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冬小麦产量的干旱脆弱性研究

以河南省冬小麦为研究对象,从影响冬小麦产量的干旱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性入手,利用熵权法确定反映其暴露程度、敏感性和适应性的指标的权重,构建干旱脆弱性评价模型,计算冬小麦的干旱脆弱性,分析2001—2015年河南省冬小麦干旱脆弱性特征。结果表明:河南省冬小麦干旱脆弱性分为5个等级,东北部的干旱脆弱性最高,山区、平原区零星分布有重度脆弱区域,北部、西部山区和信阳所辖市县有中度脆弱区,豫东平原的大部分区域及豫西部和北部山区的部分地区属于一般脆弱区,河南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轻度脆弱区。     

青藏高原东部样带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

脆弱性评估为脆弱性地区农户摆脱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以青藏高原东部样带为例,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建立了农牧民生计脆弱性评估的指标体系,利用11个乡镇的879户农牧民样本数据,开展了不同地带生计脆弱性评估。该指标体系反映了农牧民面临的主要风险,其生计资产,以及农牧民和政府应对风险的措施。结果表明:高原区农牧民生计脆弱性程度高于山原区和高山峡谷区。高原区的满掌乡最为脆弱,即便有政府的帮助,农牧民也不能应对风险。脆弱性程度高的山原区上部和高原区,处于不能适应的边缘,如不采取措施,当地牧民将不能应对气候变化、草地退化、药材退化等多种风险。导致该区牧民生计脆弱的原因既有各种风险的冲击,也因牧民自身生计资产和适应能力的不足。高山峡谷区和山原区下部的乡镇,农牧民能有效地应对风险,需进一步拓宽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渠道。因此,高原区和山原区上部的纯牧区是脆弱区域,政府应采取积极的措施,增强农牧民的适应能力。政府的救助措施应从改善自然资产转变到改善人力资产和金融资产,如技能培训、实行医保和畜病防治全覆盖、提供低息和无息贷款、在黑土滩区全面实行退牧还草、对退化草场进行治理和恢复。     

基于土地退化的甘肃省生态脆弱性评价研究

生态脆弱性评价是区域生态综合评价的重要内容和生态规划的重要依据。采用甘肃省最主要和普遍的土地退化指标:土地沙漠化、土壤侵蚀（水蚀）、土壤盐渍化3项指标,以县为单元,对全省进行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价。省内土地沙漠化和土壤盐渍化主要发生在河西地区,土壤侵蚀（水蚀）主要发生在中东部和南部地区。生态脆弱性综合评价结果为:全省发生土地退化的81个县(市、区),强度脆弱2个,高度脆弱4个,中度脆弱26个,轻度脆弱30个,微度脆弱19个。生态脆弱性呈现由南到北增加的趋势。     

浅析江河源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的科学问题

长江、黄河源区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我国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脆弱区,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我国冰冻圈萎缩的压力,明晰基于冰冻圈变化条件下江河源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的科学问题,是长江、黄河流域生态安全保障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分析江河源区范围、江河源区和我国冰冻圈的关系、目前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的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冰冻圈变化的复杂背景下,提出并阐述了江河源区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的5个重要科学问题：（1）脆弱性概念的延伸和拓展;（2）气候系统的非线性作用;（3）脆弱性评价的时空尺度;（4）脆弱性评价的临界阈值;（5）脆弱性评价的界面链接等。     

基于栅格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洪灾脆弱性评价

目前洪灾脆弱性研究主要是基于行政区划上的社会脆弱性评价,无法揭示评价单元内部脆弱性的空间分布。选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人与环境系统的特点,选择影响洪灾脆弱性的15个变量,建立了基于栅格的洪灾脆弱性综合指数模型。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的洪灾脆弱性以中度脆弱为主,极度与高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人口密集的鄱阳湖东南与西南部的湖滨地区、主要河流的缓冲区以及土地利用类型为水田的区域。从脆弱性的3个要素(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的空间分布揭示了洪灾脆弱性空间分布形成的原因。基于栅格的评价结果,能够充分反映县市内部和行政边界处洪灾脆弱性的空间分布与变化情况。     

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脆弱性评价——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农牧交错带在我国区域生态安全建设中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选择鄂尔多斯市作为研究区域,基于1988年和2000年自然和社会经济数据,通过对景观动态变化及生态脆弱性驱动因素的分析,确定脆弱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建立脆弱性评价模型,在GIS和SPSS软件支持下,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显示,鄂尔多斯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脆弱区和中度脆弱区,抵御外界干扰能力较差。生态脆弱性指数的空间分布有从东北、西部向中部逐渐增加的态势,生态脆弱性指数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城市区域、生态本底较为脆弱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的西部地区。2000年与1988年相比,高度脆弱区分布范围有明显扩大、且连片趋势。其中,东胜区生态质量有所好转,准格尔旗没有较大变化,其他各旗都呈现恶化趋势,尤其以伊金霍洛旗为最。     

基于三角图法的榆林市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变化研究

农业生态系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脆弱化背景下,开展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对今后制定区域农业生态环境发展政策、实现农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陕西省榆林市12个县（区）为研究单元,从农业环境子系统、生产投入子系统和社会经济子系统中选取24项指标构建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体系,运用赋权法、熵值法、综合指数法等数学方法,结合ArcGIS10.2、Grapher12软件,对2004—2017年榆林市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的演变特征分3个阶段研究,并选取2004、2009、2013、2017年4个具有代表性阶段的起始点作为断面节点,运用三角图法分析榆林市12个县（区）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类型的演变状况。结果表明：2004—2017年榆林市形成了5型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①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EPS型）;②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PS型）;③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向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再到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转变（EPS型→PS型→EPS型）;④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向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转变（EPS型→PS型）;⑤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脆弱型向农业环境-生产投入-社会经济子系统均衡脆弱型转变（PS型→EPS型）。各子系统脆弱性程度在各个发展阶段均呈现出南部区域高于北部区域、南6县高于北6县的分布格局,与该地区农业生态环境的实际发展情况基本一致,但区域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程度总体上表现出逐年降低的趋势,表明了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水平投入的增加,区域内抵抗农业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能力也得到提升。     

西藏自治区拉萨河流域湿地脆弱性评价与成因分析

构建了基于"敏感性—人为脆弱性"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rcGIS的空间叠加分析和脆弱性评价模型,开展拉萨河流域湿地脆弱性评价,并运用障碍度计算方法,分析了影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拉萨河流域湿地脆弱性范围为0.115 3~0.742 7,可分为轻度脆弱、中度脆弱和重度脆弱3个等级,其中,中度脆弱面积最大,占湿地总面积的59.59%,集中分布在河谷区和高山盆地区,主要类型为藏北嵩草(Kobresia lit?tledalei)沼泽化草甸、杂类草湿草甸和河流;其次是轻度脆弱湿地,占湿地总面积的38.25%,主要分布于河源区的嘉黎县;重度脆弱湿地仅占2.16%,分布在河源区的那曲县和河谷区的桑日县。轻度和重度脆弱湿地的类型都以藏北嵩草沼泽化草甸、河流和湖泊为主。影响湿地脆弱性的主要因素有9个,其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为年降水量、污染源、牲畜密度、人均牧业产值、植被盖度、人均耕地面积、污水排放量、猪的密度和高程,其中,年降水量、放牧和植被盖度是普遍存在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降低湿地脆弱性的关键在于保障水源供给、控制污染和限制过度放牧。     

基于VSD模型的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价——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英文)

生态系统脆弱性受到自然与人文因素双重影响。以广西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的25指标的评价体系,开展脆弱性评价与分区。结果表明,不脆弱区、一般区、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分别占11.31%、22.63%、27.60%、24.39%和14.07%,东西部地区脆弱性较高,中部地区脆弱性较低;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区主要分布于东西部山区,人为因素主导的脆弱区分布于中部盆地的城镇及其周边;经济带约53%的建设用地分布于很脆弱区和脆弱区,未来新增建设用地需要重点向不脆弱区和一般区转移。根据分区结果和诱因差异,提出了不同类型区开发与保护的相关建议。     

中西部典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脆弱性评价

在对环境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资源型城市环境系统对区域环境因素敏感指数和适应指数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中西部20个地级以上典型资源型城市进行了评估。在综合考虑不同资源型城市环境系统脆弱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脆弱性得分划分为严重脆弱、一般脆弱、轻微脆弱3种类型。研究结果发现,从分布区域来看,中部环境脆弱性小于西部;从城市资源类型来看,脆弱性依次为:有色金属城市煤矿城市石油城市黑色金属城市。     

黄土高原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研究

以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为例,利用敏感性?应对能力模型评估了黄土高原地区2000年以来县域经济脆弱性特征及其时空变化,并结合ArcGIS空间技术与灰色关联分析探究人口变化对县域经济脆弱性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① 2000年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等级以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为主导,而2010年低脆弱度区域面积开始出现减少,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显著增加,2017年低和较低脆弱性等级的区域占土地面积比例增加,中、高脆弱度区域面积下降。总体来说,2000—2017年黄土高原地区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先升高再降低”的趋势。② 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整体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处于高和较高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甘肃东部部分县域和山西西部县域;中等水平的县区集中分布于甘肃省庆阳、平凉市东部县域、山西省大同、忻州市部分县域以及山西西部部分县域;省会城市所辖县区、地市周边地区的脆弱性水平最低。③ 表征人口变化的人口外流率、性别比和老年人口比重是影响黄土高原县域经济脆弱性关键因素,且不同时期人口变化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分异。     

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初探

基于综合性原则、主导因子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 确定了长江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性的评价指标。依据县一级行政单位将长江黄河源区分为八大地区,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基本可把源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度分为五级: 极脆弱型、强脆弱型、中脆弱型、轻脆弱型和微脆弱型。 黄河源区的达日和玛沁县脆弱程度最高, 为极脆弱地区; 称多县为强脆弱地区; 玛多和杂多县脆弱程度中等, 为中脆弱地区; 治多和曲麻莱县属于轻脆弱地区, 长江源区西南部的唐古拉山乡脆弱度最小, 属于微脆弱地区。     

基于 SRP 概念模型的祁连山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SRP）概念模型，从地形、气候、植被和社会经济 因子选取 8 个评价指标，利用遥感和 GIS 技术，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求取权重，对祁连山地区启动 水源涵养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规划研究前后近 10 a 的生态脆弱性程度进行系统、定量地评 估，旨在揭示生态脆弱性的分布特征、时空演变及动因，为区域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从研究区生态脆弱性分布来看，祁连山地区主要以轻度和重度脆弱为 主，脆弱性程度从西北向东南地区逐渐减弱，西北地区植被覆盖度小，海拔高，生态环境较为恶劣 是导致脆弱性程度较高的原因；（2）祁连山地区 3 期生态脆弱程度呈逐渐下降趋势，综合指数分别 为 3.307、3.118 和 3.103；2005 年 生 态 脆 弱 性 较 高 ，极 度 脆 弱 面 积 为 28 610 km²，2010 年 下 降 为 11 723 km²，2015 年降低为 6 174 km²，极度脆弱面积逐渐减少；（3）从祁连山地区生态脆弱性演变动 因来看，8 个指标对生态脆弱性影响均较为显著，但在不同的时间影响程度各不相同，2005—2015 年 3 期数据中对生态脆弱性影响最大的均为植被指数，降水次之，地形因子影响最小。总体来看， 近年来祁连山地区生态脆弱性程度有所降低，但仍然需要加强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环境可持续 发展。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黄河流域生境质量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区域,探究该流域生物多样性时空变化特征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具有重要意义。运用InVEST模型评估黄河流域2000—2018年生境质量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模型探究其时空变化及分布特征,利用地理探测器单因子探测和交互探测方法分析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特征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2000—2018年,黄河流域平均生境质量指数为0.631,整体呈现小幅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0.16%,在空间上表现出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黄河流域生境质量在空间上表现高度正相关特征,表现为生境质量相似值在空间上集聚,生境质量低值区域集中在黄河流域下游、关中平原以及汾河谷地区,生境质量高值区域集中在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地区;土地利用/覆被是生境质量空间分异最重要的驱动因子,q值为0.5560,而且任何两种驱动因子对生境质量空间分异的交互作用都要大于单个驱动因子的作用,土地利用/覆被与气温、海拔、降雨量、坡度以及NDVI的交互因子均大于0.5。     

NPP vulnerability of the potential vegetation of China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st and future

Using the Integrated Biosphere Simulator, a dynamic vegetation model, this study initially simulated the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dynamics of China’s potential vegetation in the past 55 years (1961–2015) and in the future 35 years (2016–2050). Then, taking the NPP of the potential vegetation in average climate conditions during 1986–2005 as the basis for evaluation, this study examined whether the potential vegetation adapts to climate change or not. Meanwhile, the degree of inadaptability was evaluated. Finally, the NPP vulnerability of the potential vegetation was evaluated by synthesizing the frequency and degrees of inadapt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st 55 years, the NPP of desert ecosystems in the sou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the north of China and in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was prone to the effect of climate change. The NPP of most forest ecosystems was not prone to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change. The low NPP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of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and coniferous forests was observed. Furthermore, the NPP of the desert ecosystems in the north of the Tianshan Mountains and grassland ecosystems in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Tibetan Plateau also had low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xt 35 years, the NPP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would reduce the forest–steppe in the Songliao Plain, the deciduous broad-leaved forests in the warm temperate zone, and the alpine steppe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Tibetan Plateau. The NPP vulnerability w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of the temperate desert in the Junggar Basin and the alpine desert in the Kunlun Mountains. The NPP vulnerability of the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s would also increase. The area of the regions with increased vulnerability would account for 27.5% of China.     

基于遥感数据的西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脆弱性评估

基于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生境的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MODIS为基础数据源,评估了西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并揭示其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① 分别基于气候、结构以及功能指标的西藏高原生态系统脆弱性程度空间分布呈现出相似规律,整体为从东南向西北脆弱性程度逐渐加剧的趋势;而基于地形指标的生态脆弱性则呈现相反的分布格局,说明了相对地形而言,气候因子对于西藏高原生态系统宏观分布状况更为重要;② 综合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及气候和地形生境特征对脆弱性的影响,全区呈现从东南向西北综合脆弱性水平逐渐升高的趋势,在评估区范围内综合脆弱性等级为中等及以上的地区共占74%,整体脆弱性程度较大,其中综合脆弱性等级为很高水平的地区占了45.8%。明晰西藏高原自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可为典型脆弱生态系统的监测和综合评估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有利于青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青藏高原内陆湖泊过去40年变化研究（英文）

Inland lakes and alpine glaciers are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standing their variation is crucial for accurate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hanges in water supply and for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climatic information. Data from previous research on 35 alpine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lake water level and area. In terms of temporal changes, the area of the 35 alpine lak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rising, falling-rising, rising-falling, fluctuating, and falling. In terms of spatial changes, the area of alpine lakes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the Karakoram Mountains, and the Qaidam Basin tended to decrease; the area of lakes in the Naqu region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increased; and the area of lakes in the Hoh Xil region and Qilian Mountains fluctuated. Changes in lake water level and area were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changes in climate.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se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precipitation and evaporation from meteorological data, glacier meltwater from the Chinese glacier inventories. Several key problems, e.g. challenges of monitoring water balance, limitations to glacial area detection, uncertainties in detecting lake water-level variations and variable region boundaries of lake change typ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has most indicative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Changes in inland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nland lakes and alpine glaciers are important water resourc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Understanding their variation is crucial for accurate evaluation and prediction of changes in water supply and for retrieval and analysis of climatic information. Data from previous research on 35 alpine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lake water level and area. In terms of temporal changes, the area of the 35 alpine lake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rising, falling-rising, rising-falling, fluctuating, and falling. In terms of spatial changes, the area of alpine lakes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the Karakoram Mountains, and the Qaidam Basin tended to decrease; the area of lakes in the Naqu region and the Kunlun Mountains increased; and the area of lakes in the Hoh Xil region and Qilian Mountains fluctuated. Changes in lake water level and area were correlated with regional changes in climate. Reasons for changes in these lak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analyzed, including precipitation and evaporation from meteorological data, glacier meltwater from the Chinese glacier inventories. Several key problems, e.g. challenges of monitoring water balance, limitations to glacial area detection, uncertainties in detecting lake water-level variations and variable region boundaries of lake change types on the Tibetan Plateau were discussed. This research has most indicative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GIS支持下的吉林省西部生态环境脆弱态势评价研究

由于自然条件的边缘性和过渡性,吉林省西部生态系统脆弱性和敏感性显著,其土地利用呈现农牧业交错的过渡特征,是全球和我国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研究的典型区和首选区。基于GIS技术的空间分析功能,建立了基本评价因素的数字环境模型。应用主成分综合分析方法,提出了生态脆弱态势指数模型,获取了吉林省西部近15年生态环境脆弱性变化的空间分布规律,以期为区域生态环境的治理与建设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