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宜居度指数模糊综合评价

以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5个指标构建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模糊综合评价体系,使用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因子探测法确定各单因素权重,根据环境驱动因子分级标准及等级值,采用梯形和三角形隶属函数计算单因素评价值,再使用加权平均的综合评价类型和等距法,得到了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人居环境指数综合等级,运用SPSS数据探索功能,分析宜居度最高地区的具体环境特征,并分别以仰韶后期和龙山时期的实际遗址分布数据对该等级评价系统的准确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评价结果较为准确可靠。     

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环境驱动因子分析

在史前聚落遗址研究中,不同研究区的聚落遗址在空间和时间尺度上差异较大,较难获取一致性的分级评定标准。该文使用K均值聚类法代替专家打分过程,辅以图像分析和SPSS数据探索百分位法并加以调整,对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所在的地貌、土壤、坡向、坡度和高程因子进行分析,确定各因子分级标准和等级值。研究结果表明:地貌、土壤、坡向、坡度、高程5个因子在4个文化时期分别基于遗址数高低的自然K均值聚类形成适宜度高、较高、中、较低、低5个等级。地貌、土壤的偏好顺序在3个相邻时期的相关性系数逐渐升高并放缓,即史前人类遗址对其优先选择度逐渐产生固化;史前人类对丘陵地貌类型的选择度不断下降,对黄土梁塬、褐土、东南坡向的选择由少变多,对黄土台塬、两合土、缓坡的偏向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该文成果对于用现代的地貌、土壤数据研究史前聚落遗址分布以及对新遗址发掘具有参考价值。     

基于对象时空模型的郑洛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群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面向对象的思想,建立聚落群对象时空数据模型,对聚落遗址群分别求取中心点和面积,进而得到中心点的演变速度、轨迹和聚落群遗址密度,在此基础上分析郑洛地区史前聚落群时空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从聚落群合解历程看,裴李岗时期、仰韶前期几乎无分化,仰韶后期东西对峙,龙山时期分级明显,中央聚落群初现规模;2)4个时期聚落群中心点先向西南快速移动,然后向东北移动,速度由慢到快;3)聚落群遗址密度呈上升趋势,前3个时期上升缓慢,龙山时期上升明显。     

安徽淮北平原史前文化遗址Thiessen多边形分析

通过生成遗址点的Thiessen多边形,结合应用小多边形的概念及理论,综合分析了安徽淮北平原地区史前文化遗址的聚集状况以及该地区在石山子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状况、生存环境及交通等特征。结果表明:用Thiessen多边形空间分析方法可以有效确定聚落中心,并合理推测史前时期农业、生存环境和交通等人地关系状况。从石山子到龙山文化时期,小多边形数量不断增加反映出聚落聚集程度和文化交流水平的提高,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时期淮北平原中部明显是区域内聚落的中心,且多边形中心到边的距离逐渐减小说明先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及农业发展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淮北平原史前文化发展受环境变化影响,从石山子到龙山文化时期,气候条件逐渐趋于干旱,沼泽萎缩,气温变化不大,这种环境条件十分有利于先民的生产生活,不仅遗址和小多边形数量不断增多,而且在平原中部和淮河干流沿岸地区出现了多个遗址群和聚落中心,史前文化蓬勃发展,人类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从小多边形的分布方向也可以推断出西北—东南向古水系对淮北平原史前遗址之间的交通起控制作用。     

基于指数模型的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分布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青海东部高庙盆地史前文化聚落演变与气候变化

高庙盆地内史前文化遗址密集, 史前文化聚落的分布和自然环境关系密切, 受河流地貌影响尤其显著, 绝大部分连续性文化遗址都分布在T3 阶地上。5~4 ka BP 本区气候暖湿, 对应马家窑到马厂时期, 盆地内聚落分布由T3 阶地向T2 转移, 聚落分布模式由均匀到凝 聚, 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大, 到马厂时期, 聚落发展到鼎盛, 并出现了中型遗址, 成为聚落的中心, 聚落等级上升为两级; 4 ka BP 时气候突变, 急剧的降温, 使得从齐家文化到卡约-辛 店文化, 盆地内的聚落形态倒退。因此, 气候变化对盆地内聚落演变影响显著, 聚落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明显。     

冀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分布规律及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冀东地区地处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的中间地带,是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过渡地带,在文化发展与传承中占有特殊地位。本文以冀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软件和该地区30 m分辨率的SRTM DEM数据,建立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冀东地区815个古聚落遗址的GIS数据库,对冀东地区聚落遗址分布密度、分布重心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海拔高程、坡度、距河流远近等环境因子对不同时期聚落遗址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分布的平均密度呈稳步上升的趋势,由新石器时代的10.73×10~(-4)个/km~2到青铜时代的58.8×10~(-4)个/km~2;聚落遗址分布重心由燕南丘陵区(30×10~(-4)-36×10~(-4)个/km~2)转移到燕北山地地区(195×10~(-4)-234×10~(-4)个/km~2);(2)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聚落遗址集中分布在距河流中心线3 km以内的区域,但青铜时代3km缓冲区以外的聚落遗址比例升高,濒河性呈减弱趋势;(3)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聚落遗址变迁表现出明显的由低海拔(50 m)到较高海拔(500-1000 m),由低坡度(3°)到较高坡度(7°-15°)转移的趋势;(4)环境变化对平原地区聚落遗址的影响远大于山区。     

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形态研究

史前聚落与聚落之间按照一定的社会组织原则,在空间上近距离相聚而形成的各种聚落群聚形态,不仅是当时人类一种普遍生活方式的反映,而且还为窥探和研究史前社会的历史演变提供了一个视窗与平台。以中原核心地区洛阳地区(以洛阳盆地为主)为例,作为史前聚落群聚形态和社会演变的代表与典范展开研究。以仰韶文化时期与龙山文化时期的洛阳盆地为研究重点,基于GIS技术对该地区已发现的史前聚落遗址的数量、规模、空间分布、空间相互关系、以及与地形、地貌的空间关联等进行可视化的表达分析,并充分挖掘空间及属性信息,揭示"聚落群"与"聚落群团"的组织形态特点,辅助分析该地区聚落形态和社会演变规律,为史前文明进程的研究提供空间分析支撑。     

莱州湾南岸中全新世聚落遗址时空分布特征及其环境背景

基于ArcGIS10.3平台对莱州湾南岸中全新世聚落遗址的高程、坡度、坡向、濒河度等指标进行分析,得出该时期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及演变特征,并结合全新世莱州湾南岸的环境背景,探讨全新世环境演变对聚落遗址分布及演变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全新世莱州湾南岸的聚落遗址数量、出现频率及在总数中的比重基本呈现明显的先增后降的倒V型（非对称）变化趋势。② 遗址高程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几乎所有时期的遗址点均分布于高程范围在0~29 m的地区,而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高程分布范围为10~29 m。从坡度来看,聚落遗址主要分布于坡度范围在0~4°的平缓地区;从坡向来看,古人大多集中在南向、东南向和西南向的位置。后李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河流对聚落选址的影响程度逐渐降低。③ 8.5~6.9 ka B.P.气候总体进入温暖期,且冷暖波动,干湿交替,后李文化由此得到发展;6.9~4.5 ka B.P.出现了短暂的降温,但整体较温和,优越的自然条件促进了大汶口文化的发展;4.5~4.0 ka B.P.左右气候条件较大汶口文化时期略干,但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文化仍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于龙山文化时期进入鼎盛阶段;4.0 ka B.P.左右气候突变,出现剧烈降温事件,变化幅度超出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岳石文化随之衰落。④ 海水入侵限制了人类活动,而古湖泊和古河道的形成为古人生活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天然条件。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

以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支撑,考虑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及地形与水系对聚落群的影响,改进K-medoids方法,利用聚落的加权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划分为三大聚落群。伊河、洛河、涧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龙山时期古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从龙山到夏商时期,有可能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逐渐走向衰退。沙河、汝河流域聚落群4个时期的聚落数量均较少,说明不太适合古人类居住。贾鲁河、双洎河、颍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夏商时期,聚落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通过聚落群划分研究,揭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连续文化聚落的 K-means聚类挖掘研究

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和GIS组件SuperMap Objects,开发了基于连续文化序列的空间数据挖掘系统,运用该系统对郑州—洛阳地区史前3个连续文化时期的聚落进行数据挖掘,提取聚落遗址群的聚类规则。通过对聚类规则的分析可知,在仰韶文化后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那些靠近聚落群中心且面积较大的高等级聚落,在位置和交通方面都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备中心聚落的特点,成为中心聚落的潜力大,有发展成为王都的趋势。     

基于GIS的4kaB.P.气候事件前后甘青史前遗址分布分析

甘青地区齐家文化较前期的马家窑分布北界南缩,整体海拔变低,是对4 ka B.P.事件中气候干旱和气温降低的响应。齐家遗址较马家窑分布更为稀疏,遗址最短距离变大,对河流的依赖性降低,这一变化与齐家文化时期畜牧业比重的增加相关。密度分析表明4 ka B.P.前后,马家窑聚落的单核心凝聚模式演变为齐家的多核心模式,极端气候事件使得农业生产能力和资源状况恶化,部落间战争频发,战争可能对父权制度的形成和冶炼技术的进步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甘青史前社会向复杂化发展。     

全新世中期西辽河流域聚落空间分布及成因

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后的干冷气候事件和环境恶化使西辽河流域及比邻地区的聚落向南移动集中并推动了原始农业的发展和之后畜牧业对原始农业的取代。各文化的聚落均对河流依赖性较强,主要分布在距河6 km以内地区,6 km以外的聚落多分布在与河流地势上相连的沟谷缓坡且主要集中在老哈河、教来河至大凌河流域,水文分析表明这些沟谷很可能在暖湿期形成过支流或季节河。聚落主要分布在海拔400~700 m的平原丘陵交互区,分布海拔和地形因气候波动和经济生活方式不同而有所变化。     

全新世以来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对浙江地区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进行比较研究, 发现4000 cal. a BP前本区史前文化遗址在空间上不断扩大, 较为显著的扩大曾发生过两次, 一次发生在马家浜-河姆渡文化时期, 另一次发生在良渚文化时期;同时以河流谷地为通道, 史前文化从西向东不断向沿海扩展。4000 cal. a BP后, 以马桥文化为代表的各史前文化地域明显收缩, 东向沿海扩散的趋势终止, 同时伴随有南北两种不同模式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转变。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分布与全新世海面波动有显著的关系, 尤其是杭州湾两岸的史前文化遗址分布与海面变化的关系最密切, 7000 cal. a BP 以来的低海面-海退成陆过程为史前居民提供了广阔的陆地生存空间。浙江地区史前文化变迁与环境变化在时相上具有一致性, 对比天目山千亩田泥炭和东海内陆架泥质沉积的环境演变记录表明, 4000 cal. a BP前浙江地区史前文化的东向地域扩展是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背景下进行的, 是农业文明和海洋文明共同作用下的扩展和延伸;而4000cal. a BP后史前文化的地域收缩是在气候干冷和沿海海洋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以上初步证明浙江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扩张和收缩与环境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 而气候环境变化正是引起上述这种变化以及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气候环境成为浙江史前文化变迁的重要影响因子, 其对文化的分布、传播、扩展和演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综述

史前聚落地理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史前时期自然和社会研究兴趣的增长而兴起。本文根据国内已有的文献,在概括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史前聚落地理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史前聚落分布研究、聚落选址研究、聚落演化研究、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关系研究、史前聚落与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相互关系研究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对环境考古学、地理学、聚落考古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仍存在学科联系不紧密、单因素解释模式较为片面、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史前聚落地理必须通过地理学、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并坚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主线,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史前人类探索、适应和定居青藏高原的历程及其阶段性讨论

系统梳理了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总结出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直至定居的5个阶段性发展过程：古老型智人自中更新世晚期就开始了对高原的适应;现代智人于40~30 ka前已经开启了对高原腹地的探索;末次冰消期以来的气候转暖时段,细石器人群向高原大范围扩散,并在全新世早中期的活动更为频繁;粟作农业人群至少在5.2 ka前进入高原东部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在4.8 ka以后开始定居在高原东部3 000 m以上海拔的区域;3.5 ka以来麦作的传入和牧业经济的发展助力人群大规模定居高海拔区域。人类在向高原扩散和定居的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生理与文化适应,但受限于当前考古发现与研究材料,史前狩猎采集、农业和牧业等人群在高原的时空分布、对高海拔环境的生理与行为适应﹑与低海拔人群和以藏族为主的现代高原人群之间的联系,以及高寒地区河谷农业和山地高原面游牧双重经济活动对高寒文明形成的支撑作用和高寒文明的普适性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期待未来多学科交叉融合共同推动对这些问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