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cribing Universal Values into the Urban Landscape: New York,Jerusalem, and Winnipeg as Case Studies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the rising importance of tourism in the economic base of postindustrial cities have, in recent years, l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lagship-museums" characterized by their size and spectacular architecture. Their purpose is to capture the public imagination, to attract tourists, and to promote the notion that those cities have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themselves from centers of manufacturing into centers of culture. These trends have also given rise to a new breed of museums: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by foundations with value-laden educational agendas such as freedom, tolerance, and human rights. This phenomenon is also characterized by gigantic public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structures that host the "collections," and by the use of signature architecture.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ree case studies, will examine the emergence of this new extension to the "flagshipmuseum paradigm" of urban development.     

“设计之都”神户的创意城市建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神户市在日本率先明确将城市设计运用于创意城市建设,提出涵盖外观形状和颜色设计以及计划与制度体系、意图与思维方式的"大设计"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建设优裕的创意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发展规划,提出城市发展的方向是建设"高质量生活",以安全、安心、健康为基础,以多样性交流与融合创造新价值为特征的创意城市。"设计之都"是创意城市建设的步骤之一,其特征是充分利用神户的优势资源,进行空间的设计、经济的设计和文化的设计。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     

基于文化演出消费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文化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城市文化职能和全球文化城市成为城市网络研究的新兴视角。借助“大麦网”数据,基于空间分析和岭回归方法,揭示基于文化演出消费活动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与影响因素,对现有城市网络研究形成补充。研究表明：①文化巡回演出的城市网络呈现出中国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但是向二、三线城市渗透的趋势较为明显,体现了不同级别城市本地文化生产能力的差异以及文化演出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②中西部省会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力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而东部沿海地区核心城市的影响力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反映出中国不同地区演出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区域中心城市在对外文化联系中地位的差异;③不同类型文化演出在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上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出其市场结构和盈利模式的差异以及城市地方文化消费特征的影响;④文化教育发展水平、地方政府投入、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是影响中国文化演出消费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反映出文化演出消费的独特性。     

2003-2013年中国城市形态研究评述

根据2003-2013年间在国内主要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献,对近10年间的城市形态相关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进展进行评述。文章在辨析城市“布局形态”、“结构形态”、“肌理形态”三大概念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成果按城市形态影响要素分解、新技术方法应用、时间—空间维度探讨、可持续城市形态、城市形态规划、管理和控制,以及分城市、地区案例研究六大主线进行归纳,并评析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特点及其局限。比较中西方城市形态研究轨迹,国内研究习惯于通过实证主义的因果演绎和经验主义的案例归纳来理解现有城市的形态发展历程,并在借鉴历史经验和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寻求城市形态发展的“理想城市形态”。而西方研究则致力于寻求“可持续城市形态”的可操作性和实现方式,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和规划应对。本文提出未来城市形态研究应更关注微观层面的肌理形态分析,应从更加温和、建设性的“时间—空间演化”视角探讨城市形态演进规律,为包容性、共生性的“可持续形态”演变发展构建理论基础。     

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城市舒适性视角

从城市舒适性理论出发,系统梳理了创意人才及其空间集聚过程的相关文献,构建了驱动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城市舒适性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方法从国内设计师社交平台站酷网获取设计创意人才的属性数据,运用地理集中指数、区位熵、负二项回归方法,深入剖析了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的空间集聚特征与机理。研究表明：① 中国设计创意人才及其创作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集聚现象,以北京为主的一线城市最为集中,但杭州、长沙、武汉、郑州这些新兴城市也表现良好,甚至超过部分一线城市;② 城市舒适性理论在解释中国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其中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和自然环境是影响设计创意人才空间集聚的核心因素;③ 证实了西方创意阶层理论的部分结论,发现文化基础设施、文化遗产、文化旅游、高素质人力资本、温暖的气候与良好的空气质量是提升城市对创意人才吸引力的重要因子,同时发现科研投入对设计创意人才集聚具有明显挤出效应,并且西方学者普遍强调的生活环境舒适性因子对设计创意人才影响有限。为深入理解创意人才的空间过程及其影响机理提供了详实的实证案例,为地方政府改善城市创意环境提供了参考依据。     

国内外大城市体检与规划实施评估的比较研究

伦敦、纽约、东京等国外大城市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规划实施评估体系,能够为完善中国城市体检评估制度提供参考。城市体检与规划实施评估是对城市发展中阶段性问题的响应,也是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产物。城市体检评估已成为中国城市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的新模式以及进行规划动态维护的重要依据。受社会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影响,国内外大城市形成了差异化的“实施前协商-数据采集-分析论证-问题诊断-实施后反馈”评估框架。从评估指标体系来看,中国城市体检评估指标以宏观经济社会指标为主,伦敦等国外大城市还会对新建项目、新增设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测。从评估方法来看,大数据与智能化数字平台的发展有力增强了评估的精准度和科学性,国外大城市在社区微观层面评估和多元主体参与协作方面进行了较多探索。基于此,提出以下优化中国城市体检评估体系的对策建议,包括动态优化指标体系、挖掘利用多源城市数据、加强多层级评估的协调、完善常态化保障机制。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创意产业及其地方性

本文致力研究创意产业集群与城市政策和效益之间的互动。研究的创意产业行业包括软件、多媒体、电子游戏、时装设计、出版、研究与开发。经验调查研究以多个城市的情况作为基础,这些城市包括美国的波士顿、旧金山、圣迭亚戈、西雅图、奥斯丁、华盛顿特区、爱尔兰的都柏林、东京和印度的班加罗尔。本文关键的研究问题是:什么类型的城市是富有创意的?什么区位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创意城市共同采取的政策措施有哪些?文章首先总结了影响地方特定创意产业集群的因素和政策措施;接着深入剖析两个成功的创意城市——波士顿和圣迭亚戈的案例,随后讨论城市各自的某些特征是否使得它们更适合发展某一特定的创意产业。     

基本公共服务对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效应

利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的东部沿海6省市数据集,将长期居住意愿、户籍迁入意愿和本地购房打算三部分指标的加和定义为城市居留意愿指标,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分为就业关联和非就业关联两种类型,运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考察两类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特征对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及其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差异特征。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获得率呈现出随城市规模扩大而上升的梯度变动特征;在流动人口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较为有限时,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不高。从影响效应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获得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是影响其城市居留意愿的关键因素,此类影响效应因公共服务内容和城市规模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大城市流动人口获得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保障显著增进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居留意愿,但上述影响效应在中小城市并不明显;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除了在个别规模城市中没有显著影响效应外,在其余规模城市中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小城市,仅健康档案和健康教育普及程度对其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且正向的影响作用。     

基于元胞自动机的城市发展密度模拟

元胞自动机CA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模拟复杂的城市系统,但这些模拟基本不考虑城市的发展密度。不同的城市发展密度会对城市的形态有很大的影响,有必要将城市的发展密度引进CA的城市模拟中,以获得更好的模拟结果。本文将密度梯度函数引进了CA模型的转换规则中,并定义‘灰度’来反映状态的转换。利用该模型对不同可能的城市发展组合进行了模拟,为城市规划提供了辅助依据。     

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的适应性评价

在创意城市发展模式类型基础上,构建综合模式创意指数,选取与各发展模式相对应的评价指标,运用变异系数权重法和TOPSIS法对江苏各城市创意指数进行适应性评价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综合模式创意指数能够评价中国创意城市发展的状况,对中国创意城市发展模式选择具有一定的指导参考价值。     

东北三省收缩城市城乡一体化收缩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研究

城乡一体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落实有重要意义,但当前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涌现了一批收缩型城市,其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什么特征、城市收缩是否对城乡一体化产生影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成为新时期推进全民共同富裕目标研究中的核心科学问题。论文据此基于“城镇发展带动—产业发展与投入城乡协调—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动力—路径—目标”对城乡一体化内涵进行界定、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以东北三省为例,从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收缩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类型视角,对2010—2019年期间的城乡关系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且内部空间分异明显。② 城市收缩对城乡一体化发展表征出较为明显的影响,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整体较非收缩城市要低、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更为明显。③ 收缩城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存在收缩类型、收缩发展阶段的差异性：其城乡一体化水平由收缩初期阶段向收缩后期阶段逐渐降低,收缩类型上表征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的发展特征。故此得出收缩城市源于发展要素被“空间剥夺”而对城乡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收缩城市的涌现不利于区域协调、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东北振兴中应充分考虑收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综述与启示

城市发展中所关注的研究内容随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时代而变化。西方发达国家对城市舒适性的研究已经有长达70年的历史,而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开展甚少,并且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相关研究缺乏全面的认识。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外研究中关于城市舒适性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及其与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其次对国外城市舒适性研究进展进行了简要的评述和研究趋势展望,进而提出,从城市发展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在中国深入开展城市舒适性研究,并对如何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经济转型研究中借鉴城市舒适性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     

基于城市群整合发展的中原地区 城市体系结构优化

在中原城市群的整合发展中,建设结构完善、功能强大的城市体系是一项特殊重要的历史任务,而城市体系的"结构优化"更是首当其冲的必须妥善解决的关键问题。城市体系结构优化的实质是:通过政府的宏观规划调控和城市群内各地域单元的整合,实现不同等级、不同规模、不同职能的城市在空间平台上的高度和谐,从而实现城市体系整体实力的提升,最终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城市群整合发展的中原地区城市体系结构优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用"城市中心性强度"法来划分中原城市群地区所有城市的等级,进而构建出4个等级城市体系的层次。第二,采用灰色系统GM(1 ,1)模型并根据人口的机械增长基础,求出各城市2020年非农业人口的优化指标。第三,运用纳尔逊(H.J.Nelson)统计分析原理和方法,确定各城市的优势职能、突出职能以及重点发展行业。第四,构建了"两圈、双核、四带、一个三角"的城市体系空间布局和功能发挥的整体框架。     

中国城市贫困的空间差异特征

本文研究了2007-2011年间中国3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贫困的空间演化、分布的差异特征。结果显示：近5年来贫困人口总量略有增长,贫困人口分布整体呈现均衡化趋势;从区域看,西部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集聚加剧,贫困加深区较多;从城市看,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是构成贫困加深区的主要类型。2011年,贫困发生率自东向西逐渐升高,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相对拥有更高的贫困发生率。进一步分析,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呈现高人均GDP和高贫困发生率的“隐藏性贫困”,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呈现低人均GDP和相对低贫困发生率的“特殊性低贫”。未来国家反贫困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城市的区位、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构成特征,重点关注贫困加深地区的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少数民族聚居型城市,并解决经济发展和贫困之间的特殊关系。     

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非协调性研究

针对中国人多地少, 且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 以及城市空间扩展研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比如相对缺乏合理性评价, 存在重实证轻理论, 重个案缺规律, 重特大、发达城市轻一般城市的不足, 本文从城市空间扩展非协调性的基础理论问题着手, 构建非协调性评价体系, 并以2009 年中国24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 对其扩展规律进行总结;然后从微观层面的行为主体博弈、要素流集聚扩散及制度安排反馈视角讨论了其内在机理;最后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提出对策建议。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空间扩展效率低下, 表现在区际功能匹配性差, 城市化质量整体水平不高:内在“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低, 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全国平均值为1.192, 其中大于1 的城市占26.42%,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空间分布呈现出由东往西依次递减的地理格局;城市的功能地位与铁路干线对其影响大, 呈现出地级市以上城市>地级市, 铁路干线城市>非铁路干线城市;通过机理分析揭示出, “产权区域”视角下的地方政府, 出于实现自身行为目标函数(政府绩效和地方财政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考虑, 而在制度安排的框架下, 通过对要素流的做功而传导出来的制度反馈效应:现有制度安排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扩散冲动”;在政策建议部分, 基于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函数提出修改完善现有制度的建议。     

京津冀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与空间分析

基于城市经济能级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借助引力模型分析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变化,并利用城市群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群内城市发展质量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内核心城市发展质量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一级中心城市北京、天津的辐射影响突出,集聚效应明显,城市间联系的网络化趋势在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发展质量分为发展良好、发展中等、发展一般3个层次,北京和天津的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河北11个城市,北京城市发展质量指数高于三大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化的发展促使城市群内城市发展质量和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呈"带状"结构发展。     

试论我国城市发展方针

在执行重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和城乡分割体制的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但是分析表明,这一方针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多的国情,必须调整现有的城市发展方针,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因此,本文就适度发展大中城市,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加速乡村城市化,积极合理发展小城镇;以及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指定城市化途径等方面作了探讨。     

中国东北三省城市收缩的识别及其类型划分

城市收缩是一个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并具有区域地方特征的世界性经济社会现象,如何构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化”城市收缩研究理论分析框架,为世界城市收缩研究提供中国经验,是新时期中国地理学者、城市规划工作者亟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新命题。本文认为城市收缩本质是城市“发展势能”的相对弱化或绝对退化而引起以人口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要素的再区位和城市功能形态空间重构的响应过程或状态,其是一个综合概念,一个基于人口变化、经济变化、投资消费变化与财政变化等的多维一体过程,据此构建基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同时针对中国最具典型和代表性的东北三省开展城市收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存在明显的城市收缩现象、且呈现出区域化的发展演化趋势;整体可归纳为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虹吸”型收缩城市、综合型收缩城市及区位制约型收缩城市4种模式,其中资源依赖型收缩城市是主体,占据了整个收缩城市的2/3;② 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与经济发展重心不断南移相呼应;③ 指标维度收缩整体遵循“投资消费与经济下行→人口收缩→财政收缩”的内在演化逻辑关联;④ 立足于“二步诊断法”的城市收缩识别体系及其类型划分标准反映出当前基于人口变化学的识别标准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人口变化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识别收缩城市,但是对于划分收缩城市类型、揭示收缩城市内在耦合机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⑤ 实证结果表明“二步诊断法”是合理可行的,其可为中国城市收缩的识别、东北振兴政策的制定提供工具支撑与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