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沙区人居环境安全研究的初步探讨

沙漠化严重威胁沙区人居环境安全,研究沙区人居环境安全保障技术,是关系到民族生存空间的迫切任务。基于人居环境理论的介绍,阐述了沙区人居环境的概念、内涵、分级和研究尺度,初步勾勒了沙区人居环境安全研究的内容体系和评价方法。在深入讨论导致沙区人居环境恶化根源的基础上,认为从资源环境和人类社会两个互相耦合的维度上,从沙区人居环境这一综合的系统整体入手,是防沙治沙技术研究重大突破的一个方向。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基于栅格的区域人居自然和人文环境质量综合评价——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区域人居环境质量对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基于人居自然要素指数（地形起伏度、气候指数、水文指数和植被指数）和人文要素指数（夜间灯光指数、空气质量指数和交通通达指数）构建了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HSCI）,分析了2010年其空间分异规律,并探讨了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质量的相关性。主要结论为：① 人居自然环境受距渤海距离和太行山脉的影响较为明显,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紧邻渤海的天津市和沧州市最好,太行山西侧的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② 人居人文环境在城市地区明显优于非城市地区,并表现出与行政级别相一致的层级结构。同时由于南部空气质量较差,其人文环境整体劣于北部。其中,北京市人文环境最优,衡水市最差。③ 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既表现出由东南向西北依次递减的规律,又表现出城市地区向非城市地区依次递减的圈层结构,以及高级别行政区优于低级别行政区的层级结构。其中,天津市和唐山市人居环境质量最优,张家口市和承德市最差。④ 京津冀地区人口并非在人居环境最好的地方分布最多,而是在人居环境中等的地方分布最多,二者呈正态分布规律。整体来看,人居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大于0.6的土地约占35%,却聚集了约40%的人口,说明该区充分利用了高人居环境质量的土地,人口与人居环境质量分布较为协调。     

基于格网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时空特征及空间指向性的地理要素识别——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科学辨识农村居民点演变特征及其空间指向性机理,将丰富乡村地理学及村庄规划学科的研究内容。以农村居民点用地矢量数据为基础,集成格网统计、地理探测器和Logistic回归等研究方法,定量识别环渤海地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地域格局及空间指向性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农村聚落密度和分散程度自东北向西南逐渐增加,传统农区乡村聚落密度较高。2黄淮海、鲁南等传统农区,大多农民处于"城乡双漂"的生计状态,助推农村聚落用地持续扩张,在5 km×5 km网格单元内,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多数超过3 km2。3中心地城市的持续外扩,外围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随之转变消失。4农村聚落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一定的交通指向、中心地指向、耕地资源禀赋指向、环境宜居地域指向等指向性特征。     

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宜居度指数模糊综合评价

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5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综合评价体系,使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确定各单因素权重,根据环境驱动因子分级标准及等级值,采用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计算单因素评价值,再使用加权平均的综合评价类型和等距法,得到了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等级,运用SPSS数据探索功能,分析宜居度最高地区的具体环境特征,并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的实际遗址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评价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基于大疆无人机遥感的农村居民点建筑密度与容积率的测算

居民点建筑密度与容积率的测定,是农村建设用地节约利用和人居环境质量评价的重要基础。由于资金、技术和人力等限制,致使该项工作目前基本处于空白状态。本文探索出了一套基于大疆无人机遥感的农村居民点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无人机影像获取、影像镜头校正、正射影像生成、影像拼接、房屋地基范围判读提取与建库、房屋楼层数判读提取与建库、居民点建筑密度与容积率计算及其精度评价。利用该方法,测算得出了成都市新都区清流镇的一个典型新村居民点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分别为0.456, 0.986,其精度满足要求。该研究表明:该方法具有成本低、效率高、易学易用的特点,利用该方法可以实现平原和山区平坦区农村居民点建筑密度和容积率的准确测算;通过新村建设,该农村居民点的建筑密度和容积率得到了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得到了节约,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改善。该方法不仅在平原区域,而且在山区小块平坝区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该研究成果对促进农村建设用地优化节约利用与人居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居民点耕作距离空间分布特征估测分析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思想,提出一种耕作距离空间估测方法,定量分析农村居民点耕作距离的分布格局与分异特征。以广东省阳山县为案例,研究表明：① 耕作距离与耕地质量及地形等别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耕作半径愈小,地形愈低平的地区,居民点与较优的耕地愈集中;② 耕作距离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状态,随着距离尺度的增加,耕作距离的变化由低值聚类转为高值聚类状态,表明研究区耕地格局随耕作距离尺度上升变得更加分散;③ 估测方法考虑了农村居民点与耕地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分析耕地与居民点之间的空间分布随耕作距离变化的规律,对农村居民点调整、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工作的合理开展具有参照和一定指导意义。     

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辨析

在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有关农村聚居的研究日趋活跃。令人担忧的是,学术界对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并未取得共识,概念的混乱给农村聚居的规范研究造成了明显的障碍。针对这一情况,对农村聚居的相关概念进行辨析,这些概念包括农村聚落、农村聚居、村落、村庄、农村居民点、农村聚落环境以及农村人居环境等。农村聚居是以村落、集镇（市）等聚落形式及周边环境为载体,以血缘、地缘性群体集中居住、生产、生活为内容的复杂系统,具有产生、发展、成熟、衰退、重生等演变过程。与聚落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其以人为中心的系统性、综合性和有机性;农村聚落环境以聚落为中心,人包含在聚落中;农村人居环境以人为中心,人的主体地位突显。     

陕北毛乌素沙区生态分区及其优化结构模型研究

陕北毛乌素沙区属毛乌素沙区南缘部分。东起府谷县的大昌汗,西至定边县的盐场堡,南邻陕北黄土高原,北与内蒙古伊克昭盟接壤。包括府谷、神木、榆林、横山、靖边和定边六个县的55个乡镇。总面积17903.6平方公里,沙化面积10742平方公里(其中流动沙丘面积3092平方公里,半固定沙丘面积2686.4平方公里,固定沙丘面积4923.4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60%。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

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是乡村发展转型进程的综合表现形式之一。论文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能源消费结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 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和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皖南旅游区进行实证测度,探讨该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差异特征及其影响因子。研究表明:① 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双核突出,中部跟进,外围凹陷”的异质异构空间格局;②基础设施空间呈现“三核并驾,北高南低”分布结构,主要位于屯溪区、青阳县和案例区北部,展现东西向渐变特征;③ 公共服务设施兼具“双核”分布特征;④ 能源消费结构和居住条件呈现以屯溪区为核心的单核结构;⑤ 环境卫生则主要集中在在歙县和宁国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发展、旅游发展、地域文化等自然和人文多种因素综合影响,其作用大小、方向存在明显差异。气候条件、贫困程度、空间距离3 个因子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产生负向影响,其余因子均为正向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地域文化等是在乡村发展过程中长期延续积累下来的对人居环境质量起到相对稳定作用。旅游发展过程中注入的一系列新型人地关系因素是当前影响皖南旅游区人居环境关键性驱动力。影响因子与评价因子两组变量之间存在典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同时,影响因子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直接效应,并通过其他变量对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间接作用效果。     

欠发达地区聚落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子分析——以安徽省宿州地区为例

以欠发达地区——皖北宿州地区的聚落为研究对象,采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FRAGSTATS计算了5个景观格局指标。用ArcGIS软件计算了形状指数、景观类型空间邻接比例、最邻近指数、最近距离以及聚落的耕作半径,分析了该区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耕地是宿州地区的景观基质,聚落是宿州地区分布最广、斑块数目最多的景观类型;耕地是影响农村聚落分布格局的重要因子;农村聚落分布受中心城镇影响明显;用缓冲区的方法求取耕作半径在耕地分布均匀地区较为实用。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模式演变——以无锡市惠山区为例

基于空间形态与功能结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特征,总结不同类型村域聚落用地演变模式,从制度变迁视角讨论演变机制与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980年代以来聚落用地增长近1倍,扩张强度先增后减,呈倒“U”型变化,但集聚分布的格局并未改变;工业、旅游住宿、商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快速增长,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逐步转向居住—工业—旅游—商服多元复合型的用地模式。工业和旅游村聚落用地呈“飞地状”拓展,用地功能多元化、形态规则化,农业村聚落延续以居住为主的用地模式和传统形态。制度变迁引导了乡村功能分异,加速了聚落用地类型及功能多样化,可以因地制宜采用“工业城镇、旅游小镇和柔性集中居住”等模式引导聚落用地布局优化。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聚落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与主控因子分析——以哈尼梯田区为例

聚落格局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基础,也是人地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目前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科学分析、揭示、刻画少数民族等脆弱地区的聚落格局,对合理、高效推进该区域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实现民族团结和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尤其是多民族共生区的聚落格局研究还不足。论文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哈尼梯田区为例,从聚落分布的空间位置特征、民族格局特征、区位环境特征及其主控因子等方面,刻画了哈尼梯田区哈尼、彝、壮、汉、苗、瑶、傣等7个民族的聚落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在空间位置上,哈尼梯田区68%的聚落分布在区内西中部,主要以哈尼、彝、壮为主。② 在民族格局上,形成了以哈尼—彝混居的大格局,以壮、汉、苗、瑶、傣混居的小格局。③ 在区位环境上,7个民族在海拔、坡度、气温、降水量、与河流距离、聚落规模、耕地面积、与行政中心距离和粮食单产等区位环境特征上具有显著差异。④ 在主控因子上,壮、苗、瑶聚落分布的主控因子为经济、行政、旅游中心距离,贡献率分别为86.4%和75.3%、92.8%;彝族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气温(贡献率为52.0%);汉、哈尼、傣聚落布局的主控因子为降水量,贡献率分别为98.7%、52.2%、97.0%。⑤ 整体而言,哈尼梯田区聚落格局在垂直向上,形成了多民族共生的立体格局,在水平向上形成了多民族互嵌格局。研究可为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聚落格局优化、精准扶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科学参考。     

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格局演变及机制分析

基于1987年、2002年、2013年三期Landsat TM、ETM+、OLI遥感影像提取研究区农村居民点时空分布信息,利用GIS空间分析、景观指数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干旱区绿洲农村居民点景观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点集中分布在绿洲内部平原区,其中城市周边及沿河道、道路是居民点空间聚集较明显的区域。② 1987-2013年农村居民点面积增长较形状变化更为显著。新建居民点和旧居民点边界扩张是导致研究区农村居民点面积显著增长主要原因,且在不同时空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增长方式;居民点形状以矩形和近圆形居多,条带型较少。③ 通过对居民点景观演变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城市辐射距离、水源地远近及距离道路远近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景观变化的首要因素,其次是人口规模,最后才是区域经济的发展。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综述

史前聚落地理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史前时期自然和社会研究兴趣的增长而兴起。本文根据国内已有的文献,在概括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史前聚落地理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史前聚落分布研究、聚落选址研究、聚落演化研究、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关系研究、史前聚落与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相互关系研究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对环境考古学、地理学、聚落考古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仍存在学科联系不紧密、单因素解释模式较为片面、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史前聚落地理必须通过地理学、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并坚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主线,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以福州山区为例

明确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方向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区域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福州山区2015年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划分“三生空间”用地类型,提取乡村聚落斑块,运用核密度估计、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价等方法分析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构建基于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的乡村聚落重构方向识别方法和差异化重构思路。结果表明:(1)福州山区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以高生态中密度组合特征区为主,面积216.39 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9.53%,多集中于乡镇中心、道路和河流沿线,整体集聚与生态价值适中,但西南部乡村聚落生态建设有待加强;(2)运用成本加权距离测算中心区乡村聚落可达性等级,以此作为边界参考,结合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A^J共10个不同特征的重构范围区;(3)依据各重构范围区表征出不同的集聚与生态价值组合特征,提出了城镇集聚型、中心村建设型、内部协调型和生态保护型等4种乡村聚落重构模式与空间重构方向,并探讨了差异化重构思路。研究结果为福州山区乡村聚落转型发展及城乡融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基于聚落演变的岩溶山地聚落体系空间结构整合——以后寨河地区为例

基于高精度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数据,选择黔中高原的典型岩溶山地普定县后寨河流域,探讨了1963~2010年岩溶山地的聚落和人口变迁,建立了基于聚落规模等级发展变迁和人口密度空间分布的乡村聚落发展适宜性和聚落整治类型评价方法。研究区大聚落和较大聚落主要分布在耕地条件和交通条件较好的中部峰丛洼地区东、西两侧,人口密度高值中心对应的往往是大聚落等级。研究区聚落可划分为重点村镇型、优先发展型、有条件扩展型、限制扩展型和迁弃型5类。     

基于坡耕地与聚落空间耦合的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人地关系研究

以三峡库区腹地奉节县的27个乡镇为例,应用网格分析技术,以1km×1km网格为单元,揭示了聚落与坡耕地资源之间的配置关系以及不同岩性区聚落-坡耕地耦合模式差异,并对研究区人地关系做了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奉节县27个乡镇聚落和坡耕地的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趋同性,二者用地比、斑块等级大小高值都主要位于北部梅溪河河谷和中部长江河谷地区,低值主要分布于南部石灰岩地区;②坡耕地偏多型主要分布于砂岩区,坡耕地偏少型主要分布于石灰岩区,而坡耕地-聚落均衡型则表现出随机分布格局;③研究区坡耕地大量存在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坡耕地基数大和坡耕地退耕难度大。受坡耕地分布的影响,坡耕地偏多型的土壤侵蚀较其他耦合类型严重;④27个乡镇人地关系划分为人地矛盾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突出型、人地矛盾较缓和型和人地矛盾缓和型四种类型,而人地矛盾较突出类型所占比重最大,面临着退耕压力和耕地压力突出的双重问题。     

SETTLEMENT,POPULATION AND LAND USE ANALYSE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USING SHUTTLE IMAGING RADAR-A DATA*

Shuttle Imaging Radar-A data are employed to study the settlement, population and land use in the Baoding and Dezhou areas of the North China Plain. By applying nearest neighbor and quadrat analyses, the settlements are found to exhibit a mixed random-clustering pattern which defied the application of Christaller's central place theory. The distinctly visible boundaries from the images permitted accurate estimation of population in both areas. The linear land use forms, notably transportation lines, could also be accurately mapped;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lake reclamation was also revealed. It is concluded that SIR-A data are useful for much human geography research.     

大都市区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特征及机理——以广州市为例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以及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农村聚落的内容再次成为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大都市区作为快速城镇化和生产生活要素集聚的重点区域,其农村聚落的用地变化快速且复杂,成为了农村聚落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利用农村土地非农化指数,将2013年广州市农村聚落分为农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起步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发展型农村聚落、非农化主导型农村聚落、非农化型农村聚落五种。结合GIS空间分析,对广州市农村土地非农化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从市域角度,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总体呈现出围绕大都市内核随距离增加而衰减,由外向内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程度逐步升高。②从各区层面,农村土地非农化程度受副中心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显著,近郊区域呈现面状圈层化分布,远郊则表现出沿道路的线状分布特点。③从局部尺度,重大基础设施对周边农村聚落的土地非农化发展有较大拉动作用,导致高土地非农化农村聚落点状出现。随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确定村内路网密度、与主城距离、流动人口、村集体收入、村民人均收入为影响农村土地非农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分析各因子对大都市区农村聚落土地非农化的影响机制。本文对如何利用农村非农化进程促进城市发展、优化调控农村土地利用和规划村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