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 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 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 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 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纯农型；贫困农户则为兼业型＞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纯农型。因此，开展农户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对于农户减贫、促进乡村地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阿者科计划”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分析——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2015年广东省21个地市残疾人生计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残疾人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呈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高生计资本地市以广州、肇庆和清远3市为主,而低生计资本地市分布相对分散,总体表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② 残疾人不同类型生计资本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各类型资本大多处于较低等级,多种资本匹配性较低;社会和金融资本较高区主要分布在粤北地区,人力、康复和物质资本较高区均以广州最高;各类型资本以东部沿海城市及粤西云浮、茂名、阳江等地相对偏低。③ 残疾人生计资本总量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差异明显,总体上表现出集聚分布特征。经分析,政策环境、经济水平、教育培训及康复服务等方面是影响广东省残疾人生计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     

沿海生态地区空间均衡内涵界定与状态评估——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

以沿海生态地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为例,运用组合类型方法测度空间均衡状态,得出以下结论：①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开发强度呈现中部和东翼高、西翼低的空间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呈现由东翼向西翼递减的空间格局;② 开发不足型、均衡型、过度开发型区域并存,东翼多为均衡型区域,中部和西翼多为过度开发区域,西翼偏北地区多为开发不足区域;③ 区域本底条件、区域发展阶段、产业集聚状态、空间集约程度、管控制度设计、区际关系结构等是影响空间均衡的重要因素。     

基于无人机遥感的高寒草原沙化模型及等级划分

高寒草原是青藏高原草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在防风固沙、野生动物保育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人为干扰加剧的背景下，高寒草原沙化加剧，基于时空尺度监测范围及程度是防治高寒草地沙化的前提。以青海三江源区玛多县的高寒草原为研究区，结合大疆“精灵3”和“经纬M100”旋翼无人机和地面调查，探讨基于无人机遥测的植被指数在草地沙化调查方面的适宜性，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高寒草原沙化模型及等级划分标准。结果显示：（1）通过对VDVI（Visible-Ban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ENDVI（Enhanc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和NGRDI（Normalized Green-Red Difference Index）指数与草地沙化指数GDI（Grassland Desertification Index）的相关分析，选取出高寒草地沙化研究最优植被指数为VDVI（R=0.9055）；（2）GDI与VDVI的关系模型为VDVI=0.3024GDI²-0.0335GDI+0.0119（R²=0.9326）。模型相对误差为1.779%（RMSE=0.165，R²=0.7447），拟合精度较高；（3）基于无人机遥感植被指数的聚类分析，将研究区高寒草原沙化划分为5个等级，即无明显沙化（VDVI>0.2247）、轻度沙化（0.1493 < VDVI < 0.2246）、中度沙化（0.0924 < VDVI < 0.1492）、重度沙化（0.0692 < VDVI < 0.0923）和极度沙化（VDVI<0.0692）。     

生计脆弱性研究热点与前沿的可视化

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中1991~2015年间收录主题为“livelihood vulnerability”的文献为基础,应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Ⅲ,采取关键词共现分析、文献共被引分析、突现词分析等方法对生计脆弱性研究现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发现：① 生计脆弱性研究文献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和管理等学科领域;美、英、澳、加、德5国及东英格兰大学、哥本哈根大学、麦吉尔大学、利兹大学、萨塞克斯大学等研究机构具有较强的研究实力。② Ellis F、Smit B、Adger W N、Kelly P M、Davies S和Turner B L等学者及其代表作是生计脆弱性研究的知识基础。③ 饥荒、社会生态系统、生计策略、贫困、减贫等是生计脆弱性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     

中国本土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评价及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以旅游网评为大数据样本,构建评价体系,测度中国本土69家主题公园的旅游体验质量,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 旅游网评为全维度评价提供了数据支撑,语义分析可量化旅游主体、客体和情景体验质量;② 旅游体验质量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等级结构特征,旅游主体和客体两维度得分级差分布显著,旅游情景维度波动性最大;③ 不同类型的主题公园的相对优势和相对劣势明显不同;④ 不同等级的主题公园旅游体验质量分化不明显;⑤ 主题公园及其旅游体验质量的空间分布在市域尺度上出现空间错位,空间集聚效益显著。     

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空间关系、演变及驱动因子——长江三角洲城市级别体系新认识

以“揭示规律、验证规律”为研究逻辑起点,提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数理空间分布模型及其时空演变模型,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例,系统搜集1995~2014年系列基础数据,探讨城市规模与旅游成长的空间关系及其演变机理。结果表明：① 20 a来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旅游成长、城市级别的数理空间分布呈三段“金字塔”式结构,城市级别越高,分布数量越少;② 三元空间关系在演变中,1995~2009时期内的三阶段符合演变模型的A线关系趋向,2010~2014阶段呈“核”式分布,旅游对城市规模存在倒逼效应;③ 依据城市4个基本象限类分布,级别高的城市分布在Ⅰ类区,Ⅳ类区与Ⅱ、Ⅲ类区间存在单向转换与演变关系;④ 对驱动因子剖析,政府政策的倾斜、城市规模效应以及旅游的快速发展共同促成三元关系的演变格局。     

内蒙古典型地区牧户气候变化感知与适应的实证研究

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是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和敏感地区。研究北方草原地区牧户对气候变化的感知和适应,对于提高牧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促进草原地区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利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内蒙古草甸草原、荒漠草原、荒漠生态区牧户对气候变化趋势和极端气候灾害事件的感知和适应的现状与行为特征。结果表明：过去30年内蒙...     

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加权平均出行时间、“板块旅游”空间结构理论、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探讨1996~2016年浙江陆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空间结构及发展影响。研究表明：① 交通路网建设带来城市可达性提升,其地理过程、格局呈现围绕“四大都市区”轴带放射状“Π型”演变特征。② 交通网络效应下,新增景区密集分布于邻近中心城市主要对外交通要道两侧,耦合于可达性时空演变,且“板块”旅游地域结构特征显著。③ 空间计量结果发现,交通区位、经济基础、资源禀赋等因素不同程度影响地域旅游经济发展。     

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留守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劳动力转移的行为和经历对贫困农（牧）户的生计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并构成了留守家庭成员进行新的生计选择的背景和前提条件。在资本变动和要素约束下,西部民族地区农（牧）户进行着不同的生产决策,并形成不同类型的生计策略。以甘南牧区为例,通过解析劳动力转移的特征变量,总结典型的劳动力转移农（牧）户家庭主要的生计策略模式,揭示了甘南牧区劳动力转移对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作用关系,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结果表明：转移劳动力文化水平、劳动力转移的外出时间、务工去向与转移劳动力工种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这可为西部民族地区政府部门制定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劳动力资源利用政策,促进当地农（牧）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与空间格局特征——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

以大别山国家风景道为例,借鉴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廊道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大别山旅游廊道内自然资本等有形生计资本权重较高,社会资本等无形生计资本权重较低。② 农户生计资本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各乡镇以及乡镇内各村的农户生计资本水平也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③ 农户生计资本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受到核心景区、主干公路、当地产业业态成熟度、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为明显。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与禁牧政策的关键问题研究

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对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畜牧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草原生态承载力有限，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加，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破坏严重，草原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为了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系统，2002年前后国家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来，草原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生态效果明显，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探索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效率和存在的问题可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典型禁牧区的研究，从禁牧政策的效益、问题和农户支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主要结论包括：（1）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承载力低，生态赤字严重。（2）禁牧政策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但在一些禁牧区，当地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实施禁牧政策，再加上配套实施和基础设施滞后，草场界限模糊以及政策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了新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大打折扣。（3）禁牧政策实施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农户无法顺利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型，又因生态补偿标准低和补偿有失公平等问题无法弥补禁牧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农户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加深了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之间的矛盾，部分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支持度较低。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红寺堡区的乡村产业已呈现出由传统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型的特征,但产业链短、抵御市场风险和灾害能力偏低的问题仍然突出;②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收入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但影响程度与产业类型、农户参与度密切相关,已完成产业转型的农户的生计资本总量远高于其他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③ 不同产业村的农户优势生计模式差异明显,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支撑力度仍有待提高。乡村振兴背景下,亟待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有机衔接,推动农户深度融入乡村产业链并长效受益,全面释放乡村产业多元化的功能;同时,继续对存在产业转型困难的农户,通过资金扶持、技术培训、托管代养等不同形式开展针对帮扶,帮助其建立可持续生计体系。     

毛乌素沙地库伦生态经济圈结构、效益及农牧民行为

以户为单位的库伦生态经济圈作为毛乌素沙地牧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与沙地生态系统稳定和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本文基于鄂托克前旗1986年和2020年户库伦土地利用数据及390户2020年生态经济问卷调查数据,阐明户库伦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规律及不同价值背景下经济圈结构模式、效益和农牧民生计行为的一般特征。结果表明：户库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正态分布模式,为0～4.5亿元,其中中低（50万～300万元）及中高（300万～700万元）价值户库伦在全旗所占比例最高（59.04%、23.17%）;低（0～50万元）及高（700万元以上）价值户库伦数较少（12.43%、5.36%）;库伦生态经济圈均为以畜牧为主、农林为辅的农林草畜复合生态产业发展模式,经济效益随库伦土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加而增大;农牧户消费支出结构具有相似性,农牧业生产投入、礼节性支出和交通费用支出比例较高,占比分别为37.92%、22.71%、13.28%,且随着收入增加渐增;近35年区域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极大地提高了农牧户经济效益和生活水平。     

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深入地理解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文献梳理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以九寨沟和都江堰旅游社区为例,探讨了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关键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 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参与、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按照影响程度,地方依恋、职业认同、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中效果,社区参与对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属于强效果。② 社区增权和社会资本对社区参与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恢复力的作用关系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研究不仅拓展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视角,而且为增强旅游目的地适应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成为该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建立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压力及需要的帮助,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