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合适耕地经营规模确定的实证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在地形起伏、地块破碎、分布半径较远等约束下,山区多大的经营规模是合适的?这是目前必须弄清的科学问题之一。使用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以投入农业的劳动力为测算单位,以劳均纯收入为评价指标,分作物类型和地块分布半径,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测算不同条件下合适的耕地经营,结果表明：① 在现有社会经济条件下,样本村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面积为24~32亩,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远高于当前农村人均纯收入,且与城镇居民的差距明显缩小。② 作物类型对适度规模影响不大,但对农民纯收入产生较大作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4.33亩、24.63亩,差异不显著,但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在适度规模下的劳均纯收入相差3638元,巨大的差距将促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③ 距离对适度规模影响较大,但对劳均纯收入影响不大。0.5 km内、0.5~1 km的适度规模分别为28.62亩、31.83亩,单位劳动力的适度规模相差3亩,这表明距离是目前从事农业生产时劳动力投入时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对应的劳均纯收入相差较小,又说明伴随耕作距离的增加,更多的投入主要依靠机械来完成,从而带动适度规模的扩大。1 km外的建模未通过检验,也进一步说明未实现规模经营、没有进行机械化耕作、离家远的土地收支严重不平衡,撂荒严重,规模化经营、机械化耕作是解决距离问题的有效途径。本文得出的土地适度规模是可行的,也验证了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山区耕地边际化及其政策启示——以贵州省仁怀市为例(英文)

山区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关系到区域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研究山区耕地利用变化意义重大。采用土地空间数据、农户调查和统计数据,分析了仁怀市2005-2011年耕地边际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6年间仁怀市有3095.76 hm2的耕地向林地、自然保留地转移,占耕地面积的5.45%,耕地边际化特征显著。2)山区耕地边际化受地形、劳动力、经济等因素影响。坡度大的耕地更易发生退耕,仁怀市发生边际化的耕地中坡度15°的占62.26%;山区乡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和农民年人均收入越高,耕地边际化发展速度越快;经营效益低是耕地边际化的根本原因。3)耕地边际化有利于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但导致坡耕地低效利用,应探索一种达到发展生产和保护环境双赢的坡耕地利用模式。     

中国梯田撂荒程度及空间格局分异研究

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下,中国丘陵山区耕地逐渐被边际化,耕地撂荒范围也迅速从劣质的坡耕地延展至优质的梯田,大规模梯田撂荒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生态效应,科学评估中国山区梯田的撂荒程度及空间分布将有助于有效地应对耕地撂荒问题。本文通过全国抽样调查的方式对中国梯田的撂荒程度进行了调查,利用获取的中国329个县的560份村问卷测算了中国梯田撂荒规模,并进一步分析了梯田撂荒空间分异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全国梯田撂荒现象分布广泛,发生梯田撂荒的村庄占总调查村庄的比例为54%,撂荒面积占梯田总面积的比例达到9.79%;(2)梯田撂荒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特征,南方丘陵山区较为严重,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最;(3)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可归结为农业劳动力外出务工、梯田耕作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耕作交通条件等。减缓梯田撂荒,应因区精准施策,提高梯田区机械化水平等措施具有普适性,针对质量较差的梯田,可有序“退耕”,对于质量较好的梯田,可采用调整种植结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流转与规模经营等方式。     

中国村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村庄是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单元,开展村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落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在解析村庄系统演进生命周期规律的基础上,系统集成村庄点位、地理环境、地理区位、交通条件、社会经济等多源数据,综合运用缓冲区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Ripley's K函数等方法,刻画了中国村庄空间分布特征,识别了村庄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揭示了中国村庄的空间分异规律。结果表明：① 村庄的演进遵循形成、发展、稳定、衰退与振兴的“生命周期”规律,其演进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经济要素共同影响,不同地区村庄演进的速度、强度、方向和结果各异。② 中国村庄分布密度为0.35个/km ²,整体上呈现“南多北少、南聚北散”、“东多西少、东聚西散”的特征,以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等地区村庄分布最为密集。以“胡焕庸”线为界,东南半壁村庄密度显著高于西北半壁。③ 全国省、县、乡级尺度上村庄核密度值的莫兰指数分别为0.58、0.86、0.91,呈现明显的空间聚集特征;各省内村庄空间分布呈倒“U”型分布模式,不同省份村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明显。④ 中国村庄分布格局是地理环境、区位条件、社会经济要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坡度6°~8°、海拔0~200 m、降雨量1100~1200 mm、年均温15~19 ℃、人为土和栽培植被等条件下村庄分布较为集聚,且村庄沿道路与河流聚集分布特征明显,在沿道路和河流100~300 m缓冲区内村庄密度最大,随缓冲距离增加村庄密度逐渐降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亟待系统开展乡村衰退成因与动力机制解析、衰退乡村地理空间识别与地域类型划分、乡村振兴可行途径与地域模式研究。     

中国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表现及其机理

耕地利用边际化是当前中国山区土地利用主要变化趋势。利用《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资料,本文首先分析2003年以来农业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中国农业生产成本的结构变化以及农户的响应,并对比平原和山区农户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响应方式及程度的差异,发现平原地区能够通过大规模的农业机械替代减少劳动投入,进而有效减少劳动力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影响,而山区因地形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对缓慢,并与平原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农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不断上涨。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涨,中国山区耕地边际化特征明显,以玉米为代表的种植业净利润在2013年普遍降至零以下。2000年以来,中国山区土地利用和植被变化表现为耕地面积减少、森林面积增加、NDVI指数增强,而且在省级层次上,山区县范围NDVI变化率与耕地和森林面积变化率分别具有很强的负相关（r = -0.70）和正相关（r = 0.91）,证实了中国山区耕地当前边际化的发展态势。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最后对务农机会成本上升、农业劳动力快速析出背景下的山区耕地利用边际化机理进行了总结。这一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山区耕地撂荒和森林转型的发展过程。     

中国耕地规模化流转租金的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是农地利用变化的重要趋势,土地规模化流转市场的租金关乎规模经营主体的形成及其可持续发展,但目前对全国层面耕地规模化流转租金的研究还较为欠缺。基于土地流转信息发布平台的2万余宗规模化流转地块,论文揭示了中国耕地规模化流转租金的总体水平与区域差异,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识别地块属性特征对耕地租金分化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全国耕地平均租金为11339.10元/hm²,租金介于≤ 7500元/hm²、7500~15000元/hm²、15000~22500元/hm²、> 22500元/hm²区间的地块数量比例分别为38.93%、37.97%、14.52%和8.59%;云贵高原区和黄淮海平原区租金较高,比全国平均值分别高出32%和23%,而北方干旱半干旱区租金较低,租金约为全国均值的一半。地块质量特征、地块规模化特征、地块区位特征、地块产权特征对耕地租金具有显著的影响;对低租金地块而言,灌溉条件、土地平整度、道路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而邻近高速公路则对高租金地块具有更强的增值效应。为降低农业生产的土地成本,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规模化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减少农业补贴对农地租金的干预、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与农地流转租金的常态化监测。     

重庆市武隆县农地流转下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不同尺度影响

在农地流转市场日趋完善的背景下,农户间的耕地流转无疑会缓解因部分农户劳动力不足造成的耕地撂荒现象,但仅从农户尺度上分析难以揭示农业劳动力数量与耕地撂荒间的关系。运用重庆市武隆县17 个乡镇40个自然村的308 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二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简单相关和偏相关分析,从农户和村庄两个层次上探讨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及农地流转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农户尺度上亩均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是否撂荒的影响不显著,而在村庄尺度上显著。② 亩均务农劳动力与耕地撂荒规模的偏相关回归分析中,控制耕地流转和不控制流转条件下,农户尺度上两者的偏相关系数和简单相关系数分别为-0.138 和-0.027,前者在1%水平上显著,而后者不显著;村庄尺度上,控制流转和不控制流转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73 和-0.294,均在5%水平上显著。③ 在农地流转市场较为完善的地区,选择在村庄尺度上进行农业劳动力对耕地撂荒影响分析研究是比较合理的。     

基于地块尺度的重庆山区耕地撂荒风险研究

城乡劳动力转移背景下耕地撂荒风险的研究是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辨明耕地撂荒的风险与发展趋势是预测耕地未来发展的重要依据。本文选择重庆市石柱、巫山和酉阳3县作为研究区,基于地块尺度对山区耕地撂荒现象的特点与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确定经验模型,评估现有耕地(尚未撂荒的)未来撂荒的风险大小。结果表明,2011年重庆市3县耕地地块为21.71万个,处于低、中、高三级撂荒风险水平的耕地面积依次为6.3万hm~2、13.2万hm~2和5.8万hm~2,比例分别为25%、52%和23%。通过对比村级尺度撂荒风险耕地分布图、高程图与坡度图发现,高撂荒风险的耕地主要集中分布在海拔高且坡度陡的地区。     

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3-2013年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土地流转是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理解土地流转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3年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的169511个住户样本,本文揭示了中国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识别土地流转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促进土地流转提供科学参考。结果发现：① 2003-2013年间,土地流转率从17.09%上升到24.1%,年均增幅近0.7个百分点;南方土地流转较为活跃,比如福建等地流转率超过30%,而北方土地流转率较低;② 转入土地支付租金平均为283.74元/亩,55.05%的转入户并未支付租金;相反,转出土地获得租金为243.23元/亩,52.63%的农户转出土地未获得租金;目前中国土地的“零租金”流转率超过50%;③ 土地质量、地理区位、交易费用、家庭及村庄特征等对土地流转的区域差异具有显著影响;土地质量和地理区位在平原地区的边际效应较大,但在丘陵和山区,交易成本已成为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实质是土地资源错配的一种表现,丘陵和山区边际化及交易费用偏高降低了土地资源的潜在价值。政府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中面临的各类交易费用,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的补偿机制,同时关注丘陵和山区的土地资产贬值和撂荒现象。     

北方生态脆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太仆寺旗的农户调查资料,在农户和地块两个微观尺度上分析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家庭户主年龄、非农务工劳动力比例、经营的耕地总面积、地块破碎化程度及耕地综合利用能力间存在明显差异：（1）户主年龄较大、非农就业劳动力比例较小的农户,耕地利用的劳动投入一般高于其他农户,而资本投入较低。年轻的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高,耕地利用的资本投入较大;（2）农户经营的地块越破碎,劳动投入越高,而资本投入越低;（3）在土地质量较好的地块上劳动集约度和资本集约度都较高。说明劳动力已成为当地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同时劳动力的机械替代、规模化经营及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均存在一定的潜力。文章最后认为建立农业劳动力非农就业与耕地利用相互协调的机制,是解决生态脆弱区生态安全与农业生产之间矛盾的重要途径。     

环洱海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耦合关系

运用区域重心、地理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等模型,对环洱海地区1988年~2012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与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随时间演进,耕地重心呈向西北为主、东南为辅的变动态势,而农业劳动力重心的阶段性变动明显,整体向西南偏移;25年间,耕地与农业劳动力重心的空间重叠性与变动一致性均大幅提高,两重心耦合态势日趋明显。海西地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地理集中度均远高于海东,洱海西岸、S221及G214沿线分别为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的主次要集聚轴;自1988年以来,耕地向海西中北部集聚,而农业劳动力呈现出由分散转为集中的布局态势,整体上两者呈高度正向相关性;随时间演进,村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空间分布的协调度明显下降,依据不一致指数,可分为耕地优势集聚型、农业劳动力分布滞后型、耕地—农业劳动力空间协调型、耕地分布滞后型及农业劳动力优势集聚型五类村庄。     

中国村庄宅基地空心化评价及其影响因素

依托全国范围内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的典型调查数据,分析了不同区域、区位和地形条件下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①调查村庄宅基地的平均空心化率为10.15%,其中东、中、西部区域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分别为14.82%、9.11%和7.15%,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的格局;②空间上,高空心化率省份主要集中分布在华北和东北地区;③城镇远郊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1.33%)高于城镇近郊村庄(7.81%),山地区村庄宅基地的空心化率(12.24%)高于平原区(9.91%)和丘岗区(5.86%);④村庄宅基地空心化率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比重和耕地相对稀缺程度较为敏感。在当前背景下,如果能充分利用已有闲置和废弃宅基地,可满足我国未来10～20年新增农村人口的用地需求。     

基于地块尺度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耕地质量的影响

在耕地多功能利用、农户耕地需求偏好多样性理论基础上,基于地块尺度构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过程与土地利用单元之间感知—响应反馈环路。采用野外采样与实验分析、农户调查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利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238户农户与对应地块采样数据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会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断调整土地经营目标,导致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上产生差异,对土壤中有机质、碱解氮、速效磷、速效钾含量和pH值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政府应通过提高农业比较效益、适度发展土地规模经营和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等环境友好型施肥技术,科学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生产能力的提高。     

耕地撂荒研究进展与展望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许多发达国家发生明显的耕地撂荒现象,并逐渐演变为全球性土地利用现象,深刻地改变了广大农村地区土地景观.本文以"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环境效应--政策响应"的框架系统梳理耕地撂荒主要研究进展.研究表明:① 全球耕地撂荒仍主要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但发展程度的区域差异很大;② 社会经济要素变化是耕地撂荒最主要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等原因引起的耕地边际化是撂荒发生的根本原因,而劳动力析出是造成耕地撂荒的直接原因;③ 耕地撂荒与否,撂荒程度以及撂荒地空间分布受村镇,农户,地块三个尺度的自然条件,劳动力特征,农业生产条件和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④ 生态环境效应是当前撂荒效应研究的焦点,但该效应是以积极还是消极为主仍存争议;⑤ 增加农业补贴是当前减缓耕地撂荒的主要措施,但并非唯一和最合理的措施.未来,快速城镇化进程将促使中国耕地撂荒现象愈演愈烈,所以当前研究有待加强,本文认为应加强大范围耕地撂荒信息提取和监测,撂荒趋势预测和风险评估,社会经济效应评估及政策设计等方面研究.     

生计多样化背景下种植业非点源污染负荷演变

依托三峡库区典型村农户访谈数据,基于收益最大目标决策框架,设定农村转型发展中3种农户生计类型情景：农业主导生计、兼业转向生计和非农主导生计,解析种植业产污负荷随主导生计非农转向的演变特征,探讨主导生计类型转向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① 样区耕地经营现状呈自耕、流转与撂荒并存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且表现出“入”小于“出”的特征,不同农户家庭类型间实际人均耕种规模为“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劳动力家庭”;② 种植业单位面积产污负荷中,“半劳动力家庭”最高,“劳动力家庭”次之,“无劳动力家庭”最低,“劳动力家庭”内部又随劳动力人数增加呈先增再减趋势;③ 样区农户生计类型由农业主导向非农主导转型过程中,种植业产污负荷最大减幅达72.01%,兼业转向生计情景下削减幅度为19.61%~29.85%,非农主导生计情景下减幅为35.20%~72.01%,但TN、TP的减量特征并不一致;④ 劳动力配置与生计来源“非农化”促使农户主导生计类型向非农转化,生计非农演变的潜在农户收入/福祉权衡亦驱使生计决策转向非农化,不同农户家庭类型对生计转向的敏感程度表现为“劳动力家庭”>“半劳动力家庭”>“无劳动力家庭”;⑤ 在新型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创新新型工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山区农户生计类型进一步向非农转变,而这一过程又将促使种植业产生的污染负荷量进一步减少,要大幅削减种植业产污负荷,就必须制定有助于山区农户生计非农化的调控对策。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重庆市山区农户耕地转入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耕地流转有利于缓解耕地撂荒和闲置问题,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但已有山区的研究侧重耕地转出,且未深入分析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本文运用重庆市“两翼”地区12 个典型村的1015 份农户调查问卷,从地块尺度详细分析了农户耕地转入的特征,并通过Tobit 模型,定量分析了农户转入耕地面积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农户多无偿转入耕地,但仍主要转入质量好、坡度小、离家近的地块;因受地形影响,转入地块又多为旱地,且难灌溉、面积小,并存在“去粮化”和粗放化经营.②农户特征方面,转入耕地的农户多为普通农户,经营耕地规模小、效益低,且地块细碎化程度高.③影响因素方面,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收入、农具数量和耕作面积对农户转入耕地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地块平均面积和地区哑变量则武隆县有显著负向影响.     

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认识农地边际化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变化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对正确判断中国的粮食生产形势,制订相关政策以确保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湖北省咸宁市4县1市1区的23个村组、1252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对1981年以来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变化的特征及其对粮食生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农户用于粮食生产的劳动力与土地面积明显下降,农户用地方式出现“省工性”变化,劳动力被农机要素替代,农业机械、化学肥料与农药等物质投入显著上升。② 主要粮食作物的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与商品率分别提高了4.61%、29.69%与50.56%,但区域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与农户家庭平均粮食占有量却分别下降了10.49%与10.50%,区域粮食安全的保障能力出现弱化。③ 丘陵山区主要粮食作物的“三率”提高幅度高于平原地区,丘陵山区的水稻总产量与家庭占有量均略有提高,但平原地区却出现了明显下降。产粮重心在空间上出现从平原地区向丘陵山区倾斜的现象。④ 稳定主要粮食作物的用地规模,促进农户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是应对农地边际化作用的关键。从事规模化与专业化粮食生产的农区与农户,应成为国家惠农政策与粮食安全政策重点扶持的对象。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异质性

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偏离份额等方法，分析1995—2015年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呈减弱之势；结构效应和净竞争效应上，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皆处于劣势，第三产业则呈相反态势，分别以大城市和小城市表现最为显著；区位效应上，第二、三产业区位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皆为劣势，空间相互依赖作用逐步降低，其中森工类城市第二产业区位效应最为劣势。“结构性减速”成为再生性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发展的主导因素，因地、因类制宜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     

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

利用1996 年、2000 年和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农业劳动力数据,基于GIS 技术和模型方法,分析了县域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力变化态势及其时空耦合特征。研究表明：① 县域耕地面积和农业劳动力变化均呈先增后减态势。1996-2000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增长2.70%和1.40%;2000-2005 年,耕地总量、劳动力数量分别减少1.51%和8.18%。②“胡焕庸线”是刻画中国耕地和劳动力变化格局的重要分界线。沿此线带状区域内因退耕还林造成耕地快速减少,而农业劳动力转移滞后;其西北部区域耕地快速增加,农业劳动力也在增长;其东南部区域耕地明显减少,而农业劳动力减少速度更快,二者呈现协调态势。③ 耕地非农化进程中县域劳动力转移效率呈下降趋势。1996-2000 年和2000-2005 年,全国分别有447 个和505 个县域的耕地减少和劳动力转移呈良性变化,90%的县域劳耕弹性系数(LFEC) 的中位数分别为4.58 和2.97。④ 基于SOM自组织特征映射神经网络聚类方法,可将1996-2005 年中国县域耕地与劳动力变化的耦合特征划分为9大类型区。多情景模拟分析表明,2005-2015年的LFEC趋势值为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