NDVI的交互因子均大于0.5。     

基于InVEST模型的兰州地区生境质量评价

分析不同时期城市的生境质量变化,研究城市土地利用方式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以兰州地区为例,采用InVEST模型测评其生境质量和生境稀缺性。结果表明：2000—2015年,研究区域边界生境存在退化迹象,生境质量分布呈现与土地利用类型格局相似的集聚特征,区域总体生境质量稳定,变化频繁且生境类型稀缺的区块主要表现在草地。     

基于土地利用格局重建的区域生境质量时空变化分析

区域生境质量决定了区域内生物多样性状况,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生态系统健康程度的重要体现,生境质量变化研究对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重建区域生境质量空间格局可以还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本底,为揭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演变规律提供科学支撑。选取高程、坡度、坡向、GDP、人口、温度、降雨量、河流距离、城市距离和海岸线距离10个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子,构建CA-Markov模型参数,模拟得到历史土地利用空间数据。在此基础上,运用InVEST模型重建泛长三角地区生境质量空间格局,并对计算得到的生境退化度指数和生境质量指数进行等级划分与统计分析。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模拟精度验证结果显示Kappa系数为0.88,土地利用空间格局重建方法可行,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展生境质量模拟研究。② 泛长三角地区1975—2010年生境退化度逐期上升,生境退化等级在空间分布上呈圈层递变分布规律。生境质量则表现为逐期下降,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山区,低值区大部分位于建成区;1975—2010年期间,低值区逐渐向周边高值区域演变,生境高值区域趋于破碎化。③ 1975—2010年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表明：生境质量差等级区域,其生境难以修复,维持原状居多;生境质量较差等级区域易继续恶化,且易发生在建成区周边区域,占比为研究区总面积的6.40%;生境等级为良好和优等的区域,其生境等级易转换为差等和较差等级,使得该区域的生境破碎化,该类型的面积占比为研究区总面积的5.68%。④ 1975—2010年期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显著,对生境质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研究区生境质量逐期变差,其生境质量等级位于较差及以下区域面积占比均达到了60%以上,建设用地为生境质量最大的威胁因子。     

成渝城市群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

为深入探讨区域网络关注现状,以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的抖音粉丝量为测度指标,采用空间关联、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城市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异格局,运用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空间分异格局看,整体城市网络关注度分布不均衡,呈现出双核结构凸显、中部地区塌陷的特征;关注度层级划分较为清晰,呈上下对称分布;(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LL区在西南部连绵分布,显著LH区围绕成都和重庆分布,人均水平的高值区为连接成都和重庆的资阳;(3)从空间集聚格局看,关注度总值和平均值的空间格局与分异格局类似,人均水平的空间结构为“核心-外围”结构;(4)从影响因素看,网络关注度与经济、网络、交通发达程度、城镇化进程、人口构成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作用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可为促进成渝地区城市活力、虚拟经济的提升提供科学参考。     

中国淡水渔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机理

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变差函数等方法,探究1980—2016年中国淡水渔业格局演化的特征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1)中国淡水渔业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特征,分布始终呈东北—西南格局,重心一直落在长江中游的鄂东地区;热点区由"四峰并峙"变为"三足鼎立"格局,次热点区向西南演替,次冷点区在局部日益聚集,冷点区主要在西部连片分布。(2)中国淡水渔业不均衡格局的连续性和空间自组织性较强,由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结构化分异愈发显著。(3)中国淡水渔业格局的演化受宜渔资源、生态环境、地形地貌、水产品消费需求、技术水平、企业集聚、水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渔业经营管理制度、重大工程项目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长沙都市区生境质量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

生境质量是评价生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掌握其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规律,有助于提升都市区城乡规划质量和生态管控的合理性。本文在运用InVEST模型对长沙都市区1995-2015年生境质量时空演化的基本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缓冲区由内向外逐层剖析,探讨长沙都市区近20年来城市扩张格局及其对生境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长沙都市区建设用地面积从170.26 km²增至487.19 km²;三环线以内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从三环线起向外扩张逐渐放缓;②生境质量中等及以上的区域占比从1995年的43.49%下降到2015年的27.22%,生境质量平均值则相应地从0.46下降到0.31,且退化最明显的区域从核心外围区(5-10号缓冲区)外移到三环线附近(10-15号缓冲区);③各圈层建设用地扩张强度与生境质量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生境质量变化对城市扩张响应最强烈的区域始终位于核心外围区;④建设用地空间布局零散和几何形态不规则程度的增加加剧了生境质量的退化,并在三环线附近区域(10-15号缓冲区)表现最为明显,应成为未来长沙都市区城乡规划和生态管控的重点区域。     

滇东南喀斯特山区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及功能分区

明晰生态系统服务时空格局,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将有助于实现土地资源精细化管理。本文以滇东南喀斯特山区典型区域文山市为例,分析2000—2017年食物供给、产水量、植被净初级生产力、土壤保持、生境质量和旅游文化6项生态系统服务的时空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运用K-means聚类法识别生态系统服务簇,划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区,并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措施。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间,除生境质量服务下降外,文山市其他5项服务均呈上升趋势。② 空间分布上,文山市6项生态系统服务高值区集中分布在西部和南部,低值区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中部;6项服务的冷热点区域空间分布有差异,但整体上具有重叠性。除旅游文化服务的热点和冷点区分布面积占比分别为2.56%和0以外,其他5项服务的冷热点区面积占比均在21%~32%;能够同时提供3项及以上高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区域较少,85.50%的区域只能同时提供2项及以下高值服务功能。③ 根据服务簇聚类结果,文山市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过渡区、农业主产区和人类生产生活区4类功能区,针对各分区提出差异化生态管控建议。研究结果可为喀斯特山区城市资源利用和国土空间管控提供参考。     

自然地理格局对区域 发展时空分异影响的评价方法

采用以偏确定性系数来表征自然地理本底条件及其空间分布格局(亦即自然地理格局)对区域发展时空分异的"边际贡献率",初步构建了一种定量分析自然地理格局对区域发展时空分异影响的评价方法,阐述了建立这种方法所要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以及实现这一方法的具体步骤,并以我国近50年来GDP总量、人均GDP、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二产业产值的时空分布为研究对象,初步分析自然地理格局对我国区域发展时空分异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边际贡献率"能够定量表征自然地理格局对区域发展时空分异的影响程度及其变化,可以作为评价自然地理格局对区域发展时空分异影响的有效工具,量化与反演区域发展时空分异的驱动机制。     

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时空变化特征及空间效应

基于1995—2020年多源空间数据,通过InVEST模型与人类足迹指数法,探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境质量与人类活动时空分布特征,进一步采用双变量局部自相关与空间杜宾模型测度两者空间依赖性与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25 a间研究区生境质量逐年下降,总体上呈“西部由南向北递减、东部交错分布”的格局。（2）25 a间人类活动强度与广度均不断加深,高低值分布以“胡焕庸线”为界。（3）人类活动与生境质量有明显的空间依赖性,LISA聚类图表明高-高、高-低、低-高集聚类型下生态区数量分别为15、5、5,无低-低集聚区。（4）不同自然-社会背景下,典型人类活动对生境质量影响的空间效应方向不同,但都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高-高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总效应为正,贡献度以人口分布为主;高-低集聚区内人口与GDP分布仍以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但GDP贡献最高;低-高集聚区人口分布影响效应为负,GDP仍是以高贡献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为主;无论何种集聚区,交通道路都是以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为主。较科学地评估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发展现状,丰富了研究的方法与思路;数理分析基础上的...     

三大自然区过渡带生境质量时空差异及形成机制——以榆中县为例

以地处三大自然区过渡地带的榆中县为案例,分析了1995-2015年县域及内部分区生境质量演变的时空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并探索了生境质量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结果表明：① 全县生境质量变化保持稳定并略有提升,县域内部生境质量变化呈现出由南向北递减的三级梯度特征;② 全县生境质量的地带间与地带内差异均趋于缩小,北部黄土高原区持续加大,中部平原区连续下降,南部山区则先缩小后增大;③ 全县及县域内部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因为地理尺度的差异而不同。自然环境变量对生境质量变化发挥着基础和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经济变量呈现出减小的态势,而政策调控变量对生境质量的影响则越来越大,各因子间的协同增强效应推动了生境质量的变化。     

我国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的研究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始终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选取2010年、2018年为时间节点,应用变异系数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我国33个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区域旅游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总体上,旅游资源、交通条件与接待设施显著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分异,首位影响因素由旅游资源转变为交通条件;交互探测显示优质的空气环境、完善的交通条件与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旅游经济发展。(3)专业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与政府调控的依赖显著提高;半专业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主要驱动要素由区域经济转变为旅游资源、接待设施及交通条件为代表的旅游业基础要素;综合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受创新能力、经济基础、政策支持的影响增强。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的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空间破碎化是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亟待深化的重要课题。从形态、联系以及功能3个维度构建城市空间破碎化测度指标,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探讨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的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① 城市空间破碎化可从形态分割、联系阻隔、功能失序三方面进行测度,形态分割可用平均地块面积指数表征,联系阻隔可用平均阻抗指数刻画,功能失序可用功能多样指数、邻接冲突指数来反映;②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呈现圈层式分异为主、扇形扩展分异为辅的格局特征,低破碎化区主要分布在城市核心区,高破碎化区沿着特定的扇面向外围扩展,且主要分布在大型封闭社区、工业园区、山地绿地及大型站场等区域;③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海拔、坡度等自然因素是基础因素,土地价格、人口密度、设施投入是主导因素;④ 长沙城市空间破碎化治理可从突破市场供给约束、市场需求约束和设施丰度约束三方面着手,采取针对性调控对策,以最大程度地消减空间破碎化带来的负面效应。     

快速城镇化下中国大城市房权分异研究——对广州的实证

利用广州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微观数据,通过房权指数T、房权分异指数ID和房权集中指数II三指标对广州市城市社区的房权分异进行测算,并使用"六普"数据从人口、制度、市场、住房四项维度对影响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广州城市房权指数的平均水平为0.71,属较高水平;各区房权指数存在明显差异,其分布由城市核心到边缘可分为"中—低—高"三类,中心区较为混合,而郊区则呈现较为极化的格局;广州中心区城市房权分布以越秀、荔湾、海珠三区交接处为中心,房权指数最高,老城区外围房权指数最低,呈现一种"差序格局"。第二,就空间分异而言,广州不同房权住房的空间分异度为0.45,集中指数为0.68,属中等水平,说明广州的房权分异并不明显,不同房权类型的住房呈现相对混合的空间分布;但各区则呈现差异化格局:近郊区的房权分异强(空间极化)、远郊区房权分异弱(空间混合),近郊区房权分异最为突出。在机制上,婚姻状况、年龄构成、学历状况、户籍制度、社区居住条件等5个要素对社区房权有显著影响;总体模型表明,婚姻和户籍是影响社区房权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说明当前中国城市的住房房权的分布格局主要由家庭和制度因素驱动,而非由市场因素驱动,以此展现和强调了中国城市社会地理与西方的差别。     

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屏障带土地利用冲突演变特征分析

近年来,飞速发展的城市化除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土地利用冲突已逐渐影响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土地利用"类型-格局-过程"冲突的测度指数,以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屏障带为研究区,分析了从2000至2015年的土地利用冲突演变,结果表明:(1)土地利用类型冲突空间分异明显。从2000至2015年类型冲突指数值升高,冲突程度加剧,空间上呈都市核心和都市拓展区严重渝东北(南)轻度的分异特征。(2)土地利用格局冲突中建设空间和生态空间破碎度指数增长较快且空间分异显著。建设空间破碎度指数表现为渝东北(南)高都市区低,而农用空间和生态空间破碎度指数则刚好相反,即渝东北(南)低都市区高。(3)土地利用过程冲突空间分异同样明显。主要表现为都市区程度加剧,城市发展新区、渝东北和渝东南程度一般。(4)总体而言,从2000年至2015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程度加重,并且空间分异明显需制定不同的土地相关政策。都市区建设用地的不断拓展使其土地利用冲突程度严重,需对该区城市建设方面挖掘更协调的开发模式;作为都市区的外延区,城市发展新区具备了足够可供开发的建设空间和潜力,可缓解都市区日益加剧的土地利用冲突;渝东北生态涵养区和渝东南生态保护区的土地利用冲突程度整体可控,但城市建设区和自然保护区存在一定冲突,必须切实加强空间管控和对策。其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冲突特征结果可为未来土地资源空间优化、城市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与分布格局

以广州都市区118个街道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从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4个方面构建城市社会空间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四边形"面积测度方法分析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的分异格局;对比4个社会空间质量评价子系统格局的差异特征,研究不同圈层社会空间质量的差异性规律,并总结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1)广州市社会空间质量差异显著,呈现出核心区→中心城区(或旧城)→近郊区递减的圈层式分异结构及其局部扇形扩展结构。2)核心区外不同方向的扇面扩展区在人口稳定性、教育水平、职业阶层、收入水平方面各具优势,形成了4个子系统不同的分异结构。其中,北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东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高的职业阶层和教育水平,西部扇面扩展区具有较好的人口稳定性。3)城市发展的历史过程、城市功能结构演变和住房价格分异是社会空间质量分异结构形成的核心驱动因素。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规模时空演化及机制

借助SPSS 16.0和Arc GIS 10.0软件,分析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经济规模与空间格局演变及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东多西少、东密西疏、沿长江和沿海呈"π字型"密集分布是国家级经开区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2)全国范围看,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在城市间和三大区域间的差异持续减小,但区域内部差异增减变化的情况不一。(3)全国国家级经开区的绝对经济规模体系由"倒梨型"发展为"纺锤型",但规模等级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相对经济规模等级体系呈现为中部不断变粗的"纺锤型",极高和极低区在空间上发生东西倒置。(4)国家级经开区规模等级体系的变化,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区域发展的均衡程度在不断提高。(5)区位、开发区所处发展阶段、城市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特征、区域政策和全国性产业转移是近年来影响国家级经开区经济规模的主要因素。(6)未来中西部地区的国家级经开区将迅速发展,引起经济规模空间分异格局的相应变化。     

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及成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综合运用泰尔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究2016年中国东北地区数字经济总体以及各分维度发展特征与空间分异格局,在此基础上对空间分异的成因进行探测与比较。结果表明:(1)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较全国其他地区存在滞后,内部极化明显,形成"核心-边缘"结构,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异格局。(2)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水平差异明显,省域内部差异是导致各分维度差异的主因。(3)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在空间上既有协同发展态势也有分异特征。中心城市与副中心城市发展优势突出,资源型城市发展明显滞后。(4)东北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受区域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信息化发展基础与潜力以及人口素质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影响,其中,人口素质是主因。分维度对比发现,智慧民生分维度与其他分维度发展空间分异的成因差异明显,其影响因素相对单一,且受实体经济基础影响较弱。     

中原经济区城市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对城市创新水平内涵的理解,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中原经济区29个城市的创新水平,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创新水平差异较大,整体表现出西北—东南分异的空间格局。郑州市创新水平遥遥领先,与洛阳、焦作等城市支撑着西北部地区的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东南部地区除蚌埠、淮北外其他城市的创新水平相对较低,形成东南部低值连绵分布区。(2)各城市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伴随着空间集聚现象。从关联类型看,LL区集聚的效应明显,在东南部形成LL显著分布区;HH区集聚的效应不明显,尚未形成"强强互促"的格局,仅在郑州附近形成范围较小的显著分布区;HL区主要分布在东部的蚌埠、淮北和东北部的聊城、菏泽,形成极化效应较强的零散分布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力不强;LH区主要分布在北部高值分布区的"夹缝"之中,形成被高值包围的低水平区。从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看,创新基础实力与高新技术产业支撑是主要的影响因子,创新的技术、知识、资金、人才投入分别起着重要的投入保障作用,而区位优势、战略引导、政策支撑、环境营建等从软实力方面支撑着创新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