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城市近郊乡村旅游开发研究--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

城市近郊区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区域。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其变化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近年来,乡村旅游在城市郊区、特别是城市近郊的各种旅游中发展十分活跃。但是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该文根据城市化作用下的城市近郊乡村旅游演变的规律和原理,以成都邛崃市鹤鸣村为例,探讨城市化对城市近郊乡村旅游的影响,分析城市化影响下鹤鸣村乡村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进程,提出鹤鸣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建议。     

旅游开发与农村城市化的实现模式研究——以江西井冈山市为例

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形态,乡村地区为自然经济,而城市的市场经济则比较明显.但随着乡村地区旅游开发的深入,乡村地区城市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这种城市化不仅是乡村空间形态上的城市化,更包括经济形态的城市化.江西井冈山市作为中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经过10多年的商业性旅游开发,呈现出了3种不同类型的城市化模式,一是城市外延扩张模式,二是在乡村导入城市模式,三是乡村经济城市化模式.通过对这3种城市化模式的分析,归纳国内乡村地区旅游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及城市化的后果.     

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发展因果关系的判定及生成机理研究——张家界案例

城市化与城市旅游发展之间到底存在相互影响关系还是单向影响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论,但这个问题的回答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旅游如何因应这种关系而采取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市为案例,将城市化率和旅游总收入占城市GDP的百分比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和旅游发展水平的变量指标,采用Eviews软件,在对这两项指标1988-2011年时间序列数据先后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性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向量自回归模型,确定了城市化水平与旅游发展水平两个变量关系的滞后阶数,并进行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张家界城市化与其旅游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二者在滞后阶数为1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最为理想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且张家界城市化水平与其城市旅游发展之间同时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张家界的城市旅游发展影响其城市化进程,但城市化进程并不影响其城市旅游发展。从城市化和城市旅游发展过程入手,认为旅游发展水平提高使旅游从业机会增多,在旅游业附加值大于农业附加值的作用下,农业人口迅速转化为城镇人口,是城市旅游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这一因果关系生成的内在机理。而城市化以当地农村居民转化为主,所形成的旅游收入小于GDP增长的特征是导致城市化与旅游发展之间没有形成因果关系的原因。该文最后提出了张家界市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紧紧依托旅游产业构建新型城镇化的思路。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出地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乡村地区出现了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在快速城市化的视角下,特别是从城市化对乡村影响的理论角度,对山西省中部地区的3个典型村庄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外流现象十分突出,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农户家庭比例超过60%,但也存在无特殊技能的高龄农民工回流的趋势。此外,研究还发现乡村出现了农村老龄化、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教育、传统乡土社会瓦解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景洪-思茅城镇密集区城镇体系与乡村城市化发展研究

对景洪-思茅城镇密集区乡村城市化评价的结果表明：乡村城市化整体发展水平低,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受各县市（区）非均衡发展的影响,中心区处于快速乡村城市化阶段,两个中心城市处于基本实现乡村城市化阶段,外围区发展受制于多种因素而远远落后,处于乡村城市化起步阶段.在此基础上,分析自然环境因素对乡村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乡村城市化与城镇体系发展之间的矛盾、互动关系及其机制,提出乡村城市化发展的调控措施,以期对云南城镇密集区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     

我国乡村旅游高级化的产品设计导向

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使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发展势头，但从当前理论与实践综合来看，我国乡村旅游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理论界对乡村旅游的范围界定模糊，而且乡村旅游产品的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存在明显的初级化行为，由此影响着乡村旅游更高层次的发展。文章在对此分析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旅游需求的高级化趋势，并重点论述了乡村旅游高级化产品设计的5个导向性意见和建议，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有所裨益。     

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市为例

本文基于山区乡村旅游发展特征建立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实地调查并分析乡村旅游影响下的秦巴山区农户生计状况,以及不同地理单元农户生计结果差异。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山区农户自适应能力和生计保障程度,扶贫效果较为显著,参与旅游发展的农户可持续生计发展水平总体优于全区平均水平;(2)调查点农户的生计资本得到增加,但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值低较,农户可获得的社会资源有限;(3)四类乡村旅游地农户(即,秦巴山区中心城区依托型、大中城市近郊型、景区依托型和边远型乡村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存在差异,大中城市近郊型乡村旅游地农户的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与乡村旅游形成良好互动,农户可持续生计总体结果优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地;(4)农户社区组织的建构对增加和拓展农户的生计资产具有积极的影响。研究可为贫困山区农户生计发展、扶贫及乡村旅游发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美国大都市旅游带的生长机理及其启示

以纽约、洛杉矶、芝加哥为核心的美国三大都市旅游带,是伴随着美国城市化的形成而出现的。在美国三大都市旅游带的发展进程中,城市郊区化起了积极的联结与推进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是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进而促进了大都市旅游带的形成。比较美国三大都市旅游带与我国沿海大都市旅游带的发展,美国作为城市化高度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张、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经济规模的扩大,推动了都市旅游带的发展。美国都市旅游带的生成特征与生长机理对我国沿海都市旅游带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发展与建设实践及其启示

英美等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注重中小城镇建设、协调城乡发展,日韩等工业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农业与农村扶持、积极推动农村现代化.从美、英、日、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看,加快城市化尤其是农村城市化进程、重构城乡空间、改造传统农业,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美英日韩等国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建设实践对我国当前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发展的启示主要有：①“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②我国农村城市化正处于加速阶段,迫切需要重构乡村空间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乡村建设与规划势在必行;③在乡村建设与规划中,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扶持力度,注重农村居民点体系的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实施完善与配套;④城市化和乡村建设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多种因素制约,需要处理好城镇和农村、农业与非农业、政府与居民等各方面的关系.     

大城市边缘区城市化进程的实证分析--以南京江宁区为例

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地域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向乡村转化的过渡地带，也是土地与空间利用方式最富于变化的地域实体，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最具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敏感性特征。该文以南京江宁区的城市化进程为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江宁区城市化发展的条件与背景，探索边缘区城市化进程的特征与驱动机制，并依据世界性趋势，推断江宁区城市化发展的模式与前景，以探求大城市边缘区城市化发展的对策。     

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驱动力——以云台山景区内乡村为例

除了工业发展的动力之外,旅游作为一种市场动力,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引导乡村城市化的实现。因此,在旅游发展的引导下,乡村城市化背后的驱动力以及各动力主体之间的作用关系亟待新的探索和突破。文章引入“国家―市场―社会”作为分析城市化驱动力的三元框架,以云台山景区内的乡村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定性研究方法,认为在旅游发展所引导乡村城市化的背后,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元动力在动力主体、作用发挥、角色扮演上和原本框架中各个动力的所指相比都已经发生了转变,主要体现在市场动力从市场供给一方转变为市场需求一方,社会动力从村民组织转变为村民个体。通过案例的实证分析,总结出了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作为旅游发展引导下乡村城市化的三元驱动力,“地方政府―需求市场―村民个体”的分析框架也是对“国家―市场―社会”分析框架针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有效修正和补充。     

旅游引导的新型农村城镇化研究——以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为例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揭示1980~2014年间丹霞山瑶塘村和断石村在旅游引导下实现农村城镇化的过程特征和机制。研究发现,在旅游驱动下,地方政府、农村社区、外来力量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两村逐步实现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农村城镇化;地方政府的有效管理和资金扶持,有力保障了农村公共设施建设和旅游企业发展,防止“公地悲剧”和“虚假城镇化”现象发生;农村社区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要素主动参与旅游经营和社区建设,实现了产业、就业和生活方式的非农化,是农村城镇化的主导力量;以外来资本、旅游移民和旅游者等为主的外来力量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资金、劳动力、文化和信息等支持,其作用随着旅游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加大。研究认为,当前旅游驱动型农村城镇化并非传统意义上农民空间、职业和身份都发生转化的城镇化,而是农民通过参与旅游就地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内生型城镇化,未来可通过“村改居”方式逐步向区域城镇化转换。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衰落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紧迫问题。以乡村文化保护为主线,通过综述乡村文化的研究进展,围绕城镇化和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是“繁荣”还是“衰落”、是“原真”保护还是“创新”利用、是景观“美化”还是文化“重构”等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乡村文化保护利用和恢复重构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及主要科学问题。强调应运用区域性、综合性的地理思维和人地关系的视角,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与现代技术,聚焦引领性科学问题,关注城镇化对乡村文化胁迫效应测度及其影响过程与机制分析,重视乡村文化的科学保护、旅游活化利用、旅游村镇化与村镇旅游化、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和乡村多元价值提升,运用社区恢复力理论构建乡村文化恢复模型,依据文化基因、乡愁记忆等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确定乡村文化重构内涵,构建符合中国乡村特点的文化重构模式,从而为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为国内学者进行乡村文化和乡村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的农户生计响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武陵山片区农户的城镇化生计响应发现：① 农户生计响应是“城乡连续体”的“人业地”关系重构中乡村聚落的决策单元对城镇聚落吸附与扩散效应的综合反应,受宏观环境、外部条件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② 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和县城近郊特色农业种植区周边农户的生计综合响应、生计空间响应和生计产出响应依次递减,但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响应及各维度的响应强度排序不一致;③ 城乡二元体制的演变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动态地规制与诱导农户,使其生计响应与国家阶段性战略目标相适应。地形平缓、距离县城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休闲驱动型城镇化对应于更广维度和更高强度的农户生计响应。收入来源以经商、务工为主,家庭成员中有小孩或老人,有较高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以及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响应的维度更广且强度更高。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旅游城镇化的居民感知研究——以九华山为例

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居民对此类型的城镇化的影响感知有其独特性。本文选取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九华山为案例,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利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就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经济、社会生活和环境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居民与旅游城镇化影响感知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旅游地旅游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多主体共治模式——以福建泰宁水际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地的城镇化研究亟需总结更多更好的中国经验。福建省泰宁县水际村1991-2016年的旅游城镇化体现了一种学界尚未关注到的多主体共治模式,村民在保持地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多主体的良性互动实现了就地城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得益于政府的引导、培育和制度建设,乡村经济在利益冲突中保持韧性并持续发展;外来企业的进入则带动了村民经济收入的增长,村民在商业运营中完成了生活方式现代化和思维观念市民化。本文按照案例研究的逻辑,分析了多主体共治状态的形成过程、核心要素及其作用机制。多类主体实现共治的核心要素是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的科层制分工、灵活的产权设计、实现分配正义的市场规则和多类主体之间的理性互动与权力制衡。基于这些核心要素的共同作用,多类主体之间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保障资源效益可以有效地进行再分配,最大限度地发挥旅游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城镇化目标。可以认为,多主体共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旅游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总结这种模式有利于丰富新型城镇化的乡村个案,同时为新时期乡村转型的有效治理提供参考。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居民生活圈的重组机制——以昆山群益社区为例

乡村居民生活圈伴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不断发生重组,本文选择中国城镇化发展最快的昆山群益社区为案例,运用地理学空间分析方法与社会学半结构化访谈法,解构生活圈并分析其重组过程的内在机制。主要结论如下：① 将乡村居民生活圈解构为居住圈、就业圈和交际圈,三圈重组过程演绎出中国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人的城镇化之间的调适关系及人的城镇化的滞后性。② 居民生活圈重组与血缘、地缘和业缘变化存在紧密关联,其中业缘是代际间生活圈重组差异的主要原因。③ 快速城镇化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造成居住、就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通过对快速城镇化下乡村居民生活圈重组过程与机制研究,为中国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