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市区和大城市群的界定——兼论大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大城市群正在成为城市化空间组织的主要形态,构成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加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群规模壮大与能级提升。本文首先采用"五普"资料对大都市区进行界定,以大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界定中国的大城市群,分析了中国13个大城市群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中国大都市区的界定和发展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借鉴都市区概念,采用“六普”城乡统计口径,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利用人口密度、城镇化率等指标界定了128个大都市区。其次,对2000~2010年中国大都市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空间分布的特征及变动进行了研究。从规模结构上看,以大都市区人口表征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且属于较为分散的类型,但斜率q从2000年的0.787提高到2010年的0.891,显示都市区的规模分布趋向集聚,且高等级都市区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从空间分布上看,东部是中国大都市区的主要分布地带,且人口有进一步向该地区集聚的趋势,并形成了三大都市区连绵地区;中部地区都市区数量增加较多,但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区大都市区发展最为滞后,都市区极化现象十分突出。最后就中国大都市区的发展提出了建议。     

城市群研究述评与展望

自从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之后,城市群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城市体系,成为城市地理学的核心研究内容。国外学者相继提出半城市化区域、全球城市—区域、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等概念,其研究都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强调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密切的功能联系。中国学者提出了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等概念,并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都市连绵区的界定立足于都市区基础之上,亦与国际上相关的研究接轨。但城市群在国内更为流行,且被写进国家五年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空间战略的重心,发挥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国内城市群研究却存在着概念含糊、界定模糊等问题。城市群是都市区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相关研究必须建立在都市区基础之上,才能避免概念以及空间尺度的混淆。中国官方并未有都市区的界定方案。结合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加强对都市区和城市群界定的研究,立足于都市连绵区基础之上,开展跨学科研究,深入分析不同空间尺度城市群集聚与扩散模式,建立起中国城市群研究范式。     

国外大都市区人口发展的相关政策及其借鉴

对于任何一个大都市来说，人口问题已经涉及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影响的方方面面，严重影响着其区域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研究和借鉴相同时期国外大都市区的人口发展政策，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将十分有助于我们解决现实问题。本文简要分析并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工业化以来，大都市区在人口发展方面的主要经验，如：科学的数据统计平台；适时的规划疏导；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积极的市场导向机制；专门的咨询管理机构，以及配套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等等。同时，本文也指出，由于较为类似的城市化进程，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市区一些成功的人口管理经验也值得关注。     

略论美国小都市区

在美国预算与管理总署于2000年推出的核心基础统计区（CBSA）里,首次出现了小都市统计区概念,成为与大都市统计区概念并列的的一个新城市化发展衡量标尺。小都市区概念能够扩充人们对非大都市区内在多样性的认识,增强对美国整体城市化水平的了解,其应用到实际,就是美国本土都市区地域面积首次超过农村地区,标志着美国城市化已进入全方位发展阶段。     

论中国都市连绵区的形成、发展及意义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来了各级城市和农村城市化的大发展，城乡空间格局的巨变使这一地区已经或正在形成类似西方“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大都市带）的城市群体组织，中国学者谓之“都市连绵区”（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这种巨型城市群地区所具有的巨大经济社会作用使其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发展的“牵引”力量，在下一世纪中这种作用将更为明显，在总结国内外已有成果基础上，讨论中国都市连绵区（ＭＩＲ）的形成机制、发展前景与意义，并提出有关建议。     

国外大都市区管理的实践及其借鉴

大都市政府和都市议会是发达国家对大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机构，本文简要介绍了各种类型的大都市政府和都市议会的形成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相应的宏观管理机构为城镇密集区政府和都市区规划局，最后，对我国城镇密集区规划管理的可行性与规划管理体系问题进行了讨论。     

辽宁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现状与发展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城乡空间格局发生巨变，这些地区已经或正在迅速形成类似西方都市区的功能性城市地域和类似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大都市带）的新型城市群体组织。本文以北京大学研究组已有成果为基础，以辽宁为样本，对辽宁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周一星提出的与西方Ｍｅｇａｌｏ－ｐｌｉｓ相对应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趋势性研究     

都市成长区城镇空间多元组织模式研究

都市成长区城镇的发展具有复杂与动态的双重特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大都市成长区城镇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组织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即各城镇独立发展阶段、成长区培育阶段、成长区发展与扩张阶段和成长区创新发展阶段.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从规模与结构两个角度对其所处的大都市区域化背景和自身发展特征进行解析,并对成长区城镇的发展趋势与路径进行研究,提出了网络化大都市区副城模式、创新极核与反磁力组团模式、文化创意与物流组团模式以及生态廊道与旅游组团模式四种城镇组群空间组织模式.并比较了四种模式各自特点和适用情况,最后总结了大都市成长区城镇空间组织必须着重把握的五个关系:与核心都市区之间的分工关系、与大都市人口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与大都市经济区内外部联系通道的网络结构关系、文脉特质保护与构建都市区地域文化的关系、生态空间组织与都市区生态格局的耦合关系.     

大都市区人口就业圈层分布与演变特征——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的经验与启示

参考既有研究，以5 km、15 km、30 km半径为界，将伦敦、纽约、东京、巴黎大都市区划分为四个空间圈层，开展同尺度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大都市区人口分布形态较为多样化，而中心地区普遍经历了人口先扩散再回流的历程；就业主要建立在共有的强单中心模式基础上，新城规划建设的成功与否对中心-外围关系有显著影响，当前演化趋势是外围地区次中心提升与中心地区内部分化并行；职住空间组织模式分为以纽约为代表的“内外各自平衡”模式和其他大都市区的“圈层梯度平衡”模式。北京及其他发展中的国内大都市区应基于相同空间尺度和相近发展阶段，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同时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留有调整余地。     

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耦合协调度分析——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为例

以南京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和徐州都市圈为例,从城市与区县两个尺度,研究住房价格、城市发展质量及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及区域差异。结果表明:(1)3个都市圈的耦合协调度与区域差异均呈现城市尺度大于区县尺度的特征。(2)住房价格与城市发展质量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对一致性,“组团式”格局明显,南京都市圈的区域差异均最大。(3)3个都市圈耦合协调度水平整体不高,处于中级及以下协调水平,且分布呈空间依赖性;住房价格与城市系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4个子系统发展质量的耦合协调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徐州都市圈,且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既表现出共振性又表现出尺度敏感性。(4)根据协调状态及主导低耦合失调的原因,将城市划分为6种类型,区县划分为8种类型。     

东京都市圈人口变迁与产业重构特征研究

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功能地域形态,都市圈是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论文以东京都市圈为研究对象,借助人口密集地区(Densely Inhabited District,DID)、人口净迁入率、产业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等指标,系统梳理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集疏格局演化、人口流动时空变迁以及产业结构转换和空间重组特征。研究表明,从人口集疏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逐渐从“孤岛式集聚”走向“连绵式展开”,但核心辐射范围仍集中于50 km半径内,此外,DID人口集聚趋势持续强化。从人口流动格局来看,东京都市圈始终表现出强大的人口集聚态势,成为日本人口困境中的一枝独秀,内部大规模郊区化基本结束,“都心回归”趋势明显。从产业结构调整来看,东京都市圈三产比重持续上升、二产比重大幅下滑、第一产业持续萎缩,已逐步实现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从产业空间重组来看,东京都市圈逐步形成梯度发展、阶层趋于固化的产业空间结构,服务业和高附加值轻工业中心集聚,技术密集型重工业外围布局。     

基于多源数据的广佛都市区城市引力结构特征分析

利用夜间灯光遥感数据和POI数据,采用断裂点分析法得出城市实体地域的范围大小。在此基础上引入交通便利系数和相对引力常量修正引力模型,分析广佛都市区内部各个城市实体地域间的引力强度和方向。结果表明：1）广佛都市区形成了以核心区为中心的“7+1”城镇体系结构;2）“七边形”正向城市体系结构围绕核心区域生成,“六边形”负向城市体系结构围绕西南区域生成,“西强东弱”格局明显;3）城市三角结构是广佛城市引力结构的基本单元,发展较好的城市组团为“核心区—顺德—南沙”“核心区—顺德—高明”“核心区—三水—花都”“核心区—花都—从化”,而“核心区—增城—南沙”和“核心区—高明—三水”组团则发展动能不足;4）广佛都市区引力势能大小及结构稳定与城市经济职能强度正相关。     

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

利用2000年的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和1982年的第3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技术研究了近20年来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对比1982年的情况,2000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主因子、社会区类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均发生了较多的变化。1982年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相对简单,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同质性特点;2000年的社会空间结构则趋于复杂,诸社会区之间主要以同心圆的方式组合,也伴有多核心和扇形结构,异质性的特征十分突出。论文最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提出了一种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的交叉式网络机制,认为它有效地推动了计划经济特色明显的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向市场转型条件下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化。     

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分形的时空结构

构建加权长度-半径分维模型,基于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空间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的密度分形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规律。武汉城市圈城乡道路网不同程度表现出分形性即具有结构自相似性;不同等级路网的密度分维值普遍遵循距离衰减规律,路网具备较大的扩展潜力;高等级路网发育相对迟缓,由中心向边缘的密度衰减较快,且在分布形态上围绕圈域核心武汉市呈强凝聚态展布;低等级道路则相对发育成熟,分布均匀,覆盖效果较好;不同等级路网的普通和加权长度-半径维数均表现为圈层式结构,遵循中心-外围的距离衰减律;不同时段城乡道路网的分维值不断上升,路网结构渐趋优化,且存在明显的双标度区的双分形结构。     

都市圈经济发展的主要原理及对兰州都市圈建设的启示

都市圈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发展经济是都市圈建立并不断完善的重要内容。以此为出发点,分析了距离衰减规律、万有引力原理、中心地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绝对优势与比较优势原理及网络结构理论等对都市圈建设的指导作用。以兰州都市圈为例,阐释了部分原理在实际建设中的应用:兰州都市圈的空间界定、经济发展功能分区及网络经济构建。     

加拿大城市住户居住选址行为研究──以多伦多都市普查区和蒙特利尔都市普查区为例

本文以多伦多都市普查区和蒙特别尔都市普查区为研究区域，通过剖析城市地域内部五个圈层（CBD、内城区、成熟郊区、新郊区和远郊区）居住人口的分布现状，分析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住户居住选址的基本倾向，考察居住选址行为与住宅类型的空间分布和居住区位要素制约关系。分析表明：中等经济收入和文化程度、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倾向于居住在城市边缘地区；经济收入、文化程度较低和较高的青年单身、无子女夫妻住户和老年住户倾向于居住在城市中心区；城市内部的居住迁移主要迁往城市外围地区，外来居民（包括国内和国外）倾向集居在城市中心区。居住选址行为是受住宅空间分布差异和居住区位条件的交互制约。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住户是从各类住宅和居住区位的各种构成要素的优化配置中选择居住定位。     

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与演化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分析2010年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职业、外来人口与农业人口、家庭生命周期、新建商品房、住房条件是影响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其中新建商品房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发现的两个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可划分为新城中产阶层居住区、旧城工薪阶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混合居住区、近郊外来人口集聚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区、农业人口分布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反映了大学城与高新技术区建设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与2000年社会空间结构相比,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构成与空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空间类型也逐渐发生分化与演替,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趋于复杂化。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格局及驱动机制

基于街道/乡镇尺度人口普查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从规模、占比、密度和集聚度等4个层面分析北京城区流动人口扩散特征,并揭示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 2000~2010年北京城区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但流动人口占常住总人口比重和流动人口空间集聚度下降,流动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扩散态势。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呈“核-边扩散”格局,城市核心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城市边缘区流动人口规模、密度、占比和空间集聚度逐步上升。 北京城区流动人口的“核-边扩散”格局是经济因素的直接推动、城建因素的间接推动、交通因素的硬性诱导、制度因素的软性诱导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沈阳都市圈的范围及城镇空间分布的分形研究

科学界定都市圈范围是研究都市圈的基础,采用2014年沈阳市及周边市县镇乡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断裂点和经济隶属度模型,界定沈阳都市圈范围。用经济隶属度指标划分城镇体系。用分形理论分析沈阳都市圈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为：集聚维数、容量维数、信息维数和关系维数分别为1.430 1、1.294 1、1.473 5和0.393 8,说明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向心性集聚分布较为显著,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性较好,城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形成了以沈阳市为中心呈凝聚态分布的都市圈城镇空间结构,城镇间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作用较强。进而提出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分布优化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