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差异视角下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机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北大核心CSCD

企业跨区域投资决策深度嵌入复杂多元的地方文化-制度情境,解析文化差异的多维影响有助于更好理解企业异地投资行为和区域间交互作用机制。本文在刻画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异地扩张和网络演化的基础上,基于文化差异视角,探讨投出地与投入地文化特征以及两者间文化距离三重维度因素对区域间企业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机制。利用两阶段Heckman-Hurdle随机效应模型,在控制投入地和投出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特征以及区域间地理、制度和经济距离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2312家沪深两地主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在2007—2016年间异地投资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网络演化过程中“邻近扩张”与“跳跃扩张”并存,形成了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为顶点的“菱形”网络结构并不断强化。文化差异的三重维度共同影响了中国区域间企业投资网络与选择,较高的投出地冒险倾向和投入地信任水平、较小的区域间文化距离,有利于提升区域间企业异地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不同经济规模城市组的比较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会降低所有规模城市组内部及之间的投资规模,但仅显著降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城市组之间的投资意愿。本文有利于拓展区域文化对企业地理、投资区位选择、总部-子公司网络结构影响的认识。     

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空气污染环境效应——基于企业数据的实证

基于企业数据与空间计量方法,总结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东北地区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在分析地区空气污染同期变化的基础上,探讨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对空气污染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增高,并形成多个新兴“热点区”,31个细分行业大类均呈集聚分布,资本规模由高度集中向“T字形”铁路周边沿线城市扩散。②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清洁度与产业技术高级度均呈下降趋势,在县区尺度上体现出空间差异且有不同程度的增幅和降幅。③ 制造业空间格局对空气污染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和技术效应,二者分别表现为拥挤效应和回弹效应,但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不明显。     

基于距离的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

运用改进的基于距离的产业地理集中度测度方法M'函数,利用2001北京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和2002北京市130部门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北京市25个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结构,以及14组投入产出关系较为密切行业间的空间临近分布状态。发现25个制造业行业在不同的距离范围内呈不同程度的集中分布,随着距离的增加,集中度基本呈下降的趋势。各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差别较大,原料指向和劳动力指向型行业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高,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定量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和产业联系是影响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促进北京制造业行业地理集中;产品市场竞争、外商投资和技术外溢推动产业布局趋向分散。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的集中度低,多数行业间表现为分散分布。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或原料型制造业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的集中度较高;资金或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多为分散状态。进一步研究表明,投入产出对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电子商务专业村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2020年中国淘宝村数据

电子商务专业村是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农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论文基于2015—2020年全国淘宝村空间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求电子商务专业村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揭示不同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淘宝村总体空间分布格局与中国基本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时空演化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扩散特征;②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空间集聚强度逐年增强,高强度集聚范围逐年扩大,华北平原传统农区出现高强度淘宝村集聚区;③ 淘宝村呈现显著的空间聚类分异特征,空间聚类区分布相对稳定,高—高(HH)集聚区集中分布在苏南、浙江、福建的泉州、莆田和潮汕揭城市群;④ 各影响因素对淘宝村空间格局演化具有不同的解释强度,产业基础和区位条件是高作用影响因子,政府行为影响力稳步上升,社会经济影响呈“U”型变化态势,三级影响因素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常住人口的影响程度呈下降趋势。研究结果对推进电子商务专业村发展、深化专业村发展理论、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理论构建与疫情风险评估

个体在空间移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使疫情传播具有复杂性和空间不确定性。但现有学术研究较少在理论上综合考虑个体的空间移动及移动过程中近距离接触分析疫情的空间扩散。本文综合考虑个体移动及移动过程中接触,提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的理论构建框架。鉴于公交刷卡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个体的移动路径及车厢内接触的群体,以北京市公交系统为例开展实证研究,构建基于个体“移动—接触”的空间交互网络,采用加权度中心性和K-shell分解方法识别疫情高风险区域,提出管控措施,并通过模拟管控措施前后网络社团结构变化来评价管控措施实施效果。结果发现疫情高风险区域集中分布在城际交通枢纽、商务中心、居住区周边区域。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基于各类交通系统的疫情风险评估具有普适性,研究结果可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及时启动有效的疫情防控应急响应政策具有借鉴作用。     

基于企业点数据的在京日企空间集聚模式

基于驻京日企微观空间数据,根据企业母公司所属行业类型,对比探析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分散态势及其演化趋势,利用DO指数法,科学测定在京日企空间集聚范围。研究发现：（1）在“纯距离”条件下,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35-60km,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尺度为20-28km,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尺度为10-18km,而生活服务业空间分布则较为随机;在考虑企业规模条件下,各个行业集聚尺度则大相径庭,集聚（分散）指数显著升高;（2）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对于制造业而言互斥状态并不显著,但对于服务业而言在空间上与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互斥现象,且互斥尺度发生在22-28km上;（3）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材料密集型制造业在空间上的分布模式基本趋于稳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新-老企业在空间上愈发集聚,共聚尺度发生在18—30km范围内;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服务业的新-老企业分布模式基本相似,新入驻企业依托于前期入驻企业,接触扩散、就近分布,在空间上趋于共栖。     

世界主要国家及地区制造业GVC地位时空格局演化——基于TiVA数据库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转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在国际分工生产中所处的全球价值链（GVC）地位不同。一国能否从参与全球化中获益,日益取决于能否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并在某一特定环节占据竞争优势。明确全球制造业大国的GVC地位,认识其国际分工及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利用TiVA数据库,测算世界59个国家及地区1995—2014年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并分析其演变特征。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主要分布在美洲、欧洲及东亚,位于中亚、西亚、非洲和大洋洲的国家参与极少,近年来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呈现不断向少数国家及地区集中的趋势。大部分国家及地区劳动密集型行业地位较高,技术密集型地位指数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附加值主要被少数掌握核心技术和价值链两端的国家及地区获得。从细分行业上看,核心国家及地区均呈现了分阶段演化的特征。在空间相关关系上,制造业整体和劳动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均呈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先降低后升高,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分布最为显著且集聚程度不断增强,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地位指数空间集聚效应不明显。从空间集聚形式来看,大部分国家及地区GVC地位指数较低,贸易附加值被少数GVC地位较高的国家及地区获得。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投入会抑制一国GVC地位的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对于一国GVC地位的提升起促进作用,出口规模与一国GVC地位呈明显的正向关系,行政效能对于一国GVC地位无明显影响,但是行政效能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于GVC地位的抑制作用。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例

不必地理邻接即可产生外部性关系,城市网络外部性对传统基于地理距离的集聚外部性理论形成挑战,也诱发多种外部性对城市经济发展影响的新思考。因此本文以辽宁省城市网络为研究案例,通过城市间地理距离、手机通话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构建距离权重矩阵来表征不同的邻近性,并基于外部性理论、空间计量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不同邻近性视角下城市网络外部性、集聚外部性对经济溢出的各自影响和共同作用。研究发现：①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比二者之一对城市经济溢出影响更加显著;② 不同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影响方向有所不同,地理与信息邻近性视角下两种外部性的共同作用抑制城市经济外溢,社会邻近视角下则促进城市经济外溢,地理邻近性仍然占据主要地位;③ 由于城市规模与控制能力差异较大,辽宁省城市网络难以实现正向的经济外溢,但社会邻近下的人口流动能够促进溢出。因此,处于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需积极参与和主动嵌入城市网络中,才有可能获得转变“外部不经济”为正向溢出的机会,应重视城市之间人口流动与社会联系对区域发展平衡的作用。     

技术关联、交通可达性与企业生产率——基于公路和铁路的研究

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上海市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与影响机制

大企业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分布既受城市发展的影响,又是重塑城市空间格局的重要力量。基于历年上海市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上市企业总部在上海呈显著的中心型分布,多数总部集聚在中心区,且总部密度随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降低。企业总部分布还呈现强烈的接近交通干道和开发区集聚的倾向。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企业所有制条件、上市时间、企业规模、行业类型显著影响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通常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企业和上市时间较早的企业更倾向于布局在中心城区区位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形成总部分布的二元结构。市场化改革和规划下不同类型企业的主从秩序可以解释这种企业总部分布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     

Business networks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in Sweden's northern periphery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firm networks is a key resource for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mall firms. The literature on small firm networking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 balanced network of regional and extra-regional networks in order to engender optimal levels of firm performance. In peripheral regions, the academic debate is focused on understanding how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affects the spatial orientation of networks of small firm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rvey responses and financial accounts of 26 small manufacturing firms located in Sweden's northern periphery, the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spatial configuration of networks, and particularly thei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onents, is related to other aspects of the firms, such 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or level of performance. The study shows that increased geographical remoteness tends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stead of hindering them and that peripheral small firms able to penetrate international markets tend to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productivity.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stresses the need to rethink the spatiality of policies promoting small firm networks, from a locally-bound to a more diversified, internationalised one.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Spatial Diffusion of Wal-Mart: Contagious and Reverse Hierarchical Elements

In its 30 years of existence, Wal-Mart Stores, Inc.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largest retail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erms of sales volume.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geographic expansion of Wal-Mart from its origin in northwest Arkansas. During its early years the firm grew slowly and opened stores primarily in small tow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expanded into metropolitan areas in order to serve more completely the U. S. market. The firm's expansion patter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by elements of both neighborhood contagious diffusion and reverse hierarchical diffusion.     

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基于A股上市医药公司网络

基于特定行业的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网络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理解产业格局和城市功能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医药企业总部和子公司区位信息,研究中国医药行业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医药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经济区,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②中国医药企业的城市网络大致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及武汉为中心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强度差异显著,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和邻近扩散形成,表现在发达城市之间及距离相近者联系较强;③发达城市在网络中普遍具有较高的权力和影响力,部分药材资源丰富的中小城市也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④中国医药行业仍处于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在该行业拥有较强国际联系的城市有杭州、深圳、昆明、天津等;⑤医药产业不同行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在各个网络中都发挥重要节点的连通作用。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 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 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     

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分析了赴香港上市内地企业的空间分布、时间格局、行业格局以及所有制结构特征,并采用计量模型对赴香港上市企业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表明：赴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数量呈现波动式增长,总部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京津冀、长三角以及珠三角地区集聚特征明显;香港成为内地金融和房地产类企业海外上市的主要目的地;赴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民营企业逐步成为香港上市企业的主体。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赴香港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受到集聚经济、距离、制度等因素影响,城市的经济规模、金融业发展水平、交通便捷性、信息化与通讯能力越强,到香港距离越近,城市行政级别越高,赴港上市企业则越多;此外,距离因素对民企的影响更为显著,国企的空间分布则主要受制度因素的影响。     

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变——基于上市企业总部的研究

国家中心城市是核心和枢纽城市,也是大企业最为集聚的地方。企业总部是企业的决策和命令中心,拥有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及企业总部规模是衡量国家中心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国内上市企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城市的控制和命令指数（简称CCI指数）,从全国尺度考察北京、上海和广州等8个国家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及其职能演化,并剖析国家中心城市总部职能的专业化格局。结果发现：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控制和支配功能要远远强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一直位居前两位。从2005年到2014年,北京的CCI指数显著增强,且优势逐渐扩大。北京地位的显著提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业央企的上市和增长,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独特优势进一步释放的结果。而其余国家中心城市的CCI指数大多呈现下降趋势。在行业上,金融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一直占据中国经济的主要控制与支配地位。过去10年,金融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东部大城市的金融业CCI指数普遍有大幅提升;相反,制造业和采矿业的控制与支配功能则明显减弱。对国家中心城市的分析来看,北京、上海和广州在大部分行业中都具有明显优势,属于全国性的综合型大城市。而其余5个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较低。此外,8个国家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发展的相互联系存在明显差异,究其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城市产业发展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