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能源安全时空格局演化过程

基于全球158个国家能源供给、传输、使用以及社会发展数据,从能源供给—传输安全、使用安全和社会发展环境三个维度,并借助主、客观赋权方法,构建了能源安全评价模型,对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时空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表现的政策启示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能源安全整体格局呈现出恶化特征,危险型与较危险型国家数量之和呈现增长的态势。(2)从世界能源安全空间格局演变过程来看,安全型和较安全型国家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安全型国家持续集中分布在西欧和北美经济发达地区,而较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在安全型国家的外围——欧洲中南部、南美洲和欧亚地区;一般安全型国家主要分布于亚洲、非洲和欧洲南部等地区,是影响世界能源安全格局恶化的关键类型区;较危险型和危险型国家集中分布在亚洲、非洲、欧亚地区和中美洲,整体呈现"东进南拓"的空间演化特征。(3)近20年来,世界能源安全格局的形成机制由"一维主导型驱动"转变为"双维复合型驱动",影响区域能源安全水平的主要因素日益多元化。(4)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能源安全形势一直处于世界一般水平,且呈现出能源使用安全指数持续降低的态势,能源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基于联合国投票的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研究

地缘政治问题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地理环境要素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或定性讨论地缘战略,很少从双边联系角度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准则理论,运用1971至2017年联合国投票数据和S分值等方法,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历史阶段、友好程度和集团归属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并针对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指出了中国当前的"朋友"和"敌人"。本文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非政治双边关系及其发展水平对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的影响,论证了地理距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地缘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学的量化分析有启发作用,也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参考。     

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世界地理学

世界地理作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特指研究中国以外区域或国家的地理学科，是中国特有的学科分类现象。中国地理学的这种内外有别的思想对世界地理发展危害甚大，至今都难以消弭。忽视世界地理研究，就会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虞。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繁荣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机制，打造一流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重大国际战略需求，来自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的百余人齐聚一堂，探讨中国世界地理学科发展之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地理学是国家发展的法宝，是立国之本。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加速重构，为中国地理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赋予地理学特别是世界地理学学科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为此，须充分发挥地理学科的优势和特长，紧跟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树立全球眼光，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把自然与人文结合起来，面向可持续发展，团结国内各相关单位，进行跨学科研究，提升世界地理学科为二级学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理学理论体系、逻辑框架和学科范式，提升中国地理学科，特别是世界地理学科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的能力。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地缘政治问题是人文地理学新兴的研究热点。但是，已有研究多基于地理环境要素分析国家的地缘环境或定性讨论地缘战略，很少从双边联系角度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现有研究的理论基础也比较薄弱。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准则理论，运用1971至2017年联合国投票数据和S分值等方法，从中国与其他国家间关系的历史阶段、友好程度和集团归属三个方面定量分析了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友好程度及其地理分布，并针对中美贸易战的背景指出了中国当前的“朋友”和“敌人”。本文进一步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非政治双边关系及其发展水平对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的影响，论证了地理距离、经济、技术等因素对地缘关系的影响。本文的分析结果对于加强政治地理学的量化分析有启发作用，也能够为中国更好地处理国际关系和制定地缘政治战略提供参考。     

国外观鲸旅游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观鲸旅游业在国外发展迅速,已成为尊重海洋动物权益、满足海洋旅游者“原真体验”需求的重要手段。本文对国外观鲸旅游的研究范畴和关注重点进行研究,力图为我国观鲸旅游业的健康发展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目前国际观鲸旅游业的观赏对象以鲸目动物和鲸鲨为主,侧重于对观鲸旅游活动开展对海洋生物习性、行为模式的影响研究,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侧重依观鲸旅游业开展的成熟与否而有所差别。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到人海关系地域系统——吴传均院士对中国海洋地理学的贡献

世界近代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海洋.中国既是陆地大国,又是海洋大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吴传钓院士是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他提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1]这一精辟的理论.同时他也是中国海洋地理学研究的实践者、倡导者和组织者.把人地关系的研究拓展到人海关系研究.提出了"地理学要面向海洋",多次提出:中国是个重要的海洋国家,地理工作不能限于"陆军",还要建立"陆军海战队",鼓励研究海洋.对吴传钓院士亲自参加海洋地理研究的实践、对年轻人的提携、把中国海洋地理学的研究推向国际等作了较详尽的介绍.     

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基于批判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积极构建其国家形象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回答的综合问题。研究援引批判地缘政治作为理论工具,以在津巴布韦的调查作为经验材料,探讨了津巴布韦不同主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动态地理想象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津巴布韦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地理想象不再受到以其国家宣传话语主导的基于殖民历史和独立战争的历史叙事所支配。相反,在其快车道土地改革运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及其与非洲日益紧密的联系,以及以“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全球地缘政治湍流不断等时代背景下,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产生了剧烈变化,不同主体之间（包括国家、政府、政党、协会、企业和个体等）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津巴布韦社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因此不再受到历史叙事的单方面影响,也受到流动的中国企业、移民及其在地实践,以及津巴布韦内外部社会关系变化与这种实践之间的互动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国家形象进行了不断解构和重构。研究拓展了批判地缘政治理论对话语的理解,强化了该理论与现实问题产生互动的潜力。从应用价值来看,研究讨论了它塑路径对中国国家形象营建的逻辑,对于全球转型背景下如何打造中国国家形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学者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以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世界城市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间关系研究,经由基础设施、企业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多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影响的积极回应。最后,本文从城际关系秩序、空间组织逻辑、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空间尺度和城市经济类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等5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世界资源地理研究:中国资源地理学的现状、缺失与机遇

经济全球化与资源全球化的关系密不可分。近年来,中国的迅猛崛起受益于全球化大浪潮。同时,中国发展急需世界资源供应,但对其研究方面还极其薄弱,因此,加强对世界资源地理的探讨和研究具有战略性和紧迫性。当前中国的研究成果尚无法支撑对世界资源的需求,主要研究方向仍集中在国内;对于贸易最为紧密的欧亚大陆及延至非洲的研究,仍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落后于全球化发展的步伐与战略需求;对融入全球化投资国家的资源地理问题的深入研究成果仍不足。结合"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中国应大力鼓励世界资源地理的国际研究合作,加强顶层设计,形成国际化的科研团队,建立一支具有前瞻性、全覆盖的专家队伍,逐步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世界资源地理数据库,从而突出战略引导,以纲带目,全面提升世界资源研究能力。     

中东水问题成因、合作与冲突

中东战略位置重要、石油资源丰富但水资源短缺,常常被人们形容为“干旱的宝地”。水问题不仅严重制约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同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边界纠纷、领土争端和教派分歧等紧紧纠缠在一起,形成一枚随时被引爆的炸弹,时刻威胁着该地区的政治稳定,不断影响着该地区的外交和国际关系,使一触即发的中东局势火上加油。因此,西方国家、尤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将中东水问题作为重大军事战略问题来研究。本文初步分析了中东水问题的成因、简要介绍了几种解决措施,并基本澄清了有关问题。     

地缘政治视角中国陆、海疆问题与中国安全威胁

边疆安全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组成,囿于历史累积和发展中新生矛盾,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重塑中国边疆地缘安全.中国陆疆问题已由早期的勘界、民族与经济落后问题演进为民族自治、经济发展与跨国极端宗教势力渗透,这在西北边疆尤为突出;中国海疆问题始终被勘界、海洋资源利用与权益治辖以及个别强国（或其依附国）海军侵扰所困,这在东海与南海日益显著.日益趋向复杂化的中国陆疆与海疆问题,既使中国边疆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日益脆弱,又离散边疆居民中华文化认同度,甚至使个别边疆问题转换内地稳定问题.研究认为边疆问题主要通过事件自身性质及其在互联网与新媒体传播的瞬时蝴蝶效应、周边邻国政局动荡/大国侵扰的边界效应和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的不信任效应等方式作用于国家安全,侵蚀中国发展的经济、社会、政治成效与国际形象等.     

中国三大都会经济区的演变及其发展战略

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主要入海河流的三角洲上的城市,乃近代发展最迅速的城市。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更为这些城市注入了新的动力。围绕着北京、上海和香港等核心城市,近年来已形成三个不同程度的外向型都会经济区。过往20年来,它们在外贸、外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速度方面均领先全国。因此对这些都会经济区的功能特点和形成机制进行研究,是我国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前提。同时都会经济区亦是我国城市化二元体中有关大城市群或都市连绵带式的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南海问题的大周边地缘环境

南海的西沙、南沙等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今海洋国土存在重大争议,南海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复杂、最紧张的水域之一,南海周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缘环境也越来越为复杂。本文以南海问题为切入点,基于南海地理区位中的要素联系对南海周边国家的地缘环境进行探讨。结果得出:南海问题是涉及多元利益和跨国机构关联的复杂问题,南海周边是一个包含域内争端国家、域外干涉国家和具有复杂组织机构关联的"大"周边,南海周边地缘环境是超出地理毗邻的"大"地缘环境,中国南海的维权维稳势必要在域内双边地缘环境、域外多边地缘环境、国际多元多边地缘环境等构成的大周边地缘环境下做出战略决策。     

当代边界与领土争端升级激化的原因分析

边界与领土争端是引发国际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边界与领土争端处理不当,会成为武装冲突与战争的导火线。边界与领土争端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由此引发的冲突构成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内容之一。边界与领土问题虽然普遍存在。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激化状态,而导致边界与领土争端升级的原因有时并不单单是边界与领土问题本身。领土争端往往与政治争端同时演变和作用才会导致为冲突。当两国因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关系恶化时,边界与领土问题就成了体现双方交恶程度的温度计．成为向对方表达不满与敌对情绪的途径,施加压力的手段和斗争的工具。边界与领土争端。极易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人民之间产生敌对情绪。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与边界争端是当代国际关系面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国际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收录的1982－2020年7 260篇期刊论文及其参考文献,借助CiteSpace绘制国际经济地理学的知识图谱,梳理该领域的知识基础、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结果发现：1）知识基础的演进轨迹遵循了新区域主义——制度、社会、文化、演化转向的时序变化,21世纪以来,关系、演化经济地理学下的经典文献成为主要的知识来源。2）研究热点突出,创新和增长始终是研究核心,近年来韧性、全球生产网络、金融地理、全球城市、不平等、企业家精神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3）研究前沿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实践。4）研究空间呈现英美主导的两级格局,大部分国家仍处于边缘地带。5）国际经济地理学呈现明显的数字转向、可持续转型趋势,新冠疫情对学科走向也有一定影响。借鉴国际研究经验,中国经济地理学应加强理论创新并提出具有中国实践特色的理论体系,同时推动多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加强从社会学视角解读社会经济活动的地理学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英文）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 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 In recent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 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 Our investigation, observation, 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 Thus, 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namely, 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 concession-based projects, and FDI; finally, 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 and "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 into four types: transformative, supportive, 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 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     

Theorizing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mode from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In recent years,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Our investigation,observation,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Thus,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namely,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concession-based projects,and FDI;finally,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and"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into four types:transformative,supportive,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