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0年冬季南海东北部中尺度过程观测

根据南海北部陆架陆坡海域2009-2010年冬季航次的CTD调查资料,发现西北太平洋水在上层通过吕宋海峡入侵南海,其对南海东北部上层水体温盐性质的影响自东向西呈减弱趋势,影响范围可达114°E附近。入侵过程中受东北部海域反 气旋式涡旋(观测期间,其中心位于20.75°N,118°E附近) 的影响,海水的垂向和水平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涡旋中心区域,上层暖水深厚,混合层和盐度极大值层显著深于周边海域。该暖涡在地转流场、航载ADCP观测海流及卫星高度计资料中均得到了证实。暖涡的存在还显著影响了海水化学要素的空间分布,暖涡引起的海水辐聚将上层溶解氧含量较高的水体向下输运,使次表层的暖涡中心呈现高溶解氧的分布特征。     

2003年冬季帕里西维拉海盆区上层水体中尺度涡的温盐特征

利用2003年冬季"科学一号"考察船在帕里西维拉海盆获得的CTD调查资料,结合同一时间西北太平洋海区的卫星高度计观测结果,分析讨论了该海区上层水体的温盐特征及其受中尺度涡活动的影响等。结果表明:在调查期间,研究区海域曾同时出现冷、暖涡活动过程,其影响深度均大于200m;冷涡活动区位于研究区内136°—138°E之间的海域,沿北东方向延伸;冷涡水体的盐度在100m以浅高于周围水体,在150m以深则低于周围水体;暖涡活动区出现在138.5°—139°E之间,暖涡活动特征在50m以浅水体中表现并不明显,其水体盐度在100m以深起初表现为低盐中心,在150m以深逐渐转化为高盐中心;研究区200m以浅水体可以大致分为三层,80m以浅为高温低盐的表层水,80—140m之间为受中尺度涡影响的温盐性质复杂的混合层水,140—200m之间为低温高盐的次表层水。     

基于潜标资料的中南半岛外海水文特征分析

基于2012年9月—2013年12月中南半岛外海累计16个月的长时间序列潜标观测数据,结合AVISO海表面高度异常(sea level anomaly,SLA)数据,首次详细分析了中南半岛外海典型中尺度涡的运动规律和垂向特征及其对环境水文特征的影响,揭示了该海域深层海流的时间变化特征。在观测期间共捕捉到3次中尺度涡过程,中尺度涡对站位所在海域主温跃层深度变化的最大影响振幅可达50 m。研究发现:1)观测站位所在海域各深度的温度异常时间变化与站位SLA时间变化的相关性随深度增加逐渐减弱。2)上层和中层的海水流动受中尺度涡影响显著。1 500 m和2 000 m的深层环流主要表现为季节变化;在强中尺度涡暖涡经过期间,中尺度涡能影响到1 500 m的环流场,同时出现30 d周期震荡。2 000 m流场则不受中尺度涡影响。3)中南半岛以东南海1 500 m处深层海流月平均流速夏季大于冬季,月平均可达3.5 cm·s~(-1);2 000 m处深层海流最大流速出现在冬季,月平均可达2.6 cm·s~(-1)。深层海流受潮汐影响显著,潮汐作用主要影响深层海流东西向流速的变化。     

深圳东部近岸海域溶解氧的时空分布特征

根据2012—2016年的9个浮标自动监测数据, 分析了深圳东部近岸海域溶解氧浓度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与主要水质参数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 大亚湾海域溶解氧浓度含量在2.15~14.86mg·L^-1之间, 平均值为7.31mg·L^-1, 大鹏湾海域整体表层溶解氧浓度范围为1.43~15.61mg·L^-1, 平均值为7.13mg·L^-1; 在时间分布上, 深圳东部海域溶解氧含量呈现白天高于夜间, 春、夏、秋季低, 冬季高的趋势; 在空间分布上, 深圳东部海域溶解氧含量呈现出夏秋季大亚湾高于大鹏湾, 春冬季大亚湾和大鹏湾相差不大的特点。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 该海区溶解氧含量与温度、盐度、浊度及叶绿素a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性, 且相关关系呈现出随季节变化的差异性。     

2013年南沙群岛海域温跃层的季节变化及形成机理

利用调查数据及遥感数据揭示了2013年南沙群岛海域温跃层的季节变化特征,温跃层上界深度平均值春、夏、冬季基本一致,介于45~47 m之间,秋季最大,达60 m;温跃层厚度平均值夏、秋、冬季基本一致,介于85~87 m之间,春季相对较小,为78 m。温跃层强度平均值春、夏、秋、冬季几乎一致,介于0.13~0.15℃/m之间。调查海域温跃层上界深度季节变化的形成机理为:春季西深东浅的原因是西部受净热通量较小、大风速、负的风应力旋度以及中南半岛东部外海的中尺度暖涡和反气旋环流共同作用,东部近岸海域净热通量高值、风速相对较小及风应力旋度引起的Ekman抽吸效应共同控制;夏季深度分布较均匀的原因是10°N以北风致涡动混合强但受Ekman抽吸影响,10°N以南风致涡动混合弱但风应力旋度为负值;秋季深度较其他季节平均加深15 m的原因是南沙群岛海域被暖涡占据,暖涡引起的反气旋式环流使得温跃层上界深度被海水辐聚下压;冬季正的风应力旋度产生的Ekman抽吸和冷涡引起的气旋式环流共同作用,使得温跃层上界深度较秋季平均抬升15 m。     

2018年9月山东半岛东北近海海水溶解氧浓度观测研究

本文基于2018年9月28日海上观测得到的数据,分析了山东半岛东北部海域海水溶解氧浓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了温度、盐度、层结、海流和叶绿素a浓度等对海水溶解氧浓度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1)海水溶解氧浓度在垂向上由表至底减小;在水平分布上则较为复杂：在25 m以浅溶解氧浓度从外海向近岸呈先增大后减小的特征,在25 m以深则从外海到近岸逐渐减小。(2)观测期间,溶解氧浓度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高值区域,分别位于近岸上层、外海上层和外海深层,并受不同因素的影响：近岸上层的高溶解氧浓度对应较高的叶绿素浓度,因此可能受浮游植物光合作用产生氧气的影响,外海上层的高溶解氧浓度可能与鲁北沿岸流输运至此的低盐高氧黄河冲淡水有关,而外海深层的高溶解氧浓度位于海水层结以下的冷水区域,可能受黄海冷水团的控制。(3)观测海域中部25 m以深水体的溶解氧浓度偏低,可能受海水层结抑制溶解氧湍流扩散和底层生物化学过程消耗氧气的共同影响。     

长江口邻近海域溶解氧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

根据2002年11月5~10日对东海长江口邻近海域(29.0°N~32.0°N,122.0°E~124°E)的现场调查数据,初步分析了调查海域秋季溶解氧分布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调查海域秋季溶解氧平面分布整体上呈近岸高、外海低,表层高、底层低的分布趋势,在约20m深度存在溶解氧跃层。调查海域溶解氧饱和度均<100%,表观耗氧量最高达4.0mg/L,氧不饱和状态由表层至底层逐渐加剧,在123°E附近底层仍然存在明显的溶解氧低值区,但其溶解氧含量已较夏季有所回升,含量范围在3.31~8.47mg/L之间,平均为(6.73±1.09)mg/L。该海域秋季溶解氧分布主要受物理过程控制,生物活动仅在底层溶解氧低值区有较大的影响。     

长江口外海域冬、春季水温变化规律研究

收集了1963—1996年长江口外海域水温的观测数据,分析了该海域冬、春季表层、10m层、20m层和30m层不同层次水温的季节和年际变化规律,以及其间水温垂向结构的变化。季节变化上,表层多年平均水温在8月最高,3月最低,底层多年平均水温9月最高,3月最低。年际变化上,冬季在1979年存在一个由冷到暖的跃迁;4月水温的年际变化较冬季复杂,表层、10m层、20m层和30m层水温分别在1979、1973、1973和1975年发生从冷到暖的跃迁。水平分布上,冬季除东南角小范围表层水温降低外,沿岸及北部海区表层水温均升高,春季北部和南部中间海域水温升高,升温幅度由表层至30m层逐渐变小。垂向结构上,冬季表底混合均匀,表层与20m层的年际变化相关系数高达0.97,春季表层与20m层的水温差存在10年左右的变化周期。本文将一些可能影响春季水温年际变化的因素与海温进行了比较并发现,在冷期,春季表层海温与长江口外海域气温相关较暖期好,相关指数为0.79;而暖期的春季表层与20m层的水温差与净热通量相关系数较高,为0.65。     

冬季台湾西南海域一对冷、暖中尺度涡的同化模拟研究

基于改进的1/30°分辨率的南海业务化预报系统,利用集合最优插值(En OI)同化方法对南海北部中尺度涡进行了同化模拟研究。模拟结果准确再现了2013年冬季发生在台湾岛西南海域的一对冷、暖中尺度涡的生成及传播过程。分析暖涡和冷涡成熟时期的垂向结构发现:暖涡中心温跃层深度超过200 m,而冷涡中心温跃层深度小于150 m;暖涡和冷涡经向和纬向流速均存在不对称性,相邻一侧流场强度明显偏强,对应较强的水平流速切变。上述特征与同时期南海中尺度涡观测实验结果基本一致。对暖涡和冷涡生成机制的分析印证了暖涡是由黑潮流套脱离生成的观点,同时指出冷涡是暖涡北侧较强的气旋式流速切变及西南向海流产生的离岸输运共同作用产生的。     

基于WA方法的2013年夏秋越南东南外海暖涡初步分析

使用WA涡旋自动识别方法对2013年夏秋两季越南东南外海暖涡进行识别和追踪,同时利用同期CTD资料对该暖涡的内部结构和性质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该暖涡于2013年夏初初步形成、呈单核结构,主要体现在跃层之下、100 m以深处,受暖涡影响的水体呈高温、低盐、低密特性,温盐等值线明显下凹。经过整个夏季的发展壮大,该暖涡在8—9月达到强盛且演化为双核结构,其西侧涡核强于东侧涡核,东侧涡核发育更快。发育最充分时涡旋纬向直径可达427 km,中心海平面高度异常达28.75 cm,最大振幅达6.04 cm,最大涡动能为384 cm2/s2,而涡旋强度则在涡旋形成之初达到最大值1.59×10-2cm2/s2km2。与夏初相比,秋季该暖涡的垂向上界提升到40 m,且在90—100 m最为显著。在100 m以浅,双核结构中西侧涡核更加强大、发育更加充分;从110 m层开始,西侧涡核中心北移且强度开始减弱,东侧涡核有所加强;在140 m层以下海域,西侧涡核基本消失,但东侧涡核仍然继续存在,其对盐度的影响持续到190 m层,对温度和密度的影响在200 m层仍可见。     

Infaunal macrobenthos of the oxygen minimum zone on the Indian western continental shelf

The Arabian Sea is characterized by a mid‐depth layer of reduced dissolved oxygen (DO) concentration or oxygen minimum zone (OMZ ‐DO concentration <0.5 ml·l^?1) at ~150–1000 m depth. This OMZ results from the flux of labile organic matter coupled with limited intermediate depth water ventilation. Generally, benthic animals in the OMZ have morp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adaptations that maximize oxygen uptake in the limited oxygen availa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OMZ benthos have been described from only a few localities in the Arabian Sea. We measured the bottom water DO and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faunal macrobenthos of the Indian western continental shelf by collecting samples at 50, 100 and 200 m in depth from 7° to 22° N. The DO values observed at 200 m (0.0005–0.24 ml·l^?1) indicated that this area is lying within an OMZ. Five major taxa, namely Platyhelminthes, Sipunculoidea, Echiuroidea, Echinodermata and Cephalochordata were absent from the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is OMZ. In general, declines in total macrobenthic density and biomass and polychaete species richness and diversity were observed in this OMZ compared with the shallower depths above it. Community analyses of polychaetes revealed the dominance of species belonging to families Spionidae, Cirratulidae and Paraonidae in this OMZ. Low oxygen condition wa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northern continental shelf edge (≤0.03 ml·l^?1), where the majority of spionids including Prionospio pinnata and cirratulids were absent; whereas amphipod, isopod and bivalve communities were not impacted.     

2015年夏季海南岛东部沿岸物理结构及浮游植物群落

琼东上升流（EHU）是南海北部最强劲的上升流系统之一。它的水动力过程已经被很多研究所揭示，但是它的浮游植物群落依然不清楚。通过利用卫星遥感数据和2015年上升流季节的航次数据，我们首次阐明了琼东上升流区域（EHU）和其临近区域雷州半岛东部上升流区（ELPU）浮游植物生物量和群落的空间结构。在夏季季风的驱动下，我们在琼东沿岸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低温高盐冷舌。由于雷州半岛东部大陆架宽广平缓，ELPU比EHU相对较弱。在EHU,由于受潮汐和风浪混合的影响，高溶解氧浓度 (>6.0 mg/l)几乎从表层延伸到30米深度。其次，低溶解氧的海水(<6.0 mg/l, 缺氧)被上升流从底层抽吸到上层。ELPU和EHU相比有更差的DO状况，在EHU，底层DO浓度由于大量的消耗，浓度甚至低于3.5 mg/l。在EHU，浮游植物生物量最大值出现在30米水层而不是在表层，约为1.5 mg/m³。这表明了上升流对于浮游植物生长和DO分布的影响范围。由于营养物质输入丰富， ELPU处的浮游植物生物量比EHU高很多。在EHU处，浮游植物生物量最大值可以达到4.0 mg/m³。浮游植物生物量在EHU和ELPU的沿岸区域则降低到了大约0.2~0.3 mg/m³，而这个值与远海接近。在EHU的近岸，浮游植物群落结构被硅藻所主宰，大约占了浮游植物生物量的50%。原核生物（大约40%）、绿藻（大约20%）、原绿球藻（大约20%）组成了EHU的近岸的主要群落。在ELPU,硅藻大约占了浮游植物生物量的80%，其次是绿藻，这表明与EHU相比，这个区域是一个相对不同的生态系统。     

基于潜标观测的牛郎海山的深海海流的低频变化特征

本文利用在西太平洋牛郎海山布放的两套锚系潜标获取的长时间海流观测数据,分析了深海的海洋动力环境特征,着重阐释了该海域海流的全水深垂向结构及其低频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年平均海流及其变化幅度均在上层最大、中层和深层次之、中深层最小;（2）年平均上,150 m以浅的海流为东向的副热带逆流,150 m以深和中层为西向流;山顶处的近底层海流为较稳定的弱南向流,山底处的近底层海流为西南向流;（3）在山顶和山底,各深度层次的海流在全年均表现出100 d左右的振荡周期;在2 000 m以浅,各深度层次的海流振荡的位相基本一致,振荡幅度在表层最强、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在2 000 m以深,海流变化的位相与2 000 m以浅相反,振荡幅度在4 000 m最强。     

烟台-威海北部海洋牧场底层溶解氧浓度的季节变化研究

基于2021年4~12月山东半岛烟台-威海北部海洋牧场区域4处连续观测站的长期观测数据, 研究了该海域底层溶解氧(dissolved oxygen, DO)浓度的季节变化特征, 并探讨了物理机制。该海域底层DO从春季到夏季逐渐降低, 而从夏季到秋季逐渐升高, 主要受温度控制; 各观测站DO均在8月达到最低值, 受垂向层结增强和底层生物化学耗氧增多的共同影响。底层DO浓度在东西方向差异较小, 而在南北方向上差异明显; 在春季和秋季DO浓度南高北低, 是由于层结较弱, 海水垂向混合向底层提供DO, 且南边水深更浅, DO更容易达到饱和或过饱和状态, 而水深更深处DO仍处于不饱和状态; 夏季DO浓度南边大于北边是季节性层结强度的空间差异所致, 同时南边底层DO浓度下降更快, 使其南北差异在夏季有所减小。在11月中旬, 近岸3个观测站底层DO快速增多, 可能是由于此前的大风过程引起浮游植物繁殖, 晴朗天气促进其光合作用使海水中DO增多, 之后海水层结消失, 海水充分垂向混合使丰富的DO到达底层。     

威海市天鹅湖海洋牧场底层海水溶解氧浓度时间变化特征

依据威海市天鹅湖海洋牧场2016年7—10月海洋生态环境海底有缆在线观测系统的长期连续观测数据,研究了该牧场底层海水溶解氧浓度的时间变化特征,并探讨了其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观测期间海水溶解氧浓度平均值为6.65mg/L,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月平均值最小为6.36mg/L,出现在9月。溶解氧月浓度标准差呈先减小后增大的变化趋势,而溶解氧日浓度标准差总体变化趋势与月浓度标准差相反。底层海水基本上处于不饱和状态,月均溶解氧消耗量在观测期间逐月增大。海水温度是影响溶解氧浓度变化的主要因素。7月1日至8月24日期间,牧场海域存在季节性温跃层。7月1日至17日与8月11日至24日期间,溶解氧浓度下降可能受季节性温跃层和海水温度上升的共同影响;7月18日至8月1日期间,溶解氧浓度变化不受季节性温跃层控制。大风过程会增强表、底层海水交换,使溶解氧浓度上升。月均溶解氧浓度日变化均表现出双峰双谷的特征,与月均水深日变化对比, 7—8月0—13时无显著正相关性, 7—8月1—23时及9—10月相位变化基本一致,涨潮时海水溶解氧浓度升高,而落潮时降低,说明研究区域外海水溶解氧浓度很可能高于近岸,而潮流输运过程使得近岸海水溶解氧浓度随潮汐过程变化。     

基于水下摄像的渔山列岛厚壳贻贝资源评估与分析

厚壳贻贝是我国东部沿海重要的经济贝类之一,自然环境中栖息范围不甚明确。本文于2014年7月间利用水下摄像的手段,调查和分析了渔山列岛不同断面上厚壳贻贝的自然分布特征。结果表明:渔山列岛潮下带5条断面的生态类型差异显著,不同断面栖息的优势种也不相同;断面间厚壳贻贝的栖息密度均值为37.04~185.80 ind/m2,其中断面A的栖息密度最低,断面E的栖息密度最高,断面C和断面D的栖息密度相差不大,但是不同调查样方内厚壳贻贝的栖息密度从0~388.89 ind/m2不等;厚壳贻贝主要分布在水深3~9 m的水层中,其中以水深5~8 m的水层中最为密集,约占总栖息密度的90%以上;在水深8 m的区带上,厚壳贻贝的栖息密度为160.19 ind/m2,当水深小于1 m和大于11 m时,厚壳贻贝分布极少;经双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厚壳贻贝栖息密度在不同断面(F=57.011,P<0.01)和不同水层(F=66.495,P<0.01)中的差异均极显著,断面和水层的交互作用(F=10.483,P<0.01)对厚壳贻贝的自然分布也有极显著差异;经检验,厚壳贻贝栖息密度(A)的自然分布与水深(D)呈正态分布,可以用高斯方程拟合,R2的取值范围为0.8753~0.9997;利用聚类分析发现,调查样方被明显的分为3组,体现了水深在厚壳贻贝自然分布中的显著作用。     

秦皇岛外海夏季溶解氧与pH的变化特征分析

溶解氧(DO)是海洋生物生存不可缺少的要素。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全球近岸海域低氧情况愈发严重，已经成为威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因素。通过对2017年5?9月秦皇岛外海区域的观测调查，探讨了该海域低氧与酸化的形成机制并计算了月平均耗氧速率。结果表明，5月秦皇岛外海水体混合较为均匀，表、底层DO浓度一致，均大于8 mg/L；6月开始形成密度跃层，与此同时底层DO浓度和pH开始下降；8月底层呈现明显的低氧和酸化状态，DO浓度下降至2～3 mg/L，pH下降至7.8以下；9月随着层化消失，底层水体DO浓度和pH逐渐升高。相关性分析显示，DO和叶绿素a (Chl a)以及pH具有良好的耦合性，说明秦皇岛外海区域的低氧发生过程主要为局地变化。同时表明DO浓度和pH主要受水体中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和有机物有氧分解的影响。通过箱式模型计算得到2017年6?8月密度跃层以下水体及沉积物耗氧速率为951～1193 mg/(m2·d)[平均为975 mg/(m2·d)]。综合来看，水体分层是秦皇岛外海低氧和酸化发生的先决条件，跃层以下的有机物分解耗氧则是底层水体发生低氧和酸化的重要原因。     

Characteristics of bottom dissolved oxygen in Long Island Sound,New York

The variability of bottom dissolved oxygen (DO) in Long Island Sound, New York, is examined using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collected by the Connecticut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rom 1995 to 2004. Self-organizing map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hypoxia always occurs in the Narrows during summer and less frequently in the Western and the Central Basins. The primary factor controlling the bottom DO, changes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For non-summer seasons, the levels of bottom DO are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water temperature, which means DO availability is primarily driven by solubility. During summer, stratification intensifies under weak wind conditions and bottom DO starts to decrease and deviate from the saturation level except for stations in the Eastern Basin. For the westernmost and shallow (<15 m) stations, bottom DO is correlated with the density stratification (represented by difference between surface and bottom density). In contrast, at deep stations (>20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xygen depletion and stratification is not significant. For stations located west of the Central Basin, bottom DO continues to decrease during summer until it reaches its minimum when bottom temperature is around 19–20 °C. In most cases the recovery to saturation levels at the beginning of fall is fast, but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wind mixing. 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the DO recovery may be a manifestation of either the reduced microbial activity combined with the depletion of organic matter or horizontal exchange. Hypoxic volume is weakly correlated to the summer wind speed, spring total nitrogen, spring chlorophyll a, and maximum river discharge. When all variables are combined in a multiple regression,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²) is 0.92. Surprisingly, the weakest variable is the total nitrogen, because when it is excluded the coefficient r² only drops to 0.84. Spring bloom seems to b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organic carbon pool and biological uptake of oxygen plays a more crucial role in the seasonal evolution of bottom DO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assessment phase of the Long Island Sound Total Maximum Daily Load policy on nitrogen loading will most likely fail, because it ignor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spring organic carbon pool and river discharge. Also,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goal of 58.5% anthropogenic nitrogen load reduction is enough.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 and causes of maximum concentration in the Bering Sea in July 2010

According to data obtained in the Bering Sea during the 4th Chinese National Arctic Research Exped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dissolved oxygen(DO) was studied, causes of its maximum concentration were discuss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O and other parameters, such as salinity, temperature, and chlorophyll a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DO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0.53 to 12.05 mg/L in the Bering Sea basin. The upper waters contained high concentrations and the maximum occurred at the depth range from 20 to 50 m. The DO concentration decreased rapidly when the depth was deeper than 200 m and reached the minimum at the depth range from 500 to 1 000 m, and then increased slowly with the depth increasing but still kept at a low level. On the shelf, the DO concentration ranged from 6.53 to 16.63 mg/L with a mean value of 10.75 mg/L, and showed a characteristic of decreasing from north to south. The DO concentration was higher in the area between the Bering Sea and Lawrence Island and was lower in the southeast and southwest of Lawrence Island at the latitude of 62°N. The formation of maximum DO concentration was concerned with phytoplankton photosynthesis and formation of the themocline. To the south of Sta. B07 in the Bering Sea basin, the oxygen produced by photosynthesis permeated to the deeper water and the themocline made it difficult to exchange vertically, and to the north of Sta. B07, the maximum DO concentration occurred above the themocline due to phytoplankton activities. On the shelf, the oxygen produced by phytoplankton photosynthesis gathered at the bottom of the thermocline and formed the DO maximum concentration. In the Bering Sea basin, the DO and salinity showed a weak negative correlation(r=0.40) when the salinity was lower than 33.1,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r=0.92) when the salinity ranged from 33.1 to 33.7, and an irregular reversed parabola(r=0.95) when the salinity was greater than 33.7.     

Biogeochemical evidence of large diapycnal diffusivity associated with the subtropical mode water of the North Pacific

A profiling float equipped with a fluorimeter, a dissolved oxygen (DO) sensor, and temperature and salinity sensors was deployed in the subtropical mode water (STMW) formation region of the North Pacific. It acquired quasi-Lagrangian, 5-day-interval time-series records from March to July 2006. The time-series distribution of chlorophyll showed a sustained and sizable subsurface maximum at 50–100 m, just above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STMW, throughout early summer (May–July). The DO concentration in this lower euphotic zone (50–100 m) was almost constant and supersaturated in the same period, becoming more supersaturated with tim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O concentration at 100–150 m near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STMW decreased much more slowly compared with the main layer of STMW below 150 m, even though oxygen consumption by organisms was expected to be larger in the former depth range. The small temporal variations of DO in the lower euphotic zone and near the upper boundary of the STMW were reasonably explained by downward oxygen transport because of large diapycnal diffusion near the top of the STMW. Assuming that the oxygen consumption rate at 100–150 m was the same as that in the main layer of STMW and compensated by the downward oxygen flux, the diapycnal diffusivity was estimated to be 1.7 × 10⁻⁴ m² s⁻¹. Nitrate transport into the euphotic zone by the same large diffusion was estimated to be 0.8 mmol N m⁻² day⁻¹. All of the transported nitrate could have been used for photosynthesis by the phytoplankton; net community production was estimated to be 5.3 mmol C m⁻² day⁻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