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耦合关系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北京耕地流失的时空动态与调控途径研究

在国际学术前沿土地变化科学的概念框架下, 耕地非农化及其调控机制研究成为核心问 题之一。研究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力及其调控机制, 不仅是现实的迫切需求, 也可在国际相关学术领域做出独特贡献。以北京为案例进行研究发现: 1996~2004 年北京土地利 用变化中, 大多数地类转换都与耕地直接有关, 耕地流失是北京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问题; 城镇 扩展主要占用耕地, 且耕地生产力高的平原地区因建设占用而流失的耕地量大; 远郊山区耕地被 建设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小, 但被生态用地占用的压力相对较大; 人口增长、经济发展、政府行为与 决策是北京等经济快速发展地区耕地流失的重要驱动因素, 解决途径关键在于寻求耕地保护与 耕地非农利用之间的平衡点、积极发挥土地管理政策的调控作用。     

我国省级耕地非农化适度性评判研究

对我国省级耕地非农化的适度性做出评判,将有助于耕地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从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一种评判区域耕地非农化适度性的方法,并运用此方法对我国近年来各省市区耕地非农化的适度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全国耕地非农化总体适度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某些耕地非农化过度或滞后的省份.因此,对于那些耕地非农化过度的省份必须采取紧的土地供应政策,而对于那些耕地非农化滞后的省份则应采取松的土地供应政策,这样做才能既调控了耕地非农化,又不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     

福建省耕地数量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福建省耕地非农化数量日趋增多，从而影响到人类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耕地非农化在当前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焦点，耕地数量又受诸多因素影响。本文以协调“吃饭”和“建设”的矛盾为出发点，通过回归分析，研究福建省人口增加、城市化水平、粮食单产与耕地资源的数量关系，寻求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有效途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足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明确了城市化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两者良性的互动关系,在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背景下,以湖南省为例,探讨其城市化发展水平落后的现状特征和土地利用中存在的主要4个问题,最后提出了湖南省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四大对策,即制定科学的综合规划体系,重视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注重城市内涵发展,提高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切实保护耕地;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可持续性利用土地的理念.以确保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干旱区绿洲城市化发展与耕地保护协同性分析——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耕地非农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耕地数量变化体现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此,研究耕地资源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为当地政府城市规划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依据。处在脆弱敏感的自然环境下,干旱区绿洲城市发展与耕地资源保护存在着显著矛盾。本文基于1996-2008年的统计数据,利用回归分析法和协调度分析法分析了甘州区城市化水平与耕地资源变化的相关性及协调性。结果表明:1996-2002年耕地资源与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一定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2003年耕地资源变化略有波动,耕地面积有所减少。2004-2008年耕地资源变化逐渐趋于平稳,而在此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协同度除2004年呈不协调状态,其他年份呈基本协调或较协调趋势。     

城市化发展中的耕地保护——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

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通过对其城市化发展和耕地保护现状的分析,认真总结其在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无锡市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影响,运用“可持续发展”、“土地整理”、“土地挖潜”等新思维,结合当地实际,重点提出了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实施耕地保护和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

分析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乡村城市化的性质，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特征。     

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

科学揭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选取了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山东省禹城市和桓台县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土地非农化与乡村系统演化特征,剖析了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土地非农化的规模与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乡村系统整体处于正向演化态势,禹城市和桓台县E指数分别由0.295和0.197增至0.798与0.700.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土地非农化比重的增加会带来乡村一些要素的剧烈变化,其中,乡村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对土地非农化过程的敏感性较强.构建乡村人口转移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机制,规范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增强县域辐射能力,是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调控重点.     

城市化进程中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分析

从城市化与水土资源利用相关性入手 ,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不同阶段水土资源利用的基本特点与问题。认为城市化是促进水土资源集约与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 ,城市集聚经济与水土资源生态阈值的互动互馈机制 ,促使城市化进程中水土资源由粗放向集约利用方式转变。     

珠江三角洲城镇化转型研究

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选取近30年的人口、产业、社会和经济等数据对珠三角城镇化的动力进行分析,其次利用面板数据模型进一步探讨珠三角城镇化转型的驱动力和演变特征。分析发现珠三角二产、人口与土地仍是其城镇化主要的驱动因素,但城镇化的“要素推动”作用下降明显,“外向型城镇化”模式逐渐减弱,“知识源导向”城镇化模式正在形成,城镇化模式趋向多元化。珠三角城镇化正面临转型,存在传统“要素推动”不可持续,新型“知识推动”发展相对缓慢,城镇化质量不高,制度建设滞后以及内需不足等新问题。珠三角要大力推进城镇化“创新驱动”,实现“动力转型”,通过建设宜居城乡以实现“质量转型”,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促进“制度转型”。     

面向乡村振兴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反映,其内部用地功能结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剧烈变动,“转型”正成为当前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本文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切入点,在阐明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内涵的基础上,依据“过程-类型-机制-优化”的研究思路系统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规律,将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研究与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相结合。研究认为,基于农村居民点内部典型地类间组合关系的演变过程,其转型可划分为外向非农化、内生乡村化和空心衰败化三种类型。城镇化、乡村工业化和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通过改变城乡间人口、土地、资本和技术等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影响着居民点转型的方向和结果;同时,合理、有序的农村居民点用地结构也可为乡村振兴的具体实施提供空间基础。未来应以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为导向,从类型转换、效率提升和制度保障等角度优化居民点用地结构转型,以期在理论上创新和完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与优化的研究范式,实践上为村庄规划和乡村振兴提供科技支撑。     

关于"极速"城市化的理性思考——以汕头市为例

分析汕头市近年来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情况,对照国内外城市化历程,认为汕头市的城市化并不具备一般城市化内涵,属虚假城市化模式,其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是人为因素的产物.这种"极速"城市化可能带诸来多负面效应,如造成严重"城市病";改变土地用途,促使市区无序扩张;加速农业萎缩和农村环境恶化.为实现汕头城市化,应采取有效措施:1)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2)加强专业技术培训以适应就业需要;3)增加农业投入,促进第一产业发展;4)实行城乡统一规划,实施乡村城市化模式;5)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做好社会保障工作.     

中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非协调性研究

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紧张、且正处在加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落实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地区社会经济、居民生活以及资金短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城镇建设用地不仅是城镇人口城镇化、产业就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服务设施城镇化)的外在表征,更是一个国家(地区)资源使用效率、经济发展模式(集约抑或粗放)、社会公平公正(城镇基本服务设施的均等化)主要参考指标。故此,为了考查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性,该文借用非协调性指数模型、分别评价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城镇人口、GDP、地方财政税收、产业就业非农化以及社会非农化之间的非协调程度,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总体而言是比较协调的,从各单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来看,城镇建设用地投入至于各变量指标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超前、滞后和相对协调三种类型,其中上海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当前户籍管理体制的作用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超前发展(粗放式发展)。最后就如何推进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发展提供建议。     

空间正义与新型城镇化研究的方法论

在经济社会转型和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以往重数量、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的快速城镇化模式引发的许多空间不公正问题开始突显出来,如何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空间发展权利等方面的公平,亟需用空间正义的理论思维去反思和重构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空间正义理论具有社会空间、多尺度性、批判建构三个主要特征,它们对城镇化研究和实践产生重要影响。西方地理学界对空间正义已有较充分的理论讨论,实践案例亦很丰富,国内还处在初步了解和探索的阶段,缺少适合中国体制和社会发展需求的理论。通过对空间正义思想与理论的梳理,提倡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尺度、多主体综合分析和案例比较,探讨和总结基于空间正义的中国城镇化演化机理与发展模式。在社会空间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定性、多尺度、多智能体的方法,揭示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演变机制,寻找改善途径进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将空间正义思想用于城乡发展与规划,可为城镇化研究提供新视角,并引导城镇化转型,实现经济社会及城乡的常态发展。     

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与人口城镇化的资源配置效率和协调发展研究

以甘肃省为例,构建了基本公共服务和人口城镇化的互动关系模型,运用网络DEA模型探究基本公共服务子系统、人口城镇化子系统以及总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地区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4年甘肃省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效率值略微下降,人口城镇化的效率值明显提升,而总系统的效率值则较为平稳略有上升,人口城镇化系统的效率优于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和总系统的效率。甘肃省基本公共服务系统和总系统效率的地区差异先增大后减小,而人口城镇化子系统效率的地区差异不断减小。研究结果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的资源合理配置,以及实现多系统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北干旱区水资源约束下城市化过程及生态效应研究的理论探讨

城市化是西北干旱区实现小康目标的必由之路,然而最大的自然障碍因素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现实的城市化与水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各种矛盾与胁迫。从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研究的重要性出发,透过对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分析与评述,把水资源作为西北干旱区先决约束条件。提出了水资源约束下西北干旱区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的研究思路,包括选择水资源变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相互胁迫的驱动因子,揭示水资源变化对城市化过程的胁迫机制与规律;分析城市化过程引起的与水相关的生态效应;建立城市化过程及其生态效应预警指标体系。对不同强度水资源约束下城市化过程进行动态预警和情景分析;选择最节水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和建设节水型城镇体系等。进而为加快西北干旱区城市化发展进程、改善干旱区生态环境、实现小康目标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度评价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以政府驱动的大规模城镇土地开发为显著特征,新型城镇化强调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发展。通过构建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综合指数及协调度评价方法,分析了2000—2015年期间长三角发展最快至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协调特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整体低于人口城镇化但增长率更高,2008年后两者进入高协调耦合阶段,但不同城市不同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差异,高等级城市土地城镇化快速但总体与人口城镇化协调,而中低等级城市过度土地城镇化突出;良好的经济基础、就业环境及投资环境形成了较高的人口城镇化水平,而政府驱动开发政策刺激和经济增长需求旺盛导致土地城镇化增长高于人口城镇化增长;针对中心-边缘发展空间失衡及可持续问题,提出未来强化大城市辐射引领、调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化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共建共治作为美丽长三角建设重点。     

中国城市土地城镇化多层级影响因素分析

土地城镇化是地理学与土地科学交叉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土地城镇化作为城镇化在空间的具体体现,已经成为学者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焦点。土地城镇化受到省、市多层面因素影响,单一层面的影响因素并不能完全有效解释中国特殊行政体系下的多层级关系。本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市两个层面影响因素的不同指标进行客观赋权,建立两层线性模型,对2005年和2016年全国102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土地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市级层面,2005年要素投入和公共服务是影响城市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因素,其中以要素投入最重要。2016年经济发展水平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要素投入、公共服务、人口集聚对土地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② 省级层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土地城镇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政府资源保护态度、生态和农业资源与市级因素以及城市建成区面积呈显著负相关。根据区域所处发展水平的不同,政府开发态度、地理区位与市级因素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土地城镇化进程逐步由政府主导转向经济驱动。多层级土地城镇化研究,可以更好地解析不同层面影响因素对土地城镇化水平影响机制和跨级关系,为更合理精准的城镇化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