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基于场域理论的后单位社区空间生产研究——以徐矿社区为例

后单位时代社区公共性的式微是经济制度转型的社会特征,探究后单位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社区治理具有参考意义。文章桥接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结构和布迪厄的4种资本类型,建立基于场域理论实践观上的空间生产研究框架。并以徐矿社区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分析从“一元连续型网络结构”到“多元离散型团体结构”的多维空间生产过程。结果表明：1）单位到后单位社区转型的空间生产差异机制一方面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的制度变化所形塑,另一方面受现代性的自由流动和管制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影响。2）后单位社区行动者在居民构成和权力关系的重组中调适惯习,在争夺社区资本的过程中,伴随制度空间的重构、物质空间的改造、社会空间的异化和主体意识的觉醒。3）以居委会为代言的政府话语在空间实践中采取规训策略构建理想的社区空间,与潜在的居民抵抗形成彼此连接但不融通的整体关系。4）后单位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老旧小区改造的地方政策响应、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博弈与倾斜、单位路径依赖累积与动能缺失、以及现代性流动下的熟人社会松动4种动力驱使。制定以居民为核心的治理目标与对策,促进社区权力的共同享有是未来可持续社区治理的重要导向。     

快速城市化下 "转型社区"空间改造的障碍——广州、深圳案例

城中村在土地利用、建设景观、规划管理、社区文化等方面均表现出强烈的城乡差异及矛盾。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采取了"转制"的措施来消除"城中村"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兼具城市与乡村社区特征的"转型社区",——人口由农民转为市民、土地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经济由集体经济转为股份公司、管理由村委会转居委会——其空间改造也提上日程。从"转型社区"的土地利用问题出发,介绍目前常用的"转型社区"改造模式,并分别从"转型社区"内土地产权和使用主体分析转制后依然存在甚至加剧的改造障碍。研究认为,土地的伪国有化定义下的不完全产权、土地非法与合法混杂导致的用地破碎化和现有利益格局下各土地利用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失衡导致"转型社区"内公共设施缺乏、土地价值过低且被过度利用的状态难以改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转型社区"改造的建议。     

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的社区居民满意度研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自组织巨系统,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和功能。社区是组建社会的微观单位,是城市的细胞,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社区成为城市空间重要构件和城市内部社会空间结构研究的基本单位,当前社区居民满意度研究是社会学者和城市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居民满意度成为评价社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标准之一。基于城市地理学视角,采用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建立满意度评价模型,以乌鲁木齐市6种类型7个案例社区中的743户居民为调查对象,对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进行实证研究,深入探讨了社区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影响居民满意度的内在因素中社区类型差别是关键,社区周边环境对居民做出判断具有决策效应,社区居民个体差异,包括年龄结构差异、文化水平差异、收入状况差异对居民满意度评价具有重要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调查对象所反馈的信息进行一种客观描述和重现,期望对后续学者进行社区其他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居民满意度研究有利于提高居民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度,为城市社区的建设、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指引。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社区人居环境特征研究——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存在着城市化程度由低到高的农村社区、城乡过渡型社区以及居住小区等城市型社区,社区人居环境多样化、多变化。在城市化影响下,这些社区人居环境呈现一定的特征。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通过选取典型社区,分析其景观格局特征,构建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化过程中半城市化地区不同类型社区的人居环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农村到城乡过渡型社区,建筑面积比例显著增加,道路面积比例变化不大,而林地和草地面积比例逐渐减少,景观格局逐渐变为景观类型较单一、以现代建筑为优势景观的状态,景观趋于破碎化,形状略趋复杂,城市居住小区各类景观面积比例则相对合理,但景观高度破碎化、形状较规则。②城市化过程中各类型社区人居环境质量均逐渐变好,城乡过渡型社区和农村尤为明显,城市居住小区质量明显高于过渡型社区与农村,且除城中村之外,从农村到城市居住小区社区城市化程度与人居环境质量呈正相关关系。③城市化总体上促进了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提高,但对社区人居环境各方面的作用具有不同的规律,对于环境质量、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之解构及其质量重构

以人本主义地理学的行为研究方法为指导,从提高城市社区居民生活空间质量的角度入手,运用城市社会地理学城市社会生活空间质量观的理念解构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的架构要素及其社区生活空间的人本缺失问题。指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体系结构的基本涵义、特征与构成要素。从空间体系角度分析,城市社区生活空间构成要素为城市资源、社区(空间-区位-社会)类型、社区资源;从社区社会空间体系角度来讲,社会公平、空间公正、文化平等、价值尊重为其构成因素。衡量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的效益为其生活空间质量,因此,解决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失衡的重点在于提高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水平及结构效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社区生活空间质量重构机制及路径。     

大都市郊区化中的社区碎化与治理

本文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角度,首次运用城市空间公正的“社会论”观点,通过分析中外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内涵和机制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空间分异,揭示了中国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大城市郊区社区碎化的现状和原因,并提出对应空间治理措施。     

社区主客观特征对社区满意度的影响机理——以上海市郊区为例

在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城市研究与规划越来越关注城市生活空间的构建与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社区满意度研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在郊区快速发展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论文基于对上海市郊区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的一手数据,在Campbell模型的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从客观和主观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聚焦社区客观建成环境、社区主观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居民的社区感知情况对社区满意度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健康、便利、安全和美观情况的感知对社区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的正影响;社区的密度、可达性、设施等客观建成环境通过影响社区感知特征而间接地影响社区满意度;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对社区感知特征和社区满意度的影响甚微,影响郊区居民社区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是社区特征。     

地方理论应用社区研究的思考——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例

地方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空间,地方理论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社区是一个地方,社区意识与社区感等概念有着与地方理论概念相似性特征.本研究试图从以人文主义现象学为哲学基础的地方理论研究取向出发,探讨地方理论的基本内容,并以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典型案例区,来探讨和分析其在社区应用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这对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封闭社区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空间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西方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封闭社区以其空间私有化、社会分异与隔离的特征成为一种特殊的全球现象。封闭社区对城市社会、政策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的基础上,探讨封闭社区的性质、类型和形成的影响因素,并重点讨论封闭社区对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变的影响。封闭社区具有物理空间封闭性、社会空间隔离性和文化空间契约性,是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制度环境与历史文化变迁和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空间效应上,封闭社区影响着城市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塑造和演变,进而深刻影响城市空间演化与城市发展。最后,从城市政府和城市规划的角度讨论封闭社区的治理建议。     

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智慧化路径

智慧城市和人本城市建设的浪潮已经触及到了城市的细胞——社区,智慧社区建设已成为未来10多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在社区网格化管理逐步成熟以及城市社区管理逐步信息化的新背景下,本文从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出发,提出中国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智慧化路径:智慧社区建设应以社区动态规划为引导、以社区网格化管理为依托,通过多网格融合和技术标准建立与互融,实现社区服务精细化。特别强调社区规划应突破社区物理空间,并对社区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实现行为空间和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再社区化;进而实现社区网格的科学划分和动态管理,并基于居民时空间行为的模式挖掘和需求分析,提供社区居民行为引导策略。     

基于轨迹数据的多层网络动态社区提取与时空变化分析

相比于其余部分空间实体，动态社区本质上是彼此之间通过群体移动紧密连接的一系列地理实体的集合，具有生命周期特征。然而目前对于动态社区的时空变化分析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方法。对此，本文首先基于群体出行，对时空交互复杂系统进行网络建模；第二，提取网络中的动态社区，其本质上是由于城市功能活动场所和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匀、群体出行行为的规律性和多样性导致的动态人地交互而产生的动态城市空间组织；第三，融合景观生态学理论，构建动态社区时空变化模型，分析社区时空变化聚类模式，形成社区提取—动态变化—聚类分析方法框架；最后，以武汉市三环内区域为例应用该方法框架。结果表明：(1)基于群体出行活动提取的社区与武汉市现有行政区划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其更能反映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动态空间组织；(2)社区表现出明显的“形成—扩张—稳定—收缩—消亡”的生命周期规律；(3)不同社区时空变化规律具有差异性，通过聚类，其可以被分为短时社区、中时社区与长时社区，且每类社区具有稳定、鞍形、波动等一种或多种形态模式特征，对于城市动态规划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突破了传统静态社区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助于推动网络动态特征的探索，加深对动态人地交...     

企业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变化及作用机理——以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

地方认同是衡量人地情感、理解人与地方认知关系的重要概念,能够反映人地互动的复杂动态关系。企业社区作为重要的城市居住空间,理解居民地方认同对于科学开展城市社区更新、街区振兴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安市西北第一印染厂社区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社会环境变迁和社区重构影响下,居民个人身份与地方认同的变化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企业社区居民个人身份认同是从单位人向社会人,以及未来作为留守老年群体的转变。2）延续传承的集体记忆维系居民积极式认同,社会交往生疏化和社区管理社会化加剧地方认同弱化,破败的建筑环境和落后的配套设施带来消极式认同。3）居民在生活、成长的企业社区环境和社会互动中构建了自身及对地方的认同,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与内部居民个体特征而变化。外部社会环境的国企改革、住房改革使企业转轨、社区社会空间转变,加以居住时间差异、个体特征、心理因素与个人经历变化等内部因素,共同塑造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其变化过程。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面向社区生活圈构建的郊区居民社区依赖性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在郊区化和社区生活圈构建的背景下,提高郊区居民日常生活对社区空间的依赖性对于缓解城市发展压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有重要意义。论文将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2个维度相结合,构建研究框架,将居民的社区依赖性划分为社区依赖、社区依靠、社区认同和社区排斥4种类型。以上海市为案例地区开展实证研究,基于2017年郊区居民行为调查的一手数据,分析居民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基本特征及其群体间差异,并利用多项Logistics回归模型,研究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依赖性的影响。对不同群体和不同社区特征下社区依赖性的模式进行总结,以期为郊区社区生活圈规划提供研究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群体的社区依赖性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小汽车拥有情况对于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的作用方向相反;社区设施密度主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功能性依赖;社区绿地率对功能性依赖和情感性依赖都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居民对社区的主观评价主要影响情感性依赖。社区生活圈的规划应改善社区环境质量,合理配置绿地、开敞空间和休闲设施,提高社区商业设施等级和质量,同时也要注重加强社会环境的建设。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基于GIS的城市社区暴雨内涝灾害风险评估

以2008年9月20日上海市浦东、南汇等地区发生的暴雨内涝灾害为例,选取受灾最为严重的川沙镇临园社区作为研究区,从致灾因子评估、脆弱性评估和暴露分析3方面建立了城市社区暴雨内涝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结合遥感影像、实地调查以及各种基础资料数据与GIS技术,对社区暴雨内涝灾害进行情景分析和灾害风险评估,以年均暴雨内涝损失表示研究区的暴雨内涝风险,该研究为城市社区灾害风险规划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

社区生活圈从居民日常活动及行为视角考察城市社区,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相关学科的研究前沿,也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伴随着流动性和信息化的不断深入,社区生活圈的主体日益多元化、社区活动和居民时空行为日益多样化、社区空间的功能与意义日益丰富化,亟需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创新与实践引导。时间地理学是理解人与环境关系的社会—技术—生态综合方法,为早期基于时空行为与生活空间的社区生活圈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新时间地理学重视家庭及其他组织企划的交互与时空组合,可为社区生活圈内个体—家庭—社区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研究、时空行为的社会文化制约与多情境分析及模拟提供重要支撑。论文基于新时间地理学方法,从理论、方法和实证3个维度提出社区生活圈的新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具体包括构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理论,揭示社区生活圈的时空间结构;创新社区生活圈的时空行为分析和模拟方法;从社区生活圈时空行为优化、社区交往生活圈、社区安全生活圈等方面创新中国城市规划与管理等研究内容。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