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

县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和产业承接载体,对其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经济格局及其演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功能,以NICH指数和人均实际GDP为县域经济发展测度指标,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和时空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地理探测。结果表明：2001—2015年,甘肃省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基本吻合;就经济发展活力而言,其县域与城区发展不平衡,且经济发展活力整体上呈现下降态势,县域经济逆势提升具有很大挑战;经济发展活力冷热点区保持相对稳定,重心向西北倾斜的“哑铃状”空间格局不断强化,热点区呈现明显的“点-轴”发展格局;甘肃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主导因子包括工业化水平、经济基础、市场规模,各影响因素之间具有明显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单一因子的贡献量;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对不同分区主导因子驱动机制的分析,可以为科学制定四大分区县域经济发展定位及地区协调统筹发展提供参考。     

县域城镇化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以浙江省为例

利用浙江省2001-2013年县域城镇化率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揭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差异和演变,即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时空格局具有显著全局和局域空间自相关性,其中,城镇化热点区域主要以环杭州城市带为主。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分析技术,对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回归结果显示：浙江省县域城镇化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临县城镇化建设将会正向促进本县城镇化进程;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均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但城乡差距则对县域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浙江省县域城镇化未来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格局及影响因素识别

论文以中国大陆县域为研究单元,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半变异函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2000—2015年中国乡村多功能指数进行综合测评,揭示中国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定量识别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乡村地域多功能在空间上呈现出平原、东部沿海等地区高值集聚,高原、山地等地区低值集聚,各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整体呈现出逐渐提升态势;② 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增大,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的贡献率逐渐减小;③ 2000—2015年,中国大陆范围内县域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自相关范围和强度总体呈现减小的趋势,随机性因子成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力;④ 县域经济整体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是影响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两两交互作用会增强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空间分异;社会环境因素对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     

江苏省典型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

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村镇呈现异质化发展态势。然而当前研究较多关注了村镇物质空间演变特征,忽视了其背后社会经济形态变迁对村镇建设格局的形塑作用。本文以提炼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模式特征为目标,首先从“社会过程—空间形式”视角,剖析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分化逻辑,并梳理其分化历程;其次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2009—2018年江苏省3个典型县域的村镇建设格局演化差异;最后将其归纳为具有一定普适意义的演化模式。结果表明：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是典型的空间生产过程,在城乡中国转型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引致村镇建设格局演化路径呈现多元分化;由于要素集聚与疏散的空间需求不同,不同发展路径下的县域村镇建设格局演化时空特征、影响因素作用机制具有显著差异。基于案例比较分析,本文总结出具有差异化演化态势及动力机制的3类演化模式,分别为城乡两极分化的农业生产型、城镇多中心扩张的工业生产型、村庄走向分野的生态消费型,并提出了相应的针对性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分析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甘肃省地处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对其农业经济空间的研究具有代表性。采用甘肃省县域农业经济统计资料,对全省87个县域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县域农业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并且表现出“空间四轴分级布局模式”,呈现“井”型格局。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区位与社会经济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的影响。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影响机制

利用2000年和2010年分县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及变化,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拟合人口老龄化影响因子之间的路径关系,探讨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内蒙古包头至云南腾冲是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较为清晰的空间分界线,其东南部老龄化高值县区连片集中,低值县区夹杂其间;西北全域老龄化率普遍较低,仅在北缘横亘一条中值县区连绵带。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结果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的影响机制。迁移率、预期寿命和生育率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内生因素,其中,预期寿命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正向效应,迁移率和生育率则对县域人口老龄化有负向效应。社会经济、家庭状况和自然环境等因素是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外生因素,对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效应。收入增加、社会发展、居住条件改善以及环境舒适性提高等推高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城镇化水平提高则降低县域人口老龄化水平。     

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县域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详细梳理,运用广东县域的数据进行研究,为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重要性及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论证。研究表明：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与广东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机构集聚初期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随着机构集聚的增强,这一相关性逐渐减弱。金融机构集聚能部分解释广东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同时,广州作为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区域中心,影响着广东县域的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吉林省县域经济效率时空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吉林省39个县域11 a的面板数据,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度县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手段（ESDA）,对不同时间维度的县域经济发展效率进行空间关联性与空间差异度分析。研究发现:①在考察期内,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县域间的差异性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全要素生产率与县域经济总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在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方面,技术进步发挥了主导性作用,但近年来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年下降。而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对吉林省县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逐年增强; ③就全省范围而言,县域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不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基本呈现随机分布的空间格局。但在局部空间尺度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集聚性,并且以高-高和高-低分布形式为主;④县域间经济效率的时空分异主要受其资源禀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县域经济分工、产业结构和经济集聚水平等的影响。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空间特征与形成机理

本文综合运用样带、地统计、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研究方法, 分析了199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机理。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时空动态的差异特征显著, 北方边境县域高城镇化和东部沿海县域高城镇化形成的“人字形”空间形态逐渐凸显;以武汉都市圈为中心的两湖地区、成渝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县域城镇化水平提升较快, 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保持较低的城镇化水平;②2000 年以来中国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其变化速度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 陇海兰新线、长江沿线、北方边境、106 国道、东部沿海样带县域城镇化差异明显;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离中心城市距离、二三产业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口密度是影响县域城镇化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 同时粮食生产主导定位、非农业人口统计口径、城镇设置标准等因素也影响县域城镇化水平及发展过程。未来城镇化发展应遵循地域差异, 凸显主导功能, 推进优化与重点发展区的集约型城镇化、耕地与粮食主产区的分流型城镇化、生态与水源保护区的迁移型城镇化, 以及园区与城镇近郊区的融入型城镇化, 实现城乡土地资源集约利用, 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地—业耦合与协调发展。     

西部山区县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宜宾市高县为例

县域经济是区域经济中的重要的一环，是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基本载体，是未来中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生力军，搞好县域经济对振兴西部经济具有重大意义。从优化产业结构、选择适宜主导产业人手，以高县这一典型的西部丘陵低山县为例，对高县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现状进行了阐述，利用计算机spss软件分析了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了高县的产业结构，利用特尔费法确定了高县的主导产业为煤化工并做了必要的分析。对高县“十一五”期间的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对发展西部山区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     

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研究

县域经济是我国区域经济中一种特殊的类型。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县域经济发展受到影响,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三农问题由此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焦点。文章从县域经济的特点、作用出发,论述了县域经济发展中若干重大战略问题,对县域经济进行了定位：文章认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三农问题,发展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制定政策时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应允许一定程度上的不平衡发展。     

石羊河流域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根据石羊河流域各市县区的经济和环境状况,选取了其中的3县1区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主要特点构建了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且通过实地调研和走访各主管部门搜集整理到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及协调度、协调发展度模型对2010年石羊河流域3县1区的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基于协调发展等级标准,对该流域内3县1区的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进行了初步判别。结果表明：3县1区协调度都在0.5～0.7之间,基本属于勉强或初级协调状态,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对此,提出进一步促进石羊河流域农业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欠发达县域经济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以广东省始兴县为例

始兴县是广东省的欠发达山区县,通过对始兴县的经济发展现状、发展水平及发展进程的剖析,详细分析了始兴县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以生态始兴为特色,提出大力发展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及生态旅游,推进中心镇建设,形成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的特色经济,促使始兴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脆弱能源富集区循环经济发展对策——以甘肃省宁县为例

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在充分分析宁县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依托国家推行循环经济示范县行动,探讨了宁县在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县过程中存在的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不足、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并结合运用SWOT-PEST矩阵分析,根据规划目标,从循环型工业体系、循环型现代农业体系、服务业循环经济体系、创建示范建设平台等方面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的实施途径与案例研究

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是资源环境持续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应用性区划。本文以广东省龙门县为例,运用数学定量分析和专家集成相结合方法,对县级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的实施途径进行探讨,提出龙门县旅游保护性开发区划方案及可持续发展对策。     

汶川县生物多样性保育与区域发展的综合地域划分

依据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 2 0个指标 ,应用模糊聚类算法对汶川县的综合地域划分研究表明 ,汶川县可以划分为 4个综合地域类型 :发展主导型 (Ⅰ ) ,占县域面积的4 3% ;特色开发型 (Ⅱ ) ,占县域面积的 2 3 5 % ;发展支持型 (Ⅲ ) ,占县域面积的 6 5 % ;生态保育和限制性开发型 (Ⅳ ) ,占县域面积的 6 5 7%。县域水平上协调生物多样性保育和区域发展关系的空间策略是东西分治 ,东部 (Ⅰ、Ⅱ、Ⅲ )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 ,西部 (Ⅳ )以生态保育为主。在区域发展的产业选择上应重视产业的生态化 ,突出地域优势与特色。     

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实践及启示——以新疆乌鲁木齐县为例

在工作实践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了乌鲁木齐县为保护生态环境,通过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乌鲁木齐县通过挖掘自然和文化资源,实施“两居”工程为主导的生态移民工程,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以及开展大规模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改善了乌鲁木齐县的生态环境,加快了全县生态文明建设。对于就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提出要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以规划控制为引导,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并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基于GIS的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环境约束研究

借助反距离权重(IDW)空间插值及空间相关分析方法,对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及自然环境因素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程度及限制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主要分布于贵阳、遵义、凯里、铜仁、都匀、兴义等政府所在地,其他县(市)人均GDP水平相对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限制因子相关程度各异,其中六盘水、安顺及贵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限制因子关系密切,其他地区相关程度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