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仡佬族精英的民族身份认同及其建构

少数民族精英的态度、情感和行为对维系族群文化传承等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仡佬族精英的体验式观察、深度访谈和结构式访谈,精英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和角色差异:居住在民族乡和各散居点的精英比自治县精英的民族情感要强烈、文化特征要明显,其民族身份认同具有"根基性"特点,而自治县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同则具有明显的"工具性".所不同的是,政治精英和部分文化精英有更明确的民族文化复兴行为.这一原因是以仡佬族地理空间格局变迁为前提,导致仡佬族的族群身份建构、历史记忆和族际关系等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因素进一步建构了精英的民族认同.     

务川龙潭仡佬族民族身份的地方性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城郊居民地方认同的重构与机制研究——以广州番禺小龙村为例

快速城市化带来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及城市土地、空间和边界的改变,也重构了传统的地方与地方认同。以广州市番禺小龙村为例,分析城市扩张和地方重构下影响地方认同的因素、机制与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扩张过程中,居民户籍身份上的改变最为突出,农民对于其市民身份及新的行政地方的认同度不高,最终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身份与区域的隔离;② 认同是多维度影响、深层次和动态变化的过程,地方认同需要从身份和地方双重维度进行分析,居民多元的自我身份感知与对地方的认知及其切实的个体需求共同影响其最终的身份归属和地方认同。因此,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了解、重视区划调整变化后城郊居民的生产生活,同时注重社会基础福利的提升,以促进居民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促进城乡融合。     

散居族群婚姻圈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贵州坡帽仡佬族案例

婚姻圈作为民族社会建构的重要机制,以及族群认同的表现形式和民族文化传承载体,对其现况及未来的研究关乎散居族群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大计。采用口述史、深度访谈法及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发现:贵州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经历了族内异地通婚——族内本地通婚与近邻异族通婚——族内本地、近邻异族与异地异族通婚并存等几个阶段的演化。在传统农业社会,散居族群经历了居住、社会和教育多重隔离,通婚受族群性影响,以异地族内通婚为主;而在长期散杂居过程中,族际之间的长期接触融合,其婚姻圈又产生空间近邻性效应,异族通婚开始出现;中国社会转型期及经济一体化使散居族群的婚姻场域发生急剧变化,由此导致远距离通婚,族群性与空间近邻性效应开始减弱。坡帽仡佬族的婚姻圈演化反映了散居族群与主体社会关系的建构过程,但散居族群尚无独立发展的力量。当随着族群内部原有稳定性的打破,族群语言、文化习俗如何保留,族群认同如何维系等都将面临很大的挑战。通过婚姻圈变化之研究视角,关注全球化影响下少数族群文化的保护和发扬问题,是文化扩散和文化整合研究领域新的尝试。     

工业用地转型下地理想象与地方意义构建 ——广州广钢新城案例

在城市化进程中工业用地转型背景下，选择广钢新城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地理想象的视角，探讨周边村民、旧广钢职工以及新进入者等主体对广钢新城地方意义和文化内涵进行解构和重构的过程，并进一步解析地方建构与身份认同的联系。研究发现：1）由于主观性和空间实践体验的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对于广钢的地方意义有着截然不同的想象；2）周边村民、广钢旧厂职工集体记忆的嬗变，反映了空间形态、社会结构变化与在地群体的想象构建以及身份认同的耦合关系；3）新进入者的地方身份认同建立在排除在地群体的地方文化想象之上，二者对于广钢新城的地方意义和身份认同是断裂的，2个社会群体对于地方意义的感知与认同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4）在社会话语构建的文化冲击以及权力和资本的支配下，外界群体逐渐产生对广钢新城地方文化意义的多元想象。广钢片区的大规模空间重塑以及由此衍生的地方意义重构说明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地方建构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乡村建筑营造:认同的建构

乡村建筑典型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与乡村的身份和地方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在建筑营造的过程中,往往交织着以精英为代表的权力意志、先锋理念与以草根为代表的自发、匿名行为。深受地域主义、现代-后现代主义、批判地域主义影响的建筑领域,对乡村认同的建构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梳理和实证这一脉络,对乡村文化地理有着积极的研究意义。研究认为,地域主义盛行时期,乡村建筑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但政治与主流文化的建构仍存在,建筑营造回应为民族性的认同;现代-后现代主义混杂影响时期,村民与城市进入乡村的居民,以追求现代性和个性拼贴的方式建构碎片化的认同;批判地域主义时期,建筑师与村民则以精英设计、公众参与的方式,在建筑营造和协商中重构彼此认可的乡村新认同。     

空间认同: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中的知识前沿、趋势与启发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促使人们不断解构、调整和重构对城市空间的认同,这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容忽视的新问题。以Web of Science（WoS）为数据源,对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进行了分析和知识再现。研究发现：① 城市空间认同是人们对城市发展中社会经济认同、文化认同、集体认同、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的集合。作为重要的国民意识,城市空间认同主题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对该领域研究的本质上是对城市空间实践中人文主义空间诉求的知识表征;② 在2008~2017年的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中,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国际合作研究网络主要在美洲-欧洲、欧洲-澳洲,以及澳洲-欧美之间;国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高被引文献注重对“空间多中心性”“地方与连续性”“城市社区”“城市公民身份”“空间绅士化”“地方主义”等方面的讨论。③ 未来研究更加倾向在“认同”“空间”“城市”“地理”“政治”“地方”,以及“社区”等新主题方面。相比较而言,国内对城市空间认同的研究较为欠缺,随着中国城市空间实践不断推向纵深阶段,需要强化城市空间认同研究的“理论自觉”。     

中越边境乡村民居景观的符号象征与认同建构——广西龙州县边境乡村案例

以广西龙州县边境乡村的法式民居景观为例,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法式民居景观兴盛的缘由,并探讨其象征意义及认同建构。研究发现,法式民居景观作为承载文化意义的符号,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又因其宫殿式形态,成为当地人幻想更大权欲以获得自我满足的源泉。此外,法式民居景观强化了当地村民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建构,并唤起了他们对历史的缅怀、对家的归属感和对地方的认同感。研究既是对新文化地理学关于景观研究向社会文化意义转向的例证,也是对新文化地理学中关于地方、景观与认同关系研究的回应。     

空间的力量: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

广场不仅是健身与娱乐空间,更是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涵义的社会空间。从空间生产与地方认同的视角入手,基于3个广州广场舞社区的案例研究,揭示广场舞对不同群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不同社会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对本地人而言,广场舞具有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与关系的功能,广场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作用;对外地移民而言,广场舞有助于重建因迁移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网络,广场具有类似乡村社区的功能;② 类单位社区和类乡村社区的构建,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③ 广场舞群体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的强化,进一步为自治性社区能力建设提供了可能性。     

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

随着跨学科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开始从更加微观的日常生活视角关注“地方”文化保护问题,产生日常生活地理学这一研究方向。通过关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精英个体的日常实践,尝试探讨在国家治理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互动交织中,微观尺度的精英个体通过怎样的日常实践来塑造和凸显其在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中的主体性。研究发现：首先,地方文化保护与传承实践中,地方精英获得“文化身份”多体现为对接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体系或者下沉到地方民众日常生活实践,从而获得底层民众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同”的两种主要纵向路径,或者通过横向联系结合市场,通过商业实践建构地方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其次,由于文化精英具有一定的群体代表性,精英个体间的差异性是形成地方文化多样性实践的重要原因;文化精英个体通过凝结各种要素,融合了地方性、文化性、空间性和主体性,在执行构建文化自信的各项策略中,应给与高度关注。     

Community, difference and identity: the case of the Irish in Sheffield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in racial and ethnic studies on the processe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within minority ethnic populations. This article seeks to build on this work by analysing emerging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s in an ‘invisible’ minority ethnic group. Based upon focus group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Irish people in Sheffield, the article aims to advance three key arguments. First,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s central to an Irish collective identity, but is negotiated in a multiplicity of ways. Second, Irish collective identity has been shaped not only by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but by shared experiences of non-recognition and stereotyping. Third, there is a simultaneous assertion of an Irish identity running parallel with a perception that the ‘traditional’ Irish community may have to re-invent itself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demographics at the local level. The paper concludes by conside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arguments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Irish ethnicity in multicultural Britain.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城市空间变迁背景下的地方感知与身份认同研究——以广州小洲村为例

身份认同是文化和社会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指个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逐步确定自己在这一社会文化秩序中的个体角色,从而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而地方认同则是对某个地方作为社会角色自我感知的一部分的认知,通过地方的意义来形成对个人或社会群体文化与身份的认同。以地方与身份认同作为主要的研究维度,将广州独特的“艺术村...     

中国文化遗产民族结构演进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获取1989—2019年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级博物馆的基础数据,从整体上探究国家级文化遗产所表现的多元一体格局及其演进,研究表明：① 中国民族文化交融化趋势明显,民族交融文化遗产份额持续上升;② 中国民族文化平等化趋势明显,国家级文化遗产已涵盖全部民族,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份额波动上升;③ 中国民族文化原真化趋势明显,各民族文化遗产的分布特征表明在各民族聚居区文化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得到充分体现;④ 中国文化遗产所呈现的多元一体民族结构,受到人口、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表现出十分稳定的基础性作用,经济表现出持续弱化的支持性作用,政策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动力性作用。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Malaysia's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 Preferences in Creating a Malaysian Garden Identity

Malaysia has a complex multiracial population, predominantly defined by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Malay, Chinese and Indian races, with diverse cultural backgrounds. Despite this, the country has a vision to be the most beautiful garden nation, and its National Landscape Policy (NLP) puts emphasis on creating a unique landscape and garden identity. Because of ethnic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preferences for developing a garden identity for Malaysia. Hence,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visual quality of gardens. Representative images of four well-established garden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Persian-Islamic, English, Japanese and Chinese gardens were presented to the study's respondents through preference photo surveys. Respondents from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Malaysia were asked to rate their preferred garden types, elements and scenes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in Malaysian gardens. The results pinpointed expectations of the visual quality of gardens. These highlighted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ethnic groups in their preferences for the scenes and elements that they sought in gardens. Diverse factors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creating Malaysian gardens that will be accepted by Malaysian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Garden development reveals preferences attached to visual qualities and emphasis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garden us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