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农业地域功能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地域功能是农业地理学的重点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关乎粮食安全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课题。以环渤海地区为例,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开展农业地域功能划分及其演进分析,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诊断农业地域多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环渤海地区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集中度较高,农产品供给、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则较低,4种功能空间格局具有显著规律性。② 农产品供给功能显著增强,主要分布区域向平原农区聚集;就业与社会保障高值区从内陆向沿海转移;山地丘陵生态保育功能有所增强;市辖区及周边的文化传承和休闲功能较显著。③ 农产品供给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于冀中南平原、鲁西北冲击平原、胶莱平原和辽河平原西部;社会保障主导型集中在燕山山麓平原、滨海平原、胶东半岛以及黄河三角洲;生态保育主导型集中在冀北坝上高原、燕山山地地区,以及辽西、辽东山地丘陵区和京津冀都市圈周边;文化传承与休闲功能集中于京津冀、辽中南和济南都市圈及周边;综合型位于鲁西南黄淮平原与鲁中南丘陵地区。④ 自然因素对农产品供给、就业与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形成均具有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对4种功能的作用则具有较大差异。     

洞庭湖地区农业功能时空演变的影响机制研究

农业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研究是引导地区分工、凸显地域价值、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科学依据。以洞庭湖地区24个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分别从粮食生产功能、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和旅游休闲功能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农业功能变化时空差异诊断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模型对洞庭湖地区1997—2017年农业功能的动态变化过程、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7—2017年洞庭湖地区农业功能时空变化特征显著：洞庭湖地区粮食生产功能整体呈增强趋势，且中部地区增强明显；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整体呈减弱变化趋势，市辖区尤为明显；生态保育功能整体呈减弱趋势且变化幅度大，石门县、安化县等丘陵地区减弱明显，而洞庭湖中部平原区域增强；旅游休闲功能整体呈增强变化态势，石门县、桃江县等地区以及各市辖区旅游休闲功能大幅度提升。② 农业发展基础是农业功能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地区发展水平是农业功能演变的重要因素，生产环境质量是洞庭湖地区农业功能演变的基础因素；地区发展水平对农业功能演变的影响程度逐渐上升，生产环境质量因素的影响程度逐渐下降；各影响因子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农业功能时空的演变过程及结构受到多个因子共同影响，说明洞庭湖地区农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复杂性特征。     

中国城乡转型背景下农业综合区划研究——以106国道沿线典型样带区为例

在逐一考察和判断106国道沿线典型样带区农业发展现状和地域分异的形成条件及其主导因素基础上,构建了农业地域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利用研究区农村社会经济数据和土地利用数据,首先,采用层次分析、SOFM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将研究区划分为8个农业地域类型区。其次,界定农业地域多功能类型,从农产品供给功能、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及休闲与文化传承功能等多维角度,构建农业地域多功能分区指标体系,并结合区位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8个主导功能亚区。最后,将农业地域类型划分结果与农业地域功能分区结果进行耦合与叠加,获得了106国道沿线典型样带区农业综合区划方案,并就综合区划方案的发展方向和不同类型区域发展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其协同-权衡关系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与优化策略——以吉林省为例

中国农业的发展正面临可持续发展、消费者需求变化、全球化的挑战。农业供给侧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应深入研究农业多种功能的空间格局、地域类型和优化策略。论文首先简要探讨了多功能农业的发展过程和农业功能时空差异的理论基础,然后以吉林省为例,构建了农业多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及优化策略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农业多功能具有联合生产和外部性特征,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农业资源禀赋以及两者的组合作用,是导致农业多功能时空分异的关键因素;② 吉林省县域农业各功能的空间分异具有不同特征,农产品供给功能高值县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松辽平原,经济发展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大农业发达的县域,社会保障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东部城镇化水平高且劳均农业产值高的县域,生态服务功能高值县域主要为林地、草地、水域面积占比高的东部和西部县域;③ 吉林省县域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可分为4类,即农产品供给优势区、多种功能并重区、非生态功能弱势区和生态服务优势区;④ 不同农业多功能的地域类型具有不同的功能组合特征和区域发展背景因素的结构性差异,应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② 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区域差异及类型划分

深度挖掘乡村功能价值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途径,论文通过构建乡村功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GIS和泰尔指数,揭示了2016年长江经济带130个市(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地区差异特征和差异来源,并进行功能分区。研究结果显示：① 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农业生产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中游和下游平原地区;人居生活功能强的区域集中在下游省会及核心发展城市周边;生态保育功能强的区域在上游和中游山地丘陵地区。② 乡村功能总体区域差异来源于上、中、下游地区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功能在上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人居生活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在下游内部区域差异显著,中游地区乡村功能整体区域差异较小。③ 基于研究结果将研究区划分农业生产区、人居生活区、生态保育区、人居生活-农业生产复合区、人居生活-生态保育复合区、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复合区、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发展区和农业生产-人居生活-生态保育综合协调区8种功能类型区,可为完善长江经济带乡村功能的空间布局提供科学依据。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特征与地域模式

以辽中南城市群为例，构建农业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时空差异诊断模型、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城市群农业地域多功能演变特征和地域模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 2006—2016年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种功能演变具有不同特征，农产品供给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康平、辽中和宽甸的“L型”连接线上；经济发展功能增强，增幅明显县域分布在本溪的市辖区；社会保障功能增强，增强明显县域包括大连、本溪的部分县域；生态服务功能减弱，减幅明显县域主要是金州、双台子、兴隆台、昌图等区县；休闲与文化功能增强，增幅较大县域集中在辽中南城市群南部沿海区县。② 农业多功能演变受到稳定性因素和驱动性因素共同影响，不同因素的作用方向与强度不同。③ 辽中南城市群农业多功能演变可划分为5种地域模式，应有针对性的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的时空分异及其地形梯度分析

探究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对于厘清黄土丘陵沟壑区农业生态系统复杂特征、从多重服务供给角度提高服务的福祉贡献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黄土丘陵沟壑区米脂县为例,基于高斯混合模型识别2009年和2019年村域生态系统服务簇并分析其时空分布,同时,结合地形分布指数探究服务簇在地形梯度上的分布模式。结果如下： ① 各类服务空间分异明显,且服务之间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近10 a间各类服务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调节服务有较大改善,而食物供给与文化服务增幅较小;各类服务空间变化格局存在较大差异,这与土地利用的空间演变关系密切。② 利用高斯混合模型识别4类服务簇,包括农业生产簇、农业美学簇、生态保育簇与城镇休闲簇;各类服务簇空间分异明显,且研究期间存在明显数量和空间转移变化;农业美学簇与生态保育簇是当地主导服务簇,且主导性增强,而农业生产簇与城镇休闲簇比重下降。③ 地形起伏度与服务簇的空间关联密切。随起伏度上升,农业生产簇与农业美学簇呈倒U型,生态保育簇优势分布增加,城镇休闲簇优势分布减弱;研究期间农业生产簇与城镇休闲簇向低起伏度的转移趋势明显,而农业美学簇与生态保育簇趋向于向高起伏度转移。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研究——以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为例

因地制宜地实现农业休闲功能卓有成效的开发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乡社会经济统筹的科学举措。在探索性构建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结合ESDA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沿海六大城市群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的环境健康与适宜性状况。研究表明：① 休闲农业旅游开发环境健康指数在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均呈现较大差异,以产业经济环境为主导的环境健康指数“非均衡性”成为制约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瓶颈”;② 城市群间与城市群内环境健康指数核密度分布的空间结构、空间形态和空间趋势呈现不同的变化特征;③ 沿海休闲农业旅游开发可被划分为健康积极开发、较健康适宜开发、亚健康适度开发、非健康整合开发等4种类型。最后,提出各类型发展方向及策略,以期为沿海及中国城郊休闲农业旅游开发提供借鉴和指引。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 Bridg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early 1990s, China stepped into the stage of rapid urbanization with a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new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urplus labor from rural areas flooded into cities and became the main force of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some severe threats to human survival emerged from urbanization, such as over- extensive urban development, excessive resource consumption, ecological degradation, food security and safety risks and social crises. It has become an imperative to balanc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to achieve greater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society. This paper firstly tried to focus on public dietary change,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s well as cultural tourism in urban and peri-urba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 Then, it established a development model, balanced the urbanization and urban-supported agriculture. This paper proposed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as an entry point for bal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an inherit local traditional culture, keep the green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cultivation systems, exploit the distinct landscape tourism, and the like for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can take full advantage of abundant funds, firm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the nearby urban complex for regurgitation-feeding of rural enterprises. With the help of these strategies, we can achieve the harmony of “Ecological Urban” and “Garden Countryside”.     

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状态与产业兴旺途径

中国农业竞争力偏弱,农业发展关乎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本文引入“要素-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的理论基础,解析了中国农业发展特征、影响因素与兴旺路径。结果表明：① 农业乡村已由特别强调农产品生产与社会稳定,转向兼顾产品供应、社会稳定、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等诸多功能。农业的多功能属性,支撑了中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与广阔的发展空间。② 基于比较优势进行分工、通过产品差异化以提高农业附加值、加强政府支持以化解市场失灵、促进“人”“地”“业”协调耦合,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主要理论选项。③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间接利益相关者的获得感要强于农民群体,同时还面临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偏低等瓶颈问题。④ 考虑农业的多功能属性与现实问题,建议切实推动中国农业发展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增效,促进产镇融合、产村融合,建立农业要素功能显化增殖机制与“进得来、留得住、能受益”的生产要素配置机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协同性与联动性,推动中国农业发展与产业兴旺。     

主体功能视角下皖南旅游区乡村多功能演化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皖南旅游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主体功能县域旅游地乡村多功能研究框架及其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比分析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多功能差异特征、影响因素、类型模式,并提出提升路径。结果发现：① 2006—2017年,不同功能结构在各类主体功能区差异明显,旅游休闲功能比重不断增长,农业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比重不断下降。② 乡村多功能由重点开发区向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梯级递减且差距不断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乡村多功能扩散收敛和功能强度格局基本吻合。③ 重点开发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城镇带动型,主要受城镇辐射、产业结构、人口集聚的影响;农产品主产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农业现代型,主要受自然条件、政策调控、技术应用的影响;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多功能演化为旅游发展型,主要受旅游发展、生态资源、市场需求的影响。④ 基于乡村多功能测度结果,识别7类极化发展型和4类主导发展型县域,并从主体功能区城乡融合角度建议提升路径。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乡村功能评价的指标体系及测度模型,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地域单元,对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与生态旅游功能的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功能、粮食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旅游功能指数普遍较低,但各功能之间发展较为均衡;② 长株潭城市群的乡村功能地域分异特征较为明显,经济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区,以长沙市6个区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长沙县为主,粮食生产功能一级区主要分布在芦淞区、浏阳市、湘潭县、宁乡县,社会保障功能呈现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地域逐渐减弱的特征,且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其功能越弱,生态旅游功能强势区主要分布在茶陵县、芙蓉区、岳麓区、韶山市、炎陵县、宁乡县、浏阳市、雨花区等山区丘陵地带。     

长江中游退田还湖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特征与途径

本文在对洞庭湖退田还湖地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退田还湖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征与制约因素。结果发现,该地区总体劳动力转移的比重很低,以青壮年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能满足城市劳务市场的需要,另外,农民外出打工就业信息不畅、成本较高也是重要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与劳动力的就业状况,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途径有: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与布局,挖掘农业内部就业潜力,加强农业产业化发展,对乡镇企业进行战略性调整,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发展湿地生态旅游业,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农业劳动力的异地转移     

干旱绿洲农业区村庄多功能特征与类型划分研究——以临泽县为例

村庄是最能直接体现乡村经济社会活动规律的单元,落实到村级层面的功能类型划分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采用熵权法、泰尔指数及优势功能模型,构建适用于村庄发展功能识别与类型划分的研究思路,并以西北干旱绿洲农业区临泽县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干旱绿洲农业区总体形成以农产品生产和生态保育为主的国土空间格局,村庄形成农业种植、畜牧养殖、工业加工、商贸旅游、劳务输出、生活保障等多功能地域综合体,其中农产品生产和生活保障功能总体空间差异较小,而非农生产功能空间差异较大。村庄因资源禀赋、规划引导、政策驱动和社会需求差异形成不同的优势功能类型,空间上呈现“外围生态、沿河种植、中部农牧、临城劳务,文旅、商旅、生活保障以政府驻地及附近村庄为主”的分布规律,并形成非农生产功能镶嵌于农业生产功能之中、生产生活功能被生态保育功能包围的分布格局。通过自上而下主体功能统筹与自下而上经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村庄发展功能识别和类型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实践指导价值,在巩固国家主体功能定位、保障国家粮食和生态安全的同时,可以调整优化县域资源要素配置,实现村庄发展功能互补与功能协调。     

Dynamic evolution and the mechanism of modern gully agriculture regional function in the Loess Plateau

The agricultural regional type and function are the key theoretical issues i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research. Gully agriculture in the Loess Plateau is a new regional type of agricultural system with the coupling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gully human-earth relationship. The study of its functional change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ood secu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agriculture in the region of interes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ultifunctional change of gully agriculture in the Loess Plateau and its dynamic mechanism by using large-scale remote sensing data, topographic relief amplitude model, and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to understand internal implications for evolution differentiation at the basin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supply fun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PF) in the gully of the Loess Plateau gully is high, while the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function (ECF),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 (ESF), cultural heritage and leisure function (CRF) are relatively low. The four functions’ spatial distribution has revealed an apparent regularity. (2) APF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which is mainly distributed in point clusters and strips in the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in northern Shaanxi to the Yanhe river basin. The high-value areas of ESF are clustered around the urbanized metropolitan circles and urban-rural staggered areas along the Great Wall. ECF is concentrated in areas with significant natural endowments and excellent ecological conditions. CRF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the surrounding regional central cities. (3) There are noticeable differences in the gully agriculture regional function (GARF) evolution process due to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is regard, natural factors have tremendously affected APF, ESF, and ECF, while socio-economic factors greatly differ in the four functions. 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in the driving mechanisms of modern gully agriculture evolution types; hence many critical policies in the Loess Plateau can directly affect the function evolution path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GARF can reflect the general law of rural human-earth system transition in gully areas, thereby providing policy ideas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Loess Plate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