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时空特征及其演化阶段——以三大城市群为例

以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三大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为单元,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模型测算和分析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及其时空特征分解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演化阶段。结果表明：①2000 年以来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平均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中等转变,而辽东半岛城市群始终处于无效状态,各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旅游业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中等转变;②2000 年以来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和制约程度略强于规模效率,而辽东半岛城市群则反之;③2000 年以来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呈依次下降态势,且大多数城市提高幅度大但趋于下降,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高幅度明显高于辽东半岛城市群。④环渤海地区三大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分别受旅游投资、旅游技术和旅游市场因素、旅游产品和旅游技术因素、旅游资源、旅游政策和旅游项目（产品）因素的影响,各自处于技术创新阶段、技术学习阶段和规模主导阶段。     

长三角城市群政策能否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基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英文）

城市群应满足经济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双重要求,提高绿色发展效率迫在眉睫。因此,我们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DID）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研究的贡献是：评估了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长期影响;并基于“波特假说”视角,考察了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同。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政策提高了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但明显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说明该政策对长三角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影响仍处于“弱波特假说”状态,城市群政策激发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不足以显著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强波特假说”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和创新型城市的绿色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门槛效应,当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长三角城市群政策对数字经济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积极影响。     

2000年以来中国东部四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时空特征

以城市群地级以上城市为生产单元,采用传统DEA、Bootstrap-DEA纠偏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和分析中国东部4 大沿海城市群城市旅游业发展效率与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由传统DEA模型测度的城市群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值均要高于Bootstrap-DEA纠偏模型测度后的效率值,表明了传统模型测度存在明显高估倾向的问题。② 2000 年以来4 大城市群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旅游业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持续良好态势;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旅游业平均投入资源利用综合水平呈无效向良好转变,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呈无效向中等转变。③ 2000 年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旅游业综合效率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程度略强于规模效率,而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则反之。④ 2000年以来4 大城市群大多数城市提高幅度大但趋于下降,珠三角和长三角主要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核心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提高幅度略高于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城市旅游业平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呈依次下降态势。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中国星级饭店经营效率时空演化研究

构建DEA-Malmquist模型,实证分析中国31个省市区星级饭店2004~2014年技术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通过TOBIT模型分析了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星级饭店的技术效率逐年提升,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星级饭店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有所提升,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旅游人次、产业结构和区域开放度等因素对星级饭店技术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旅游收入、人口城镇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则具有负向影响。针对新常态下星级饭店的效率问题,提出要提升饭店发展质量,切实提高技术效率,重视高新技术应用,持续优化饭店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土地财政扩张及对经济效率影响路径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特征。本文考虑效率提升的结构性特征,从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抑制效应等方面构建土地财政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制,进而从投资挤占效应、成本拉动效应探索其传导路径,并基于2005—2015年中国285座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其影响过程机理与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 2005—2015年间,中国城市土地财政规模持续扩张,并由沿海城市向内陆城市扩散,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却出现波动下降趋势。② 整体上,土地财政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西部、中部、东北等地区以及中小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的影响依次增强,而东部地区与超特大城市并不显著。③ 土地财政对经济效率影响的技术抑制效应显著大于规模经济效应,中部地区、Ⅰ型、Ⅱ型及超特大城市尤其严重。④ 具体传导路径为,土地财政扩张主要通过房地产开发带来的投资挤占效应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其次是房价上涨的成本拉动效应,而工资水平上升主要在东部地区、Ⅰ型及以下规模城市发挥作用。以上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提出明确土地出让收支范围、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宏观调控与因城施策并行等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0~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发现：此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现了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这22 a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完全的随机状态,受其它区域的影响。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空间维度探究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的集聚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显著改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地积极作用,并表现一定程度的溢出;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说明政府部门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表明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基础设施水平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民营化所占比重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是显著的,因为私有化致使企业的权力下放有助于提高技术效率;经济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中国部分省份土地投入规模过大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从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地区间溢出的证据出发,各个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打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界限,实现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所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

运用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度了1990-2009 年中国省域的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这20 年间,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国层面及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面呈现波动状态, 且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了1.35%。按照东、中、西和东北进行划分, 只有东部地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 平均上升了2.37%, 上升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显著改善;其余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 中部地区下降最多, 平均下降了4.45%;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78%和1.84%;原因在于中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出现了下降。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上看, 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文章讨论了主要结果赋予的政策含义。     

中国环境规制、地理区位与企业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基于地理区位视角的研究较少。应用中国环境规制地理空间数据和微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空间差异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空间相关性作用显著,邻近城市环境规制提升有利于本城市企业生产率增长;环境规制对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生产效率低的企业影响不明显;不同的地理区位,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同,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揭示了在地理区位视角下,针对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成本假说"和"波特假说"具有各自的解释空间。     

2001～2012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

利用DEA模型测算了2001~2012年长三角、京津冀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下降比例分别为6.06%、2.86%、24.34%,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4倍和8.5倍,证实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的迅速性。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高,冗余量相对较少,降速明显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处于持续降低的状态。3三大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规模报酬有效性的城市比例下降幅度分别为10.53%、10%、33.34%,珠三角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3.17倍和3.33倍;4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外围"现象明显。     

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结构变迁与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修正的地理集聚指数（EG），并通过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等空间计量方法，综合分析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空间变化趋势与集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京津双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扩散特征明显；② 资本要素对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显著促进作用，知识密集度的影响不显著，劳动要素密集度的影响为负；③ 金融利率高低与制造业集聚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干预度和宏观税负对制造业集聚有正向影响效应；④ 交通基础设施与市场规模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有正相关性，而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京津冀城市群制造业集聚呈现负相关关系。     

基于PCA-SE＿DEA-Malmquist的甘肃省县域经济效率标杆改进研究

县域经济作为我国具有特殊地位的一种经济模式,既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又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着力点。将PCA-SE_DEA-Malmquist组合模型应用于2012—2017年甘肃省76个县域经济效率评价中,测算出超效率值和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全省各县域划分为4种类型,基于标杆管理视角为效率的提升制定可行路径。2012年以来,甘肃省县域经济效率较高,但总体上仍未实现DEA有效;河西地区综合效率最高的根本原因在于纯技术效率最高; 2012—2017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W"型波动;不同地区相同类型、相同地区不同类型县域的指数特征均有所差异。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经济效率演进及影响因素

现代经济增长过程表明,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效率演进关系密不可分,具体反映在区域发展的阶段性与异质性上。运用DEA-BCC模型、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分析中国三次产业静态综合效率与动态全要素生产率(TFP)的部门与区域变动情况,并基于DEA-Tobit两阶段分析框架构建面板计量模型,探究中国不同地区三次产业经济效率变动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三次产业具备一定的静态规模效率,但仍有待优化;1978-2014年间,中国三次产业TFP均有提升,但一、二、三产业TFP增长对其部门经济贡献率依次递减,经济增长粗放型特征仍很明显;TFP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进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将三次产业TFP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制度、结构、要素、政策等红利对经济增长均有贡献,但在结构调整阶段,制度与结构红利让位于技术进步;三次产业TFP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总体上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优势,中部地区表现为经济效率"凹地",东北地区二、三产业TFP变动反映出严峻的结构转型升级问题。由于不同产业内在发展规律差异,其经济效率影响因素表现出区内相对一致性及部门差异性特征,其中一、三产业结构变动、非农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等对第一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对外开放程度显著促进第二产业经济效率提升,而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源禀赋对第三产业经济效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后讨论了结论的主要政策启示。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评价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群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核心区和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区之一,其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是近年来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主题。首先对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定义并将其作为城市群可持续发展测度指标;随后运用传统DEA模型及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东部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在2005年、2011年、2014年三个时间截面中的经济效率、生态效率进行比较评价并分析了城市群生态效率时空演变特征;最后通过松弛度分析,为改善沿海地区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提供了对应建议。结果表明：① 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型演变格局,而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综合效率始终呈下降趋势,2011年前其受纯技术效率影响较大,2011年后受规模效率影响较大;② 京津冀城市群受污染影响带来的效率损失最大,山东半岛城市群相对较小,总体而言,四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在2005-2011年为下行期,2011-2014为修复期;③ 沿海四大城市群内城市生态效率时空格局具有不同的演化特征,核心城市周边以及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生态效率相对较优,内陆城市则较低;④ 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核心城市资源消耗强度高、经济效益产出高、生态效率高,从整体来看,城市群内多数城市呈污染物排放量下降趋势,污染物治理效果较为明显,环境影响问题有所改善;⑤ 影响东部四大城市群经济生态效率的原因不同,本文从城市群角度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2001～2012年中国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研究北大核心CSCD

利用DEA模型测算了2001~2012年长三角、京津冀及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均呈现下降的趋势,下降比例分别为6.06%、2.86%、24.34%,特别是珠三角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4倍和8.5倍,证实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下降的迅速性。2京津冀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偏高,冗余量相对较少,降速明显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土地利用效率处于持续降低的状态。3三大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规模报酬有效性的城市比例下降幅度分别为10.53%、10%、33.34%,珠三角下降幅度最大,为长三角和京津冀的3.17倍和3.33倍;4长三角城市群土地利用效率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中心-外围＂现象明显。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及技术进步时空分异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及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分析1990—2017年中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从效率分解指标水平差异来看,规模技术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次之,综合技术效率最低。②从效率水平的空间格局来看,全国乡镇企业生产效率区域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上呈现出反自然梯度格局分布特征,且整体呈现"提高—下降—回升"的历时性演变趋势。③从三大区域的技术进步变化率来看,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技术进步变化最为显著,西部地区次之,中部最低,但中部地区乡镇企业的综合技术效率和规模技术效率变化率均高于东、西部地区。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3)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基于2005—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影响机理出发,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和绿色经济效率在空间上均存在正相关关联性。(2)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环境规制能提升邻近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区域上,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3)研发投入和经济发展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正相关影响,地区开放程度具有显著负相关影响,固定资产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