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领域化与领域政治——基于东莞东泰社区的案例研究

从领域视角出发,城市化过程即是城市地域的(再)领域化过程,也即空间资源在个人和社会群体间的(再)分配和(再)组织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单位制的解体及社区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机制的变革,本文在此背景下以东莞市东泰社区为例,分析了变革后中国城市基层地域领域化动态,探究了其中政府、市场和民间力量主体作用的机制变化。研究发现:单位制下中国城市基层地域的行政领域化已经被社区制下的市场领域化所替代,同时民间力量开始参与其中。由于缺乏合理的领域化协调机制以及政府角色偏差,城市基层管治呈现恶性的领域政治,成为社区制下城市管治失败不可忽视的原因。换言之,领域单元及领域政治机制建设是当前城市基层管治的要务。为确立有效的城市基层地域管治模式,需要尽快改革社区体制、明确管治单元,并要防止资本和行政权力向生活空间的过度渗透。     

城市管治、区划调整与空间整合——以常州市区为例

以常州市区为例,重点从产业空间管治的角度,分析了在行政区划调整下城市管治重构与空间整合。通过分析现状开发区在主导产业选择、产业空间布局与区位选址方面的问题,论文认为,当前制度框架、经济政策与要素集聚、社会文化及空间规划等方面是造成目前中心城区之间管治冲突的主要原因;行政区划调整虽然有利于城市规模的做大和某种程度上规避强大的县级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日益突出的矛盾,但当前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削减这两大空间单元之间的本质冲突。进而,论文又从制度重构、政策导向与空间整合三方面重点分析了要构建有效的市区管治模式、实现空间协调发展与整合。     

佛山管治尺度重整对产业空间分散化的影响

随着生产活动的全球化,"城市―地区"替代国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和国家发展管治的核心地域。中国主要都市区通过"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在地级市层面出现城市―地区新型地域空间。文章以佛山作为案例,探讨管治重整的过程及其对产业空间发展的影响。政府通过调整"市―区"财政关系、推动行政架构改革、建立空间规划和审批架构3个方面进行管治的尺度调整,构建出与新的管治空间相匹配的管理架构。同时,管治的尺度调整带来了产业空间的变化,佛山市域的工业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整体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变动过程,以及呈现去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趋势。     

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的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在地理大数据大量涌现的背景下,利用深圳市2009年5月和2016年9月2期出租车轨迹大数据,通过构建2层空间网络,并使用Infomap社区发现算法,发现网络中的全局空间社区和局部空间社区。通过对比空间社区的变化,并结合遥感数据和规划政策等,探讨深圳市长时期多层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揭示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规划政策制定等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全局尺度下,城市的空间结构趋向于紧凑式发展,如深圳市郊区的小空间社区合并成了5个大空间社区,这与深圳2020年总体规划有较大的关联。局部尺度下,城市的空间结构趋向于多中心式发展,如围绕深圳高铁北站和南山中心的2个空间社区分裂成了多个小空间社区,这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关联。     

信息时代移动社会理论构建与城市地理研究

以信息技术进步为核心的信息革命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区域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及其快速转型的重要动力,并持久、深刻地冲击和改变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社会经济及其空间结构形成的固有认识。当前,移动通信技术的进步及其应用,与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城市区域化的加速和智慧城市的建设一起,正将世界带入一个全新的移动信息时代。由于时间和空间概念的重新定义,全新时空观的出现,使得以空间问题为核心内容的城市地理学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移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和内容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框架已逐渐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要。本文重点分析了移动信息技术影响下的地理空间与网络信息空间的变化,提出了基于移动信息技术的移动社会理论框架。进而对移动信息时代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重点进行了探讨,希望运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移动信息时代的城市与区域的发展、规划与管治。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

智慧城市和人本城市建设的浪潮已经触及到了城市的细胞——社区,智慧社区建设已成为未来10多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成熟以及城市社区管理逐步信息化的新背景下,本文从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提出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智慧社区建设应以社区动态规划为引导、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依托,通过多网格融合和技术标准建立与互融,实现社区服务精细化。特别强调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并对社区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实现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再社区化;进而实现社区网格的科学划分和动态管理,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提供社区居民行为引导策略。     

基于高速公路流的区域城市网络空间组织模式——以江苏省为例

在“流空间”理论的影响下,强调要素连接性和空间关联性的城市网络成为指示区域空间关系的核心视角,探讨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将能为区域发展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以江苏省2014年日平均的高速公路流数据为依托,刻画城市网络的宏观格局与层级特征,利用社区发现算法对城市网络进行空间剖分并挖掘潜在的关联结构。研究发现：① 江苏城市网络宏观格局的空间构造呈现出类似围棋的“金角、银边、草肚皮”的分散性特征,可大致辨别内部发育出多个不同的子网络系统;② 城市节点和联系轴线具有明显的层级结构,城市等级的重要性与节点本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地理区位等具有一定的空间耦合性,轴线层级与地理距离具有明显的空间交互叠加作用;③ 社区发现算法对网络的空间剖分共识别出包括苏锡常社区、宁镇扬泰社区、通盐社区、连云港社区、宿淮社区和徐州社区等6个在空间上相连且边界清晰的“城市社区”,具有一体化效应、邻域效应、行政区效应、袭夺效应和置换效应等五个具有典型性的区域效应;④ 依据社区间的空间交互作用,可凝练出双核—多核交叉型、双核—单核交叉型、单核—多核交叉型、单核—单核集中型、双核—多点分岔型、单核—多点分散型和多核—多点分散型等7类空间关联结构。     

广州城市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与日常生活实践

以广州流浪乞讨者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解读针对流浪乞讨者的空间管治政策与手段,分析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与生境协商。研究发现：在地方城市政策对流动性与公共秩序限制的双重压力下,在流浪乞讨者的日常生活实践中,不仅有针对管治行动者而刻意为之的特殊营建,亦有基于程式化生活流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与真情实感的展演。地方政府基于空间目标的救助与真实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着一种张力。研究关注了城市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对地理意义的主动塑造过程,对全面理解并规范管理中国城市流浪乞讨现象具有借鉴意义。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新时期我国区域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探讨——以"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为例

区域规划是大国进行空间管治不可或缺的层次和手段。随着跨区域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和进一步市场化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变化,以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开展区域规划在我国已经十分迫切。本文分析了新时期进行区域空间规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落实科学发展观、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体制转型 (市场化) 等;通过阐述"点-轴系统"理论、全球化下的"城市区域"理论以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分析了区域空间规划的理论基础;最后根据西部开发重点区域规划前期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进行区域空间结构规划的一些具体方法。作者提出,需要把握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特征、并考虑有效可行的管治手段,以全球化视野和市场化思维考虑区域发展和规划问题。     

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相关研究进展与述评

就业分布是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当前,就业多中心化正在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并主导着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范式转变,然而中国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探讨。论文在梳理中西方相关文献基础上,试图呈现城市就业多中心化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首先,系统总结国内外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重点回顾当前研究的共识与争论以及就业中心的生长动态与趋势。其次,从不同理论视角追踪城市就业集散与多中心模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关注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就业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机理,特别是空间规划与管治等制度因素和市场力量的相互作用。最后,从就业多中心化对城市空间结构、城市通勤的影响2个方面总结就业多中心化的空间效应。城市就业多中心模式演化为我们认知城市的空间增长逻辑提供了独特观察窗口,可以为中国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的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使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挑战.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使城市的重要地位突显,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则成为社会持续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关键.以企业家式城市经营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管治模式使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确定.文中以广州为例对城市管理向管治转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以政府参与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为出发点,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广泛社会互动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广州企业家式城市管治模式特点,包括城市资     

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的社区居民满意度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巨系统,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社区是组建社会的微观单位,是城市的细胞,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社区成为城市空间重要构件和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基本单位,当前社区居民满意度研究是社会学者和城市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居民满意度成为评价社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标准之一。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建立满意度评价模型,以乌鲁木齐市6种类型7个案例社区中的743户居民为调查对象,对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内在因素中社区类型差别是关键,社区周边环境对居民做出判断具有决策效应,社区居民个体差异,包括年龄结构差异、文化水平差异、收入状况差异对居民满意度评价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调查对象所反馈的信息进行一种客观描述和重现,期望对后续学者进行社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居民满意度研究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度,为城市社区的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指引。     

空间微观模拟方法及在城市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活动主体的城市系统微观模拟可能在未来城市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通常受到微观个体数据稀缺的限制。空间微观模拟方法（spatial microsimulation）主要基于家庭、个人等微观分析单元,通过整合不同层面的数据源,如宏观汇总层面的人口普查统计表以及微观层面的家庭活动日志调查等,合成大样本微观个体数据集,可以在精细化空间尺度上对微观个体行为进行模拟研究。该方法在城市系统微观模拟、空间分析以及政策评估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在西方国家城市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但在国内较为缺乏。本文尝试对空间微观模拟方法的起源、三种核心算法,包括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 、确定性加权（deterministic reweighting）以及模拟退火（simulated annealing）进行介绍,并从国际层面综述该方法在城市研究,如收入与贫困、交通出行、健康等领域中的应用,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借鉴。     

纵向嵌入治理与绿洲生态空间生产：额济纳绿洲生态治理研究

绿洲是干旱内陆区的精华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难点地区,加强绿洲生态治理研究对推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绿洲生态治理研究强调通过技术手段、经济措施促进绿洲生态系统恢复,对行动主体在生态治理中的作用重视不够,影响了绿洲生态治理成效和可持续性。以额济纳绿洲为案例,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援引空间生产理论和区域治理理论,通过政策工具组合分析,探究纵向嵌入治理下绿洲生态空间生产过程。结果表明:(1)中央政府的机构嵌入打破了传统"以粮为纲"的水资源配置导向,流域用水制度从"粮食生产偏好"向"生态保护偏好"转变,绿洲被建构为国家生态保育空间,成为中国北疆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中央政府的行政嵌入重塑了流域用水关系和水权秩序,促成了黑河干流水量调度,实现了绿洲来水增多化,干涸多年的东居延海出现稳定水面被开辟为生态旅游景区,由戈壁沙漠湖泊湿地转变为生态观光旅游胜地,重构了黑河尾闾生态空间。(3)中央政府的规则嵌入解决了绿洲工程建设中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对绿洲灌溉的人工化控制和绿洲生态保护区化治理,实现了绿洲河网渠系化与绿洲空间功能化,绿洲由边境牧业生产生活空间转变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空间。     

新一轮区域规划若干问题探讨

对新规划理念与方法的应用、区域规划的空间尺度选择与规划重点、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管治分区与功能定位、空间发展模式的多样性选择以及各种规划间的关系如何衔接等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新一轮区域规划应革新理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借鉴“反规划”方法,实行弹性规划期限;以县域规划作为基本规划单元,开展村镇小区域规划和城市群大区域规划;合理确定空间管治的分区与功能定位,选择多样性空间发展模式,完善区域规划体系,以理顺各种规划关系并提高规划的总体效用。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社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封闭社区以其空间私有化、社会分异与隔离的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现象。封闭社区对城市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封闭社区的性质、类型和形成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讨论封闭社区对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封闭社区具有物理空间封闭性、社会空间隔离性和文化空间契约性,是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度环境与历史文化变迁和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空间效应上,封闭社区影响着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演变,进而深刻影响城市空间演化与城市发展。最后,从城市政府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讨论封闭社区的治理建议。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

以少数民族为居民主体的社区是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作为民族社会的重要构成单元,社区内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和地域性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文章首先回顾了国外民族社区研究的历史起源,总结了城市民族社区的研究重点,并对乡村民族社区的影响、类型、变迁、旅游和感知研究进行详细的归纳总结;国内民族社区研究则从内涵、演变、发展以及旅游影响研究4 个重点领域进行进展分析。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5 个方面将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进行对比,并提出,国内民族社区研究亟需加强民族社区演化的影响因素、动态演化机制、居民生计方式、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经济结构协调、村落空间形态演变和整合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等7个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