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聚落环境选择与人地关系

通过聚落环境选择重审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并提出重点环境整治地区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通过对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三次农业垦殖过程的研究,提出流域内聚落环境选择存在首选地与次属地的区别,从高程与地貌两项因素来看,400~600m等高区的坡地属于首选地,这里不仅是历次农业垦殖期人口主要迁入地,也是人类活动持续期较长的地带;400~600m等高区以外的区域多属次属地,二次移民是次属地农业垦殖的开端,这样的人口迁移现象在清代光绪年间后最为突出。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垦殖是以草地转为农田为主的环境变化过程,由于首选地与次属地之间的环境差异,次属地的农业开垦对环境带来的扰动更大,这里不仅成为环境问题的焦点,也是需要进行环境整治的重点地区。     

20世纪上半叶西辽河流域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特征分析

从1918年放垦,巴林左旗经历了近百年的聚落兴建与农业开垦历程,以20世纪30年代初为转折点,此前聚落分布以空间扩展为主,以后转为密度增加,在聚落空间分布形式变化的同时,聚落高程也表现出从400～600m高程区这一自然条件具有优势的区域向其它高程扩展.在人口的推动下,巴林左旗聚落空间演变与环境选择经历了由疏至密、由优至劣的过程,并随着农业发展,农田扩展与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人地关系的矛盾焦点.     

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

襄汾陶寺遗址是龙山时代重要的大型城址,具备早期城市和都城的特征。综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剖面孢粉分析、野外地貌调查等方法,结合考古资料,从区域社会文化背景和环境背景的角度,探讨了陶寺都邑的形成原因。认为有四大因素主导其形成:全新世大暖期气候背景下区域文化的连续发展和陶寺文化的多样性促进了陶寺文化的繁荣;聚落群的发展有利于人口和资源的空间集聚,促进中心聚落的产生;陶寺城址地理条件优越,具备满足大量人口生存的食物和能源需求的生业基础;平坦且有浅沟的局地地形、丰富的建材、发达的手工业和交通便利等优越条件有利于大型城邑的发展。     

清中晚期中国生态严重退化的思考——兼论"摊丁入地"政策与长城生态功能消失的协同作用

清代中期因"摊丁入地"政策的刺激,人口激增,中国PRED关系严重失衡.长期、大范围的坡地和非宜农地被开垦,导致了一次中国封建农业时代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的生态退化过程.与此同时,长城生态功能的消失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退化过程.从系统角度分析,支撑庞大人口的物质、能量基础不是来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NSECS)之外,也不是通过提高系统效率,而是转嫁于生态.转嫁源自农民对耕地的过度依赖关系,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惯性.NSECS子系统耦合导致正反馈效应,使生态长期处于退化的困境中.     

“人类的居住地——聚落”教学设计

【教材分析】七年级第四章为居民与聚落。包括三节,其中,"人口与人种"中的"世界人口的分布"为聚落的学习打下基础。本节内容共有三个大的知识点,即乡村与城市、聚落与环境、聚落的发展与保护。关于乡村和城市,主要讲述了聚落的概念,乡村与城市的差异两个问题;关于聚落与环境,课文主要讲述了聚落形成与发展的     

新疆耕地时空变化特征

以新疆1990年、2000年、2005年和2008年4期土地利用数据库及其遥感影像为数据源,利用GIS空间分析提取3期耕地动态变化数据。从现状分析、发展动态对新疆3期耕地开发利用的空间格局、面积变化和类型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耕地总面积持续增加,耕地年均净增和开垦速度呈先增后减的趋势,耕地年均流失速度持续递减;耕地开垦由绿洲地区向沙漠、戈壁延伸,而耕地流失则主要集中在绿洲地区,中东、西北和西南的边缘地区的耕地面积变化相对较大(Rid>1.02);耕地开发结构由草地和林地为主转向草地和未利用地为主,未利用地的开发结构由裸土地、盐碱地为主转向沙地、戈壁和盐碱地为主,耕地的利用结构以草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为主;耕地与建设用地的相互转化始终是负转化,与草地间的转化是正转化。     

19世纪末黑龙江省的耕地覆盖重建

揭示过去100年尺度上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认识人类活动对气候和环境影响的基础。本文在充分吸收既有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历史文献中的县(府、州、厅)级耕地面积记录,通过构建综合聚落、地形和水系信息的垦殖倾向指数模型,在1 km×1 km像元尺度上重建了黑龙江省19世纪末的耕地覆盖,并与基于卫星遥感反演的2009年的耕地覆盖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黑龙江省19世纪末的耕地总面积为25397.00 km~2,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其中在海伦市、巴彦县、五常市、呼兰区、双城市、望奎县有集中分布;2009年的耕地面积为163808.70 km~2,广布于西南部、中南部和东北部。20世纪期间,黑龙江省耕地面积增加了138411.70 km~2,与之对应,垦殖率由5.60%增加至36.20%,增幅为30.6%。这意味着,20世纪农业开垦改变了黑龙江省30.6%的自然地表性质,其中,大约60962.00 km~2(约占新增耕地的44.00%)来自对森林的开垦,这部分新增耕地主要出现在东北部和西部边缘地区。本文的重建结果为进一步研究20世纪农业垦殖的气候、生态和环境效应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基础数据。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选址与环境解读

通过x2 检验等方式提出,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对海拔400~500 m 高程区域选择倾向十分明显,在这一高程内又偏重于距河床10~40 m 的坡地,兴隆洼、赵宝沟以及红山文化期这一特征最突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期聚落位置表现出以400~500 m 高程区为核心向高、低两个方位发展。针对上述聚落环境选择特征指出：① 根据人类生存方式可将西辽河流域划 出林地与草地两大地带,两者的交界处即400~500 m 高程区域内以坡地为主的林缘地带,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的采集、渔猎活动主要集中在这里,随着红山、夏家店下层文化期 原始农业的发展,聚落选址从原来的林缘地带向草地甚至林地扩展,前后不同考古文化期的 聚落位置界定了自然环境的空间属性与地域差异。② 西辽河流域受地带性环境因素制约,即使在全新世大暖期林缘地带的动植物资源也并不丰富,仅能满足人口密度极低的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期人类获取食物的需求,红山文化以后随着人口增殖原始农业逐渐发展起来。③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密度很低,人口规模在这一地区的环境容量之下,农业开发尚未对西辽河流域带来明显的环境扰动。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与机理

依据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恢复了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过程,即清代、民国是一个由自发开垦到政府组织开垦、由汉人租佃开垦到蒙汉共同开垦、由鄂尔多斯周缘 向其内部深入的过程。进而从自然条件、人口压力、经济利益和民族融合等因素的作用探讨 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变机理。清代气候进入暖湿期,为土地开垦奠定了条件; 生态系统脆弱性又阻碍了过度开垦。中国人口空前增长和耕地单产徘徊促使耕地开发向边疆 拓展;鄂尔多斯与周边的人口梯度力以及黄土高原土地退化对人口的排斥力是促进鄂尔多斯土地开垦的根本动力。无论是民间自发的还是政府组织的,都是在追逐利益中促进了土地开垦;同时,中央与地方、蒙古人与汉人、豪强与贫民之间的利益争夺阻碍了开垦进程。蒙汉 人口结构改变和开垦中建立的共同利益关系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的彼此接受和排斥,既加强了农业的地位,又巩固了畜牧业的地位。鄂尔多斯的农牧交错土地利用格局正是这些因素 的共同驱动和阻碍的平衡中形成和发展的。     

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耕地重建

全新世以来农业的起源使全球人类活动日益加剧,而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国大约距今7 ka—5 ka）农业发展正处于从刀耕火种向耒耜翻耕过渡阶段,由此被认为是人类活动改变自然植被的关键时期。中国华北地区丰富的考古遗迹记录了该时期人类活动的状况。基于已发现和挖掘的考古资料,运用考古学关联建模方法推算出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各聚落遗址的人口规模与耕地面积,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耕地空间分布格局。结果显示：① 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地区的人口规模至少为50.61×10 ⁴人。其中,河南地区人口最多,约为30.46×10 ⁴人,山东地区约13.72×10 ⁴人,河北地区约6.43×10 ⁴人。② 耕地面积至少约102.22×10 ⁴ hm2,约是现代耕地的4.6%,整个华北地区垦殖率达到1.99%。河南地区耕地面积最大,约为61.52×10 ⁴ hm2,垦殖率达3.68%;山东地区次之,约为27.72×10 ⁴ hm2,垦殖率为1.75%;河北地区最少,约为12.98×10 ⁴ hm2,垦殖率为0.69%。③ 遗址周围3 km范围内是个体聚落耕地的主要分布区,约占总耕地面积的83.43%。④ 在地形分布上,63.36%的耕地分布在低海拔的平原和台地,仅2.43%分布在海拔1000 m以上的地区。就耕地分布的坡度而言,81.55%的耕地分布在坡度小于2°的地区;16.61%的耕地介于2°~6°的缓坡地区;6°~15°的坡地地区仅占耕地的1.84%。     

基于脱钩模型的湖北省乡村人—耕—居变化关联模式分析

乡村人口、耕地和居民点(人—耕—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变化反映了农村特定时期的人地关系。该文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和脱钩模型,探讨2009-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动态演化特征和时空关联模式,揭示乡村人—耕—居发展的内在关系与规律。结果表明:1)湖北省乡村人—耕—居整体以“人减耕减居增”变化为主,空间上未呈现典型的高低值集聚特征,但武汉市及其周边区域是人口和居民点变化的冷热点集聚区。2)强复钩和衰退复钩分别是湖北省乡村人口与居民点变化及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最主要类型,农村居民点粗放利用趋势明显,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3)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变化共有7种时空关联模式,不同类型分布体现了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性,人—居强复钩与人—耕衰退复钩组合是最主要类型,湖北省县域多数乡村发展尚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自然衰退期。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快速城镇化期乡村人地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分类、分标准施策提供借鉴。     

隋朝至1949年山东省沂水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及驱动力

以山东省沂水县为例,综合历史资料、GIS与定量分析法,以农村居民点建村的时间、所处的地貌类型以及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3个指标,系统考察隋朝至1949年农村居民点的时空格局变化及驱动力。结果表明：沂水县1949年的1484个农村居民点,最早建村于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先快后慢,呈倒“U”型演变,明朝建村速率最快。同时,每个朝代初期建村速率较快,后期较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沂水县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快于县域整体农村居民点建村速率的地貌类型沿着平原—丘陵—山地的地貌格局演进,建村时的农户来源地沿着省外—县外—县内的地域格局演进。驱动力研究认为,人地关系状况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时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战争、政策及气候灾害等通过影响人地关系状况,影响着农村居民点短时间尺度的格局变化;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变化的主导驱动力,农户建村首先选择耕地资源禀赋优越的平原,随着人地矛盾增加,逐步向丘陵和山地转移。     

黄土丘陵沟壑区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以榆中县为例

农村居民点空间优化研究是进行农村居民点用地空间重构的依据。以兰州市榆中县为例,运用GIS 空间分析能力,计算农村居民点的影响力来划分居民点类型,应用加权Voronoi图的空间分割功能实现宏观上农村居民点的空间重构,确定各搬迁居民点的安置去向,同时计算各个加权Voronoi 图之中的居民点的相对“居住场势”的大小,实现微观上搬迁农户的空间效用增加。结果表明：榆中县共有中心居民点面积6082.60 hm² （1107 个居民点） 占61.25%;Ⅰ类保留型居民点面积2707.55 hm² （4083 个居民点） 占27.26%;Ⅱ类保留型居民点面积235.68 hm² （679 个居民点） 占2.37%;零星居民点面积905.26 hm² （2854 个居民点） 占9.12%。通过加权Voronoi 图的宏观空间分割结合微观的“居住场势”测算,使得居民点空间重构的方案更加合理。     

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

基于1987年、2002年、2013年三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指数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在绿洲内部平原区,其中城市周边及沿河道、道路是居民点空间聚集较明显的区域。② 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较形状变化更为显著。新建居民点和旧居民点边界扩张是导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显著增长主要原因,且在不同时空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方式;居民点形状以矩形和近圆形居多,条带型较少。③ 通过对居民点景观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辐射距离、水源地远近及距离道路远近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景观变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人口规模,最后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     

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演变——以内蒙古自治区阿鲁科尔沁旗为例

以农牧交错区的阿鲁科尔沁旗为例,选取7个典型村,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与遥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农牧交错区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形态特征及其与农牧户生计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由纯牧型农村居民点演变而来。人口增加导致人地矛盾突出和草原开垦耕种,农牧户生计策略转为畜牧业和种植业结合,农村居民点向半农半牧型转变;②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内部用地类型逐渐多样化。从改革开放前居民点内部以农村宅基地占主导,到改革开放后居民点内部公共设施用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迅速扩大;③由于农牧户生计活动的多样化和非农化,农村宅基地内部不但包括居住用地(住房),还包括生产性用地和生产辅助性用地（如牲畜的棚圈、菜园和粮草仓库等）。研究认为,半农半牧型农村居民点人均居民点用地和户均宅基地都远大于国家规定的用地标准,是与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和生计需求紧密相关的。     

基于改进当量的甘肃省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研究

为量化分析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采用改进的耕地当量因子,对甘肃省2014年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定量化研究,并采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其与区域经济发展在空间上的关联关系。结果表明：（1）在GPP修正的基础上估算得到的甘肃省2014年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4.96×10¹¹元,其中水资源供给功能的价值为负,食物生产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相对较高,美学景观功能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低。（2）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显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耕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Moran’s I指数为-0.252 3。局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LISA图也显示低-高聚集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具有明显生态优势的东南部地区;而高-低聚集区则主要分布在经济高速发展,生态环境相对恶劣的西北部地区。研究结果可为甘肃省生态环境管护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统筹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村居民点分布特征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科尔沁左翼中旗为例

选取农牧交错带的典型地区--科尔沁左翼中旗作为研究区,对不同海拔、坡度、坡向等要素上农村居民点的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农村居民点对农牧交错带内土地利用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居民点主要分布在海拔200 m以下,坡度小于6°的地区以及阴坡上;② 农村居民点对土地利用格局有着直接影响,居民点密度越高的地区,耕地所占比重越大,草地越少;反之,则草地所占比重越大,耕地越少;③ 在牧业区,距离居民点越远,草地比例越小,耕地比例越大,农业区和农牧区则相反。     

Exploring the Scale Effects of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Evidence from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MCL) at multiple scales. The study area is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China. The entropy method and the method of Spearman's rank correlation were employed for the analysis of combined land use/cover data,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data, population data and statistical yearbook data, from the multi-scale perspectives of cities, counties and townshi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had obvious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its overall spatial patterns were relatively robust, which did not change very much at the single scale. (2) At each single scale, the MCL's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had spatial heterogeneity. (3) Scale effects existed in the MCL's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From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scale, to the county scale, and to the township scale, the MCL's trade-offs were changed to synergies, and some synergic relationships were enhanced. This article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by deepening the multiscale analysis of trade-offs and synergie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The conclusions might provide a basis for helping policy-makers to implement protection measures for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ultivated land at the right spatial scale, and to promote the higher-level synergies of multifunctional cultivated land to realize its sustainable use.     

山区县域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豫西山地嵩县为例

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地形起伏度和地形位指数等方法,分析了1975-2015年嵩县聚落演化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而运用因子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影响因素及其变化。得出：① 40年间嵩县聚落数量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一,而聚落总规模增加1.28倍,其数量减少量以1975-1995年阶段居多,规模扩张程度以1995-2015年阶段更为显著。② 受山区地形限制聚落在空间上多沿道路和河流呈条带状分布,沿县城和乡镇中心呈团状分布,且随时间变化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聚落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低地、小地形起伏、平缓坡度和小地形位指向性,且随时间趋于向丘陵、平起伏和微起伏、坡度<6°、地形位指数<0.4地区布局;此外,聚落区位的南坡指向性和聚落规模空间分布的南坡、东南坡和西南坡指向性趋于加强。③ 聚落区位主要受地形、生产条件以及道路、乡镇中心、县城中心和工矿企业的辐射影响,但随时间变化,地形影响在减弱,而道路和乡镇中心的辐射影响在增强。④ 聚落规模空间分布受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因子的解释作用均较为显著并随时间有所变化,其中,地形的影响相对较大,社会经济因子中乡镇和县城中心的影响次之;但随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县城中心的影响逐渐增强,而乡镇中心和地形的影响逐渐减弱。基于以上研究为山区聚落未来选址及规划布局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