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学与国际发展研究及中国的机遇

国际发展研究指相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知识在发展中国家本地化的研究,是西方地理学的经典议题。本文梳理和总结了20世纪中叶以来国际发展研究的发展历程,包括其出现背景、兴起过程和学科格局,系统评述了国际发展知识演变的4个阶段,即现代化理论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新自由主义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新结构主义阶段（21世纪初10年）,以及新现代化理论阶段（21世纪10年代至今）。借鉴西方经验,对照当前中国崛起的过程,提出中国已经到了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国际发展知识的新阶段,应积极推动国际发展地理学。结合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必然要求,立足学科优势,建议了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地理学研究的4个方向,包括基于中国的区域发展经验和空间治理模式研究,针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地理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海外重大项目案例研究和国际发展融资地理研究。     

发展地理学的发展与展望

梳理发展研究和现代地理学的思想与学术轨迹,将发展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学术思想萌芽期（18~19世纪启蒙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末）、学术思想探索期（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学科建设期（21世纪初至今）3个阶段,各阶段特征都集中体现其学术领域的“欠发达”“发展中”“落后”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发展的研究主题与学科内涵。基于发展认识论、发展方法论和发展价值观,发展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全球发展论、二元性和中心-边缘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在元问题的层面,采用在线词云工具提炼出发展地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发展的发展,殖民、不平等与发展,贫困、生计与发展,商品、贸易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等。展望未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国别差异与区域差异将成为发展地理学联合攻关和综合创新的重点领域;发展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要重视本土化和国际化。     

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理路分析——兼论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

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历程的考察表明其具有一定阶段性--从科学史研究到思想史研究：①20世纪40-80年代主要是科学史研究,建构了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经历了梳理知识体系、建构学科体系和彻底重构学科体系三个阶段;②80年代后的思想史研究阶段是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化,一方面建构了地理学科学方面的思想体系和“元问题”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对中国古代人文地理学思想给予了重新建构和评估。由此同时尝试回答中国地理学传统的流变,大致历程是：①公元前具有关注人文世界和注重考察、研究自然的传统;②公元前后到19世纪中叶这段时间以关注人文世界为主,考察和研究自然的传统有所弱化;③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地理学传统与欧美地理学传统有深厚渊源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有地理学,其传统与欧美地理学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所差别。     

《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评述

作为脱胎于中国沿革地理学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研究范围有很大拓展,学科体系渐趋完备,学科教育也得到很大发展。目前,相当一部分具有历史学专业或者地理学专业的高校开设有中国历史地理课程。研究生人数逐渐增加,尤其是最近10 余年,中国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展很快。随着学科的发展和高等教育的进展,自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至今,陆陆续续出版了几十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通论性教材。尽管结构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这些教材却基本立足于本专科教学,以初学者入门教育为主,偏重于基本理论的阐述和学科框架的搭建,其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历史地理专业教材已不能适应研究生教育的需要。就此问题,2010 年暨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吴宏岐教授的《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探索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历史水文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基于涑水河流域的个案研究》评介

正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以沿革地理为主体的中国传统历史地理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渊源,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一般而言,学术界将历史地理学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两大类。历史水文     

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旅游地理学是处于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综合性分支地理学科。中国旅游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理学大发展中应运而生,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旅游地理学逐渐成为中国地理学中发展最快,成果最丰,思想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近年来,旅游地理学一方面从研究规范的讨论到问题意识的强调,学科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在社区旅游、事件旅游、遗产旅游、城市旅游和旅游流与空间结构等研究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卓有特色的研究成果,学科涉及领域趋于多元化,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科平台不断扩大,国际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旅游地理学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旅游地理学者广泛参与到省域及重点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实践和世界遗产保护中,并致力于中国旅游标准化和旅游产业国际化的实践。旅游地理学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展望未来,中国旅游地理学一方面将继续发挥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传统优势,不断壮大旅游地理学的学科力量;另一方面需不断加强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进一步提升旅游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国际化水平。     

西方“主流经济地理学”发展基本议题演变的评述 ——为“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中译本所作序言

《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汇集了西方学者，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四十多位著名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地理学这个交叉学科的讨论。书中充满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领域、特性等问题的思辨和评论。主编和作者们的目的不是形成一本系统的关于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的理论专著．而是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地理学发展状态、前沿领域和研究方法的讨论平台和今后一个时期该学科发展及研究议程的论坛。     

超越地理学二元性: 混合地理学的思考

20世纪的地理学经历了“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分裂,对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持久的影响。本文从历史角度探究“空间-分析”地理学和“社会-文化”地理学分裂的原因,提出保持地理学观点的多样性、促进不同领域的沟通是地理学学科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实现“空间-分析”地理学与“社会-文化”地理学沟通的方式方面,地理学认识论与研究方法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可以在不同领域中混合使用,从而实现对社会-理论与空间-分析隔阂的超越。本文阐释了“混合性”的理念在超越地理学社会-文化/空间-分析二元性中所具备的潜质,并简要总结了混合地理学已有的研究实践,对以“混合性”为基础、面向“后社会-理论、后空间-分析”的地理学未来进行了展望。     

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主要热点演化及展望

以地理学主要中文期刊近40年来刊发的有关乡村研究的文献为分析对象,采用Citespace软件文献计量分析及文献归纳方法,对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主要热点进行识别和阶段性划分,并梳理其主要热点的研究进展。结果发现,伴随20世纪80年代的乡镇工业和21世纪初以乡村旅游业兴起的乡村两次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国家乡村发展和建设的战略和政策不断调整,乡村地理学的研究热点演化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①1978-2000年,主要聚焦于乡村城市化、城乡关系、乡村聚落、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等研究,为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与农村发展做出了基础性和战略性贡献。②2000-2008年,开始转向以乡村旅游、农村居民点、新农村建设、村庄规划、空心村等研究热点话题,中国乡村地理学发展改变了“重城轻乡”的学科格局,逐渐走向繁荣。③2008年至今,研究热点转向多元化,涉及乡村转型、乡村重构、乡村性、空间重构、乡村社区、乡村治理等,研究主题逐渐接轨于国际乡村地理学。未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应以建设乡村地理学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体系为核心目标,服务于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积极关注乡村发展、转型、分化、重构与治理等核心话题,深化乡村多元空间价值理论研究,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     

国外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研究进展

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复杂性空间规律已经成为城市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范畴。现代意义的城市群经济联系空间发展研究始于50年代,城市群体化现象大规模出现,城市化进程迅速发展的时期。经过二战前的启蒙发展、二战后-60年代的初步发展、70-80年代的丰富深化、90年代的全面发展阶段,50多年来城市群空间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范式不断丰富,呈现多视角、多层次、多尺度,理论与实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体系,研究内容上文章着重对国外大都市区、都市带等城市群经济联系的空间组织与结构研究进行总结,并指出当前研究的热点与焦点。     

1901-2012年陕西降水、气温变化特征

利用英国东英格兰大学气候研究中心CRU最新发布的1901-2012年的月平均气候资料,分析陕西近百年降水、气温的时空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年平均降水南北差异较大,陕南降水多且年际变化最大,西安为年际变化的第二高值中心。(2)陕西降水具有明显的年代际变化周期,20世纪40年代之前降水变化较平缓,40年代后降水变化幅度变大,异常偏多或偏少的年份较多。(3)降水的EOF1表现为整体的正异常,体现了陕西年平均降水的一致变化,EOF2主要表现为陕西南部和陕西东北部的反相位振荡,且具有显著年际变化周期。(4)陕西气温近112年有两个偏冷期:20世纪20年代之前和50年代到90年中期,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和90年代后期以来为偏暖期。与全国气温变化不同,第二个暖期是从90年代开始迅速升温,滞后于全国气温变化,且气温的最高值出现在90年代而不是40年代。(5)气温的第一模态解释了总模态的88.4%,且表现为陕西一致的正异常,表明陕西平均气温空间变化的一致性,Morlet小波分析显示其有2~4年的周期震荡和16年左右的年代际变化周期。     

全国土壤区划研究的意义与进展

土壤区划和土壤分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土壤分类研究的对象是土壤个体,主要研究土壤的形成条件,形成过程和属性,从而划分土壤类型;土壤区划研究的对象是土壤群体,主要研究一个自然单元内多种土壤并存的组合特点,以及这个地区在土壤利用改良方面和经营管理上的独特性,从而对土壤群体进行地域划分。     

21世纪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空间变化研究

基于标准差椭圆和空间基尼系数,利用2001~2012年机场和航段的数据对中国航空货运空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为制定航空货运产业发展战略和优化航空货运网络布局提供决策参考。结果表明：① 航空货运的空间格局和经济格局分布一致,航空货运中心由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内陆方向移动;② 航空货运网络由混合式网络向轴辐式枢纽网络转化,由单一机场枢纽发展形成了京津、沪杭、广深和成渝4个组合枢纽;③ 航空货运在机场和航段上分布趋于分散;④ 航空货运主通道集中了30%以上的运输量。     

河西地区近40a来气候变化与风沙活动

利用1951- 1990年14站的年平均气温、降水和大风日数资料,对近40 a来河西地区气候特征作了初步分析。结果表明, 50年代最暖, 60年代最冷, 70年代后气温开始回升但低于50年代的水平。河西地区40 a来是变冷的,全区年平均温度40 a下降了0.21℃,西部下降了0.27℃,东部下降了0.13℃。全区50年代雨量较多, 60年代是近40 a来的最干旱期, 70年代为最湿润期, 80年代又趋于干旱,总体上降水略有增加。最干旱期与最冷期对应,最多雨期并非最高温期,在温度开始回升时降水量最大,雨量与温度的变化并不同步,降水滞后于温度。40 a来河西西部大风日数是增加的,东部是减少的。高温少雨大风日数少,低温少雨大风日数较多,温度开始回升降水达到最大时,大风日数最多。春季大风日数最多,夏季次之,秋冬相差不大。     

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

航空运输是现代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机场和航线构建的网络是其提供运输服务的空间载体。基于复杂网络理论,借助度分布、平均路径长度、簇系数、度度相关性、簇度相关性等指标对以城市为节点的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其度累计概率分布表现为具有置信度较高的指数分布,且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2.23)和较大的簇系数(0.69),整体结构呈现"小世界网络"的特点。由于中国航空网络规模较小,且新建机场倾向于直接与最高级枢纽机场建立航线联系,不利于区域枢纽机场的形成。因而除顶层结构(北京—上海—广州)外,中国航空网络的其它层级结构并不十分明显。从节点的度、簇系数、可达性等指标及其相关性分析,中国航空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差异明显,表现出较强的集聚性,且可达性与城市体系上层结构在空间分布上较为吻合。随着中国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增加,未来航空网络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表现出向具有"无标度"特征的"小世界网络"演变的趋势,航空网络的空间结构将日趋复杂化。     

新冠疫情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连通性的影响及空间差异

航空运输在实现各国互联互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恶劣天气等均易对航空网络的连通性造成影响。本研究以新冠疫情为例，从全球航空网络视角探讨新冠疫情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连通性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境外通航城市、国际航班、国际航线数量均大幅缩减，航空网络连通效率显著降低，但其空间格局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东亚和东南亚仍是中国对外主要联系地区，经济联系与贸易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航线停飞对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大洋洲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而航班缩减对中国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航空网络的连通性影响最大。在国内，北京、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中国对外联系的枢纽城市，且其聚集度在疫情期间得到提升。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三十年(1953——1983)科研工作的回顾

本文对地理研究所三十年的科研工作进行了回顾。其中对科研工作的发展按四个时期作了简要分析。重点介绍了为生产和建设服务的工作,扼要总结了地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最后阐述了实验技术的发展与新技术的应用。     

中国黑龙江省与俄远东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的演变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跨境经济合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国内外学术界探讨了跨境经济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及其合作内容,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其空间组织模式历史演变。本文以布伦纳的新国家空间理论为基础,提出跨境经济合作多尺度空间组织模式的分析框架,以黑龙江和俄罗斯远东为例,探讨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演变。研究表明：苏联解体后,中俄跨境经济合作空间组织模式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以边境贸易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境外产业园引领（2000—2013年）、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导向（2013年至今）。20世纪80年代末,黑龙江省陆续开放对俄口岸,90年代初期中俄进入了边境贸易快速发展阶段。90年代中后期,以边境贸易为主导的中俄跨境经济合作模式危机凸显,引发2000年后以境外产业园引领的新一轮合作模式重构。2013年以后中俄两国政府开始实施以跨境交通走廊为引领的经济合作新模式。每次新模式的产生都是为解决旧有模式危机而采取的多尺度多维度要素重组的结果,新旧模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依赖性。本文有助于丰富新国家空间理论,同时为中俄跨境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科学基础。     

从航空运输看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网络结构

航空运输是研究城市体系空间结构较为独特但又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视角。本文以航空港客运量和每周航班数为基础 ,通过分析航空网络的结构特点来揭示中国城市体系的结构框架 ,并依据航空网络结构形态以及国内外航空联系的变化预测未来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可能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