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类多倍体诱导的研究进展

<正>蟹类是水产养殖的重要种类之一,在中国水产养殖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2011年中国淡水养殖及海水养殖蟹的养殖总产量已达到88.1万t[1],蟹类养殖业在提高劳动就业,增加农民经济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种质改良的重要途径之一,多倍体诱导已在多种鱼、贝类中成功开展,某些种类已经达到商业化生产规模,例如,美国的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日本的牙鲆(Paralichthys     

中国牡蛎的比较解剖学及系统分类和演化的研究

牡蛎是世界性广布类群,也是世界各国都极为重视的海水养殖对象,具有很重要的经济意义。但牡蛎的种类等许多与养殖、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的问题在国内外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限制了一些相关学科的发展。在我国;由于社蛎种类比较混乱,甚至盲目引进了我国已有分布并开展养殖的种类,因此,尽快解决双壳类分类的难题之一——牡蛎的分类及系统演化等问题势在必行。 牡蛎的分类硏究开始较早,但直到林奈(Linnaeus,1758)时代才正式提出牡蛎属(Ostrea)的命名。以后许多学者如 Lamarck(1819), Sowerby(1870-1871),Lamy(1929)和Thomson(1954)等分别对牡蛎进行了较系统的分类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阶元。到70年代初,世界上记载的现存牡蛎已达100多种,然而牡蛎栖息的环境复杂,贝壳的形态变化极大,多数种类单纯依靠贝売的形态特征是很难区分的。根据推测(Harry,1985),这100多种牡蛎中大约有近2/3是同物异名。Stenzel(1971)总结了古贝类和现生贝类的分类成果,并结合原壳等特征将牡蛎亚目分为2个科、5个亚科(其中3个现生亚科)。后来 Torigoe(1981)又根据牡蛎繁殖方式的不同修正了Stenzel的分类系统,提出了一个新的亚科——巨蛎亚科,并比较系统地报道了日本的22种现生牡蛎。Harry(1985)将现生牡蛎分为2个科、4个亚科、24属,共计36种,并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特征。以上两位学者都注意到了牡蛎的内部结构特征在分类上,特别是在亚科阶元上的应用。但在种类鉴定中, Torigoe仍然过于强调贝壳的形态差异,因而导致了许多同物异名,而Harry则特别注重环境的影响,仅仅根据壳形差异的连续性又将一些种类不恰当地合为一种,如主要分布于印度一西太平洋区的小蛎属牡蛎,以往的记载大约有7种, Harry(1985)将其全部并为一种,而 Torigoe(1981)仅在日本海域就记述了5种。60年代初就有一些学者开始借助其他手段来解决牡蛎分类中的疑难问题。Ranson(1960)研究了34种牡蛎原壳的形态,为 Stenzel(1971)对古代和现代牡蛎的系统分类奠定了基础,但在他的报告中很难看出种间差别。目前,国内外牡蛎染色体组型研究的文章有近30篇,报道了21种牡蛎(当然有些是同物异名)的染色体组型,除复瓦牡蛎(Parahyotissa imbricata)外,其余20种的染色体都为10对中着丝点或近中着丝点染色体,组型差异甚微,很难作为分类依据。 Buroke et al,(1979a,b)和Torigoe (1978,1975)等利用蛋白质及同工酶电泳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牡蛎属间的遗传差异,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涉及的种类有限,种内的遗传差异程度还了解甚微,因此,很难阐明种间的相互关系。到目前为止,在许多外形相似牡蛎的分类研究方面还没有找到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 有关牡蛎解剖学的报道主要发表在30-60年代, Awati & Rai(1931), Leenhardt(1926)和Galtsoff(1964)分别对僧帽牡蛎( Saccostrea cucullata)、欧洲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和美洲牡蛎(Crassostrea virginica)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解剖学研究;Nelson(1938)和Yonge(1926)对欧洲牡蛎、美洲牡蛎和食用牡蛎(Ostrea edulis)的消化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组织学、解剖学研究。由于当时贝类生理学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多地进行组织学的研究,而很少注意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另外,这些研究涉及的种类有限,在许多方面已不能代表牡蛎亚目的全貌。 到目前为止,还未见任何现生牡蛎系统演化方面的报道,对化石种类虽有一些研究、讨论,但尚无一致的结论。 50年代前,我国一些学者(张玺,1937;叶希珠等,1954)只是记述了牡蛎的个别种类,直到1956年张玺、楼子康才对牡蛎的分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研究已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发展的需要。李孝绪(1989)研究了中国常见牡蛎外套腔的形态,证实广东养殖的“红肉”、“白肉”牡蛎应属于两个不同的种,但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名问题。 Morris(1985)仅仅根据壳形记述了香港地区的6种牡蛎。 本文根据大量的资料,对我国的牡蛎(原20种)做了详细的解剖学研究,将其修正为15个种(含一新属、新种),并在强蛎亚科中发现了第三个心耳和第三条回心静脉。文章还讨论了一些主要系统的演化过程,初步论证了现生牡蛎属间的演化关系,提出了一些新的分类依据,同时发现了一个具有重要演化意义的单行属种——爪蛎属,猫爪牡蛎。通过对外套腔的形态比较,作者将中国的牡蛎分为3种类型6个组,在原有两种类型的研究基础上(李孝绪,1989),又增加了一个新类型。 根据 Harry(1985)的分类系统和作者的修正,中国的现生牡蛎应分别隶属于2科4亚科.10属,共计15个种。     

褶牡蛎垦区垂下式养殖的探讨

褶牡蛎(Ostrea plicatula Gmelin)是我省四大养殖贝类之一,它具有资源丰富、适应性强、分布广、养殖周期短等特点,其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并有药用价值,是出口的水产品之一。 褶牡蛎的养殖有悠久的历史,但历年来只停留在潮间带养殖。由于潮间带生长的牡蛎摄食时间短,敌害多,所以产量低、个体小,每亩(1000块条石)年产蛎肉250公斤左右,并且养殖业的发展也受海区条件的限制。为了提高牡蛎的产量及垦区的利用率,1979年开始在莆田县忠门乌垞大队综合场进行褶牡蛎垦区垂下     

长牡蛎和紫贻贝对浒苔微观繁殖体生物控制的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绿潮灾害频发,滤食性贝类对浒苔的生物防控是潜在的防控策略之一。本研究基于实验室内可控实验,探究了长牡蛎(Crassostreagigas)和紫贻贝(Mytilusedulis)对浒苔微观繁殖体的滤食作用,并在江苏如东紫菜养殖区进行了长牡蛎和紫贻贝离底式平挂养殖试验。室内滤除实验结果表明,牡蛎和贻贝均可有效截留浒苔微观繁殖体,平均截留速率分别为6892和1589ind/(ind·h),部分被截留的颗粒失去萌发活性,有效滤除速率为3980和574ind/(ind·h)。现场养殖实验结果表明,长牡蛎和紫贻贝可在紫菜养殖区生长存活,每天约能滤除水体中63.7万个浒苔微观繁殖体。研究证实了两种贝类对微观繁殖体的有效滤除能力及江苏浅滩进行牡蛎和贻贝养殖的可行性。养殖方式的进一步的优化改进,以及研究江苏浅滩其他滩涂贝类对浒苔的防控潜力,还需进一步深入开展。     

厦门海域养殖僧帽牡蛎质量的监测研究

根据2005年厦门海域养殖僧帽牡蛎(Saccostreacucullata)的监测数据,分析了该种贝类的质量情况。研究表明,厦门市养殖僧帽牡蛎主要污染物为滴滴涕(平均污染物指数4.09)、镉(平均污染物指数2.92)和铅(平均污染物指数2.32),受石油烃(平均污染物指数1.00)的轻度污染,未受到汞、砷、多氯联苯、粪大肠菌群和麻痹性贝毒的污染。海区所有监测站位的僧帽牡蛎均已受不同程度的污染。本文对监测点按各站点僧帽牡蛎的质量进行R聚类分析,以期为养殖僧帽牡蛎质量的监控和管理提供依据。     

大鹏澳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种群结构的影响研究

于2013年8、10月及2014年2、5月对大鹏澳牡蛎养殖区及其邻近海域进行了采样调查。利用设置的3个站位(牡蛎养殖区S1、养殖区外S2、靠近湾口S3)的数据研究了牡蛎养殖对海区浮游植物种群结构和丰度的影响。本次考察共鉴定出大鹏澳浮游植物58属144种,丰度为6.15×103—5.94×106cells/L。其中,硅藻36属100种,占种类总数的69.4%,丰度在4.5×103—5.93×106cells/L之间;甲藻15属34种,占总种类的23.6%,丰度范围为1.5×102—4.53×104 cells/L;蓝藻、绿藻、隐藻等共7属10种。在牡蛎养殖期(8月至2月),养殖区内养殖水层浮游植物总丰度低于非养殖区,硅藻丰度占浮游植物总丰度的90%以上,硅藻丰度与总浮游植物细胞丰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一致;与硅藻空间分布特点不同,养殖区内甲藻丰度显著低于非养殖区。牡蛎收获后的5月,养殖区内的甲藻丰度高于非养殖区。牡蛎养殖区站位S1浮游植物多样性指数平均值为1.35,明显低于非养殖区S2(2.68)和S3(2.69)。与此相似,养殖区内站位S1均匀度J(0.27)明显低于非养殖区站位S2(0.49)和S3(0.51)。本研究表明,大鹏澳牡蛎养殖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造成了一定影响,能够显著降低浮游植物丰度、种类多样性和均匀度。     

福建沿海巨蛎属(Crassostrea)牡蛎的种类及其分布

福建省位于我国东南沿海, 海岸线曲折, 港湾众多, 有多条河流入海, 适宜牡蛎栖息繁衍, 是我国牡蛎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迄今关于福建沿海牡蛎种类组成及分布情况的研究报道尚少, 鉴于近20余年福建主要海湾经历了高强度的牡蛎养殖, 有必要了解福建沿海牡蛎自然群体的物种组成和数量占比等自然种质资源状况。基于现场调查取样, 结合采用多重种特异性PCR、ITS2杂交种鉴定和CO I测序共同鉴定福建沿海巨蛎属(Crassostrea)牡蛎种类及其分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 从福建沿海由北至南牡蛎野生种苗海区的19个采样点共960个样品中发现3种巨蛎属牡蛎, 分别是福建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熊本牡蛎(C. sikamea)和香港牡蛎(C. hongkongensis), 并未发现以往报道的近江牡蛎(C. ariakensis)。其中福建牡蛎(607个)占63.23%、熊本牡蛎(343个)占35.73%、香港牡蛎(10个)占1.04%。除个别采样点外, 福建牡蛎和熊本牡蛎在各采样海区均有分布。香港牡蛎仅在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新发现群体)有少量分布。研究结果揭示的福建沿海地区巨蛎属的物种种类及其分布为后续开展牡蛎遗传多样性分析和遗传分化等种群遗传研究提供了关键基础资料, 为牡蛎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打下重要基础。     

中国牡蛎产业的嬗变——新认知、新品种和新产品

牡蛎是近海生态系统的重要成员,也是世界性海洋主养贝类。我国牡蛎养殖历史悠久,但高质牡蛎产品的长期匮乏已成为新形势下产业转型升级的卡点。在国际海鲜市场,高质牡蛎就意味着品质好、品相优。为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了中国经济牡蛎物种组成和地理分布;揭示了温度是不同尺度种性形成的重要环境驱动因子之一;构建了首个贝类全基因组序列精细图谱,发现基因组的高变异性和基因家族的特异性扩张是种性形成的重要遗传基础;对全球27个长牡蛎群体487个个体进行全基因组深度重测序,构建了50M级单核苷酸多态(SNP)资源库并制成190k高密度SNP分型芯片。这些资源基因组学(Resourceomics)研究为高质牡蛎创制奠定了基础。其次进一步查清了牡蛎经济性状的遗传力及表型相关性,锚定糖原含量调控的基因组模块区域,建立品质性状基因模块选育技术,育成"海蛎1号"新品种,糖原含量提高25.37%,比传统育种效率提高65.81%,实现了单一营养物质的定向选育,破解了牡蛎肉质改良的世界性难题。所建立的基因模块育种技术使高质牡蛎遗传创制成为可能。在育成新品种的基础上,还利用牡蛎附着变态阶段的生物学特性及上升流和下降流的物理学原理,创新牡蛎单体种苗制备技术,使种苗单体化率提高3倍;建立设施塑形生态育肥技术,通过壳型重塑并结合养殖水层的增肥调控,优型率达92%,出肉率达20%—23%。单体塑形养殖技术使牡蛎品相也达到国际知名品牌的产品标准。团队建立的高质牡蛎创制技术体系在县域规模进行标准化应用示范,支撑了"乳山牡蛎"成为行业第一品牌,产业经济效益提高2—3倍,实现了牡蛎产业从低质低效到高质高效的嬗变,示范带动了中国牡蛎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太平洋牡蛎单体苗种培育技术的研究

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 Thunberg)具有个体大、生长快、适应性强等优点,是世界牡蛎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70年代后期,浙江、辽宁、山东等沿海各省先后从日本引种,由潮间带养殖逐渐发展到筏式垂养,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然而筏式养殖极易受风浪的影响,附着基质容易脱落,同时随着牡蛎的生长,牡蛎聚集在狭小的附着基上呈“堆状”,在风浪的冲击下边缘时常割破网笼。此外,牡     

牡蛎,把氮吃掉!

正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的科学家近几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牡蛎养殖在减轻海洋氮污染方面的作用,该研究第一次对该州的牡蛎养殖业进行了翔实的调查,分析了牡蛎养殖在减少海洋水体氮污染方面的作用。该研究由雷·格里兹尔主导,他是新罕布什尔州立大学海洋科学和海洋工程系的教授,他说:"人们收获的每一只牡蛎,意味着减少了环境水体中氮含量。我们开始具体研究海洋水体中氮含量的动态变化以及牡蛎养     

不同处理方法对葡萄牙牡蛎体内菌群净化效果的比较

牡蛎肉味鲜美,营养丰富,经济价值较高,素有海洋"牛奶"之美称。然而,由于养殖环境的污染,国内多数养殖牡蛎体内的大肠杆菌含量超标,危害公民健康。因此,研发养殖牡蛎净化技术日显重要。为此,本文以我国南方重要的养殖牡蛎(葡萄牙牡蛎,也称福建牡蛎)为对象,设计了三种净化方法 (大蒜素灭菌法、紫外灭菌法、混合灭菌法(大蒜素+紫外线)先灭菌处理海水6h,然后将牡蛎养殖灭菌后的海水中,并在0 h、12 h和24 h时分别对其软体组织进行取样,检测菌落总数和大肠杆菌含量,以探求最佳净化牡蛎方法。结果显示,三种方法都能够对牡蛎体内的菌落总量和大肠杆菌含量起到显著的净化作用。比较而言,大蒜素净化效果最佳,经12 h和24 h的净化后,牡蛎体内的大肠杆菌含量(MPN/100 g)由最初的2 307降至为240和189,显著低于紫外灭菌法的744和322以及混合灭菌法的384和359。经大蒜素净化24 h后,牡蛎体内的大肠杆菌含量为189 MPN/100 g,低于欧盟和我国双壳贝类养殖水域划分依据中规定的大肠杆菌含量≤230MPN/100 g时可以直接上市并供生食的标准。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牡蛎养殖过程中副溶血弧菌风险评估模型建立和初步应用

副溶血弧菌是一种重要食源性致病菌,牡蛎是其主要携带者之一。为了量化评估牡蛎养殖过程中副溶血弧菌感染的风险,采用德菲尔法、层次分析法和多指标综合体系评价法,将专家经验知识和现代数学方法结合,构建了由评估指标体系、风险因素权重、评分标准、综合评价函数等组成的牡蛎养殖过程中副溶血弧菌风险评估模型。其中,评估指标体系包括水质、养殖管理、健康状况等3个准则层和水温、盐度、pH、氨氮、亚硝酸盐、溶解氧、养殖模式、养殖密度、场址选择、日常管理、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寄生虫感染等13个指标层风险因素;3个准则层风险因素权重值集合为W={0.5278,0.3325,0.1396},指标层风险因素中水温(0.2270)、盐度(0.1368)和养殖密度(0.1409)等权重值较高,为影响副溶血弧菌感染的主要风险因子;分别建立了定性和定量评估指标的评分标准。以广东阳江某牡蛎养殖场为例,运用多指标综合体系评价法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得出该牡蛎养殖场春季、夏季、秋季和冬季副溶血弧菌感染发生风险概率为分别0.2281、0.5833、0.2723和0.1347,评估结果与实际调查结果相符,说明该模型可用于牡蛎养殖中副溶血弧菌感染风险估算。     

太平洋牡蛎幼体附着变态差异蛋白质组研究

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angulata)是中国主要的海洋养殖经济物种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商业价值,附着变态是牡蛎幼体从受精卵发育到成体所需的重要阶段,其分子机制的研究对牡蛎养殖育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研究利用双向电泳技术分离筛选牡蛎幼体附着变态过程中的差异表达的蛋白,进一步利用质谱技术鉴定幼体附着变态过程中发育相关的关键蛋白,共筛选出128个差异蛋白,鉴定并注释了39种蛋白.通过对差异表达蛋白功能分析,筛选获得了与纤毛组建相关的筑丝蛋白和与稳定钙离子胞内浓度相关的钙网蛋白,为揭示牡蛎幼体面盘组织及纤毛的退化消失和钙离子有效诱导幼体附着变态的机制提供分子数据.同时还获得了调节脂肪酸β-氧化、三羧酸循环和糖酵解重要生理功能的关键酶蛋白:乙酰辅酶A脱氢酶、异柠檬酸脱氢酶和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以及调节无脊椎动物机体能量存储和释放的酶蛋白:精氨酸激酶和ATP合成酶,进一步阐明了牡蛎幼体在附着变态过程中能量调节的分子机制.     

单体牡蛎培育技术

牡蛎在世界上是第一大养殖贝类,在我国为4大养殖贝类之一。它肉味鲜美,营养丰富,被称为海洋中的“牛奶”,深受广大国内外消费者欢迎。 牡蛎有100多种,而我国比较常见并用于养殖的种类主要有5种:大连湾牡蛎、褶牡蛎、长牡蛎、近江牡蛎、密鳞牡蛎。牡蛎养殖在世界     

我国太平洋牡蛎(Crassostrea gigas)三倍体育苗与养殖技术研究进展

主要介绍太平洋牡蛎三倍体的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显示度。在基础研究方面 ,主要阐述了三倍体诱导技术、活体倍性快速检测技术、诱导剂对受精卵和胚胎超微结构的影响、三倍体牡蛎核型与带型、三倍体牡蛎同工酶的表达及快速生长机理等方面的技术储备 ;在产业化显示度方面 ,综述了三倍体牡蛎育苗与养殖的技术及效果     

大亚湾大鹏澳牡蛎养殖临近海域自养微微型浮游生物种群分布特征

于2013年5月到2014年6月,在大亚湾大鹏澳牡蛎区及邻近海域开展了为期14个月的采样调查,利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对表层水体中微微型浮游植物(0.7—2.7μm)光合色素进行测定,并应用色素化学分类软件CHEMTAX对自养微微型浮游生物(aototrophicpicoplankton,APP)功能类群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该海域APP中共检出了15种光合色素,其中青绿藻素(Pras)和玉米黄素(Zea)是微微型色素中浓度最高的2种特征色素,均具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特征:Pras主要出现在低温季节(牡蛎养殖期),而Zea主要出现在高温季节(非牡蛎养殖期)。CHEMTAX分析表明,大鹏澳海域APP最主要的类群是硅藻、蓝藻和青绿藻,而甲藻、隐藻、定鞭金藻、绿藻和金藻生物量较低。温度和营养盐浓度是影响大鹏澳海域APP的时空分布的重要因素,青绿藻主要出现在低温季节(主要在冬季牡蛎养殖期间),且其生物量与溶解无机氮呈显著正相关;而蓝藻则主要出现在高温季节,与温度呈显著正相关。另外,贝类养殖也是能够影响APP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在大鹏澳海域牡蛎养殖期间,青绿藻生物量在养殖区明显高于非养殖海域。     

粪大肠菌群的数量变化与养殖牡蛎发病的关系

近来,有关牡蛎发病的报道很多。Disalvo(1978)等从贝类养殖场(美国加里福尼亚州)有病牡蛎体上分离到鳗弧菌,经证实该菌毒素是牡蛎幼虫的致死因子。Spite(1978)等从发病牡蛎上分离到另一种引起牡蛎肠炎的弧菌——副溶血弧菌。Elston(1979)报道了美国养殖的大牡蛎幼虫(Crossostrea gigas)发生严重的疾病,并对有病牡蛎幼虫进行了电镜观察,发现在其损伤处有类似病毒的六角形颗粒。但是,对养殖区水质和牡蛎中存在的大肠菌群的数量与其发病的关系,至今未引起研究者的重视。1981年,我们在福建省晋江县自沙养殖场内,观察剑牡蛎发病和死亡,分析了养殖场的水质、沉积物和牡蛎样品,发现了水质中粪大肠菌群的数量与牡蛎中所含的菌数有关,也与牡蛎的发病有一定关系。     

太平洋牡蛎和葡萄牙牡蛎养殖群体数量性状比较分析

太平洋牡蛎和葡萄牙牡蛎是两个近缘种,属亚种关系,二者都是中国重要的养殖贝类。为了查明这两种牡蛎养殖群体数量性状间的相关性及影响产量的组成因素,分别对179只太平洋牡蛎和140只葡萄牙牡蛎1龄贝的形态性状(壳长、壳宽、壳高)和活体重4个性状进行了测量,并应用通径分析等方法讨论了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影响。结果表明,3个形态性状都能够显著地影响活体重,其中壳高的作用是最大的,其对太平洋牡蛎和葡萄牙牡蛎活体重的直接作用分别为19.5%和23.89%。形态性状对太平洋牡蛎和葡萄牙牡蛎活体重间接决定作用差异较大,其中太平洋牡蛎3个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间接决定作用较大,均达到10%以上,而葡萄牙牡蛎3个形态性状对活体重的间接决定作用却非常小。利用多元回归分析建立了壳长、壳宽、壳高估计这两种牡蛎活体重(Y1,太平洋牡蛎)和(Y2,葡萄牙牡蛎)的回归方程,分别为:Y1=-119.456 5+1.389 7x1+2.089 0x2+0.777 8x3(R2=0.767 9),Y2=-42.373 9+0.532 8x1+1.289 5x2+0.5 177x3(R2=0.490 9)。本研究结果可为这两种牡蛎的选择育种提供理论依据,即以提高活体重为目标,主要选择壳高,但对太平洋牡蛎还应该加强对壳宽的协同选择。     

滤食性贝类对养殖海区环境影响的研究进展

贝类是世界海水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形成产业的养殖种类多达30余种[4]。以牡蛎养殖等为代表的贝类养殖业,在国内外均有悠久的历史。贝类养殖形式主要有3种:潮间带和潮下带的底播养殖、潮间带插桩养殖和浅海筏式养殖。贝类养殖发展规模日趋扩大,但由于忽视长远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得某些海区自身污染加重,生态系统失衡,对养殖海区的影响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关滤食性贝类自然种群对海区影响的研究始于50年代,主要研究的对象是贻贝(Mytilusedulis,Pernacanaliculus等)、牡蛎(Crassostreavirginica等)和扇贝(Chlamysislandic…     

基于AFLP技术的海南三亚野生和养殖牡蛎遗传多样性研究

2008年夏季,从海南三亚分别采集26份养殖牡蛎和32份野生牡蛎样品(1份样品代表1个体),开展扩增片断长度多态性(AFLP)和数量性状分析,采用POPGENE 32软件计算多态性位点百分率、遗传多样性指数、Hardy-Weinberg遗传偏离指数、群体遗传相似度和遗传距离。基于AFLP分析获得的遗传距离和线粒体细胞色素氧化酶I亚基(CO I)基因序列,采用邻接法构建养殖和野生牡蛎的系统发育树。结果表明,选择性引物对牡蛎品种具有较好的鉴别效率;相比养殖牡蛎,野生牡蛎多样性丰富、品种间同源性较低、亲缘关系相差较远、遗传基础较宽;通过CO I基因序列分析可知,养殖牡蛎均为香港巨牡蛎Crassostrea hongkongensis,而野生牡蛎属于囊牡蛎属Saccostrea,主要为僧帽牡蛎Saccostrea cucullata。目前海南三亚牡蛎种质资源多样性相对丰富,引种还未对三亚自然环境的牡蛎资源造成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