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源数据的产业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研究——以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基于多元要素流的珠三角城市群功能联系与空间格局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热点网络开放大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联系强度和作用方向进行测算与评价。借助赋值法分别对四种要素流的总量进行打分，以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作为空间层级划分依据，提出关于“点—线—面”的空间互动格局，进而探索珠三角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规划。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各要素流的联系强度上看，城市间的等级划分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说明四种要素流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各要素流的作用方向上看，广州和深圳多作为区域内其它城市的首位空间联系城市，说明各要素流通常指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达性较好的城市。②从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功能互动表现极度不平衡，一是中心城市占据了要素流强度的绝大部分，其余城市仅占据极小部分流量，两极分化严重；二是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东岸发展水平明显要强于西岸发展水平。③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虽然在区域内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是针对江门、肇庆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强度仍有待提升,说明还需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布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基于企业动态的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特征与路径

从企业进入、退出和演替等企业动态视角,揭示区域产业演化总体效应和规律是对已有相关研究的重要补充。基于2010和2020年珠三角主要产业门类企业兴趣点POI数据,分析产业空间格局特征的变化,识别企业动态的热点区位,并通过数据挖掘揭示产业升级路径与关联规则,探讨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模式与规律。研究表明,珠三角地区第二、三产业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模式,企业进入、退出、演替在空间上具有显著差异,原有的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强化。产业升级与产业关联强化是珠三角产业空间演化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产业空间演化遵循制造业向服务业演化、制造业内升级、服务业内演化这三类产业升级路径,从低附加值的服装纺印、电子仪器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附加值的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演化;另一方面,有关金融保险、机械零件、网络科技、商务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更广泛且稳定。广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的核心地带吸引更多高附加值、关联稳定的企业进入,而东莞、佛山、江门等专业镇转型地带和后发地区的低附加值、关联不稳定企业发生退出,广州、佛山的中心城区作为传统制造业中心是企业演替与更新的热点地...     

粤港澳大湾区:新阶段与新挑战

自港澳开埠以来,粤港澳的合作便成为了珠三角区域发展的基石。特别是在珠三角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港澳是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世界银行报告认为珠三角已是东亚最大的城市连绵区,数据的分析显示:在连绵无序的大地景观后面,珠三角城市群在区域产业和城市功能分工方面已出现秩序。广深两大不同特质的核心崛起,带动城市群不断走向成熟,但同时,珠三角和香港之间的分工却由清晰走向了模糊,两地的关系已不再是过去双方受益明显的合作关系。湾区通道设施建设、全球化的变化等因素正在重塑珠三角城市群的功能与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标志着三地的合作进入到了国家议程,合作的范围也提升到了更为广泛的空间合作的新阶段。这种尺度的空间合作将有助于珠三角城市群多中心的缝合,推动城市群走向去等级化的格局,有利于区域的创新发展。然而,从知识经济时期生产与消费者的关系方面来看,新世纪香港产业转型的不成功,显示出空间的社会属性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过去,香港与西方的制度关系使它成为中西交流的门户,回归以后,西方认为香港是中国的城市,而在中国它又处于体制之外,空间属性的模糊带来空间实践的矛盾,因此,关系空间的重塑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基于旅游流的城市群旅游地旅游空间网络结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城市群逐渐成为旅游发展赖以依存的区域主体,也必将 成为一种特殊尺度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文章基于相关文献的分析,界定了城市群旅游地的概 念。在对珠三角旅行社区内线路、区内长途客运、国内(省外) 旅行社赴珠三角及港澳游客实 际到达情况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网络理论和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 结果表明,广州的到达中心性、接近性、中间度数值均较高,也是国内(省外) 游客到珠三角 的集散地,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深圳、珠海由于毗邻香港和澳门,是珠三角城市群区域 重要的目的地,同时也是港澳游客进入内地特别是珠三角的重要集散地。其他城市如佛山、 东莞两城市以商务旅游为主,惠州、肇庆以生态旅游为特色,而中山、江门则两者兼具的特 点。最后构建了珠三角城市群旅游地空间网络结构模式,形成“三级旅游基地、三类旅游区 域、三条主要旅游轴线”的空间模式。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研究

依据城市流强度值,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表现为：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广州、深圳,是城市群区域联系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珠海、佛山,是区域联系的副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为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是地方集聚与辐射的中心。依据各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提出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城市流强化的基本对策。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与产业优势融合的时空演化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将产业创新与产业优势有效融合才能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论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城市单元2000—2020年工业各行业的创新优势与产业优势的时空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并重点关注了珠三角9市与港澳创新联系和产业优势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湾区各城市创新的工业行业分布格局虽然不同,但均呈现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集中的趋势;同时各地市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具有产业优势,且与创新的融合度较高,但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制品、纺织等优势行业的创新融合度较低;珠三角城市与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不断加强,尤以广州、深圳两市的联系强度最高。最后,从促进大湾区融合创新、产创协同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研究从实证角度为理解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空间和部门属性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拓展分析——以综合交通信息网络为例

在以“空间流”为逻辑的区域空间组织下,借由城际交通与信息网络的全面发展改变着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的深度与广度,由此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大幅度增强城市信息联系,促使现代城市在“空间流”的作用下不断扩展城市网络空间。针对中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市群,对其进行城市空间网络分析,结果表明：① 公路运输、普通列车、高速列车、信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把相互连接的城市转变成为城市空间对外拓展的网络节点,拉近节点城市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带动城市群区域信息“网络化”结构的形成;②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上海（沪）、南京（宁）核心节点城市构成,北翼网络化程度较高于南翼线性联系程度,其区域联系密度以“沪-宁”“沪-杭”沿线向两侧递减;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流向主要是以上海→湖州、上海→宁波、上海→泰州、南京→扬州、南京→镇江、南京→无锡、南京→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多中心结构;③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廊坊、沧州、承德、张家口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间网络的拓展流向主要是以北京→天津、北京→石家庄、北京→秦皇岛、北京→廊坊、天津→秦皇岛、天津→石家庄等城市流向,呈现典型的双核心结构,这些城市彼此之间呈现复杂网状联系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10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④ 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网络主要以广州、深圳、珠海为核心向外辐射,形成了以佛山、惠州、江门等次级城市网络连线。其城市群城市网络拓展方向主要以广州→深圳、广州→肇庆、广州→东莞、深圳→广州、深圳→东莞、珠海→东莞等城市流向。其中,广东、深圳处于网络的绝对中心位置,广东-深圳-东莞-佛山围成度中心网络的核心圈层,度中心值较低的其他5个城市节点组成外围低密度圈层,多核心网络结构特征显著。     

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布局特征及其区位关联模式

产业布局的区位关联是区域产业空间结构及其空间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论文通过构建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企业数据库,并采用核密度分析与协同区位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区位关联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广深莞三地是珠三角地区半导体产业空间的重要集聚区,半导体设计环节是珠三角地区进入半导体产业链的普遍选择。② 广州尽管在设计、材料和分立器件制造方面形成了专业化集群,但其仅有分立器件制造环节与设计和封测环节形成了区位协同关系;而深圳则以设计设备两大专业化集群为支撑形成了与其他所有环节的区位协同,总体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半导体全产业链。③ 广州在分立器件制造环节的专业化优势属于半导体产业链建设过程中的过渡状态,而深圳在全产业链建设方面的优势则建立在大量数字技术企业在本地的高度集聚,通过半导体设计环节与其他环节建立了共同的知识、技术和人才基础。研究旨在为珠三角进一步优化半导体产业链布局提供决策依据,以提升区域半导体产业竞争力。     

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时空演化格局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世界四大湾区城市群之一，在国家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多源数据，利用重心迁移模型、扩张演化模型及改进的引力模型探究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演化。结果表明：①在城市演化类型上，澳门、肇庆呈单向型演化，佛山、中山、珠海、惠州、香港呈双向型演化，广州、江门、东莞、深圳呈发散型演化；2008～2017年城市群整体的扩张速度与强度低于1998～2008年。②近20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城市质量、关联度呈不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城市质量与经济发展程度、城市空间呈正相关关系，城市质量高的城市与周边城市的关联度高；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区位度存在明显“断层”，缺乏合理的梯度等级，并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分异且部分城市的区位度演化显著。     

中国城市群技术知识单中心与多中心探究

城市空间组织的多中心、网络化特征受到区域经济研究关注。但由于发展阶段、空间尺度、研究视角的差异,城市区域多中心格局有待商榷,知识经济时代解读知识流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组织应成为经济地理学重点破解的命题。基于中国知识产权局2014年申请和联合申请发明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基尼系数,从知识生产和知识网络层面,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五大城市群技术知识形态多中心和多尺度功能多中心进行测度。研究发现：① 城市群技术知识创新呈现网络化模式,但在形态和功能上多呈现单中心格局,与已有研究基于城市间基础设施联系、企业联系、科学知识联系广泛认同城市群呈现多中心格局的观点不同;② 城市群技术知识网络结构具有空间异质性,国家尺度技术知识流强度的空间不均衡性更加显著,强联系由少数核心城市控制;③ 形态和功能多中心程度存在区域差异,同城市群创新基础、经济实力、协同发展水平有关;④ 功能多中心程度具有尺度敏感性,区域尺度功能多中心程度高于国家尺度。研究结论有助于引发对城市空间组织理论的再思考。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合空间格局分析——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视角

基于城市竞争力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研究视阈,借助SPSS主成分分析法和ArcGIS空间插值手段,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整合分析的基本框架,揭示城市群内城际竞合空间格局特征和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竞争格局总体呈“核心―边缘”结构特征,3个子城市群内部竞争格局分异显著;多竞争要素的交互耦合、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行政和地理分割、交通等是城际竞争格局形成的主要动力机制。2）城际整合格局整体表现出“群（圈）内＞群（圈）际”的空间分布态势,沿主要交通轴线形成“吸管效应”,城际竞争与整合格局呈现“整体吻合、局部偏离”特征;城际整合格局是距离衰减规律和增长极辐射效应等因素主导形成的产物。3）在城际竞合分析的基础上,从规划融合、交通一体化、产业分工等多方面提出了竞合发展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

高质量发展是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成果的必由之路,是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蓝图的不二法门。本文将研究的空间尺度下移至城市层面,基于新发展理念构建评价体系,合成了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基尼系数、马尔科夫转移矩阵、面板回归模型等统计与计量方法,剖析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空演进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2012—2019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其中东部、中部、西南、西北城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持续增加,东北城市则先降后升。② 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充当了排头兵角色,宁夏沿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排名相对靠后,辽中南城市群面临发展质量下滑的压力。③ 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大体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规律,空间集聚特征突出,但高质量发展失调问题随时间推移得到缓解,低质量、中低质量、中等质量与中高质量状态城市具有向上一等级跃迁的动力,但难度逐级提升。此外,中国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向下一等级转移的风险。④ 海拔高度、地形地势、产业集聚、市场规模、公共财政、对外开放均能显著影响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方位驱动新时代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发挥先发城市的领头雁作用,带动后发城市高质量发展,通过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达成“普遍沸腾”的愿景。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及其隐含碳排放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区域间经济往来密切,其中蕴含着产业链的分工和隐含碳排放的流动,从而影响区域的功能协同和碳排放责任明晰。论文采用2012年和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数据,借助投入产出分析法构建了京津冀地区产业链空间网络,考察京津冀地区间产业联系及其隐含碳排放流动关系,并分析了隐含碳排放的主要行业和地区,以期为京津冀地区产业协同发展和“双碳”目标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存在有分工、缺协同、产业空间联系和隐含碳流动对重工业依赖性较强的特征。建筑领域产业链和机械设备制造产业链等重工业产业链是地区间产业联系的主要路径。(2)京津冀地区制造业生产环节薄弱。核心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产出占比始终高于中游,制造业至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网络联系薄弱。(3)从隐含碳排放的空间格局看,北京和河北分别是京津冀地区流入和流出隐含碳排放最多的省份,天津隐含碳排放流出量占地区碳排放总量的比例最高。在此基础上,论文从深化产业链空间融合、率先开展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分异研究

近年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在国家战略层面密集部署,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和构筑新兴产业链的重要支撑。鉴于现有研究对城市空间尺度“新基建”影响新兴产业链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关注有限,该文分析2011—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新基建”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时空特征,揭示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上中下游不同环节发展效应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发现：(1)2011年以来中国主要城市新型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产业链取得快速发展,在国家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核心城市形成空间集聚;(2)城市“新基建”综合发展水平有效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发展,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应用层、中游技术层和上游基础层,推动效应随时间推移而强化;(3)城市“新基建”影响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效应在空间上主要凸显于东部沿海地区和核心城市群,影响程度在城市群发展梯队之间的空间异质性超过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空间异质性,第一梯队城市群正成为城市“新基建”赋能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