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叠纪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

二叠纪发生了一系列全球性重大地质和生物事件,建立一个高精度的综合地层和时间框架是阐明这些重大事件因果关系的基础.国际二叠纪年代地层系统分为3统(乌拉尔统、瓜德鲁普统和乐平统)和9个阶,在中国分为3统(船山统、阳新统、乐平统)和8个阶,除乐平统以外,船山统和阳新统与国际标准划分时限有很大不同.二叠纪历经约4700万年,底界以牙形类Streptognathodus isolatus首现为标志,绝对年龄约为(298.9±0.15)Ma,顶界以牙形类Hindeodus parvus的首现为界,绝对年龄约为(251.902±0.024)Ma.二叠系在中国可识别出35个牙形带、23个?带、17个放射虫带和20个菊石带,其中华南瓜德鲁普统和乐平统牙形类化石带可作为国际对比的标准.二叠纪δ~(13)C_(carb)变化趋势表明在二叠纪最末期有一次3～5‰的快速负漂在全球范围内可以对比,但其他时段可能或多或少受到后期成岩作用影响或仅具有地方性效应.牙形类的δ~(18)O_(apatite)变化趋势表明从石炭纪晚期至空谷期处于一个较冷的时期,空谷晚期开始气候逐渐变暖.长兴期是一个气候较冷期,在二叠纪末有一次8～10°C的快速升高,这次温度升高全球同时发生.~(87)Sr/~(86)Sr比值由阿瑟尔初期的0.7080持续降低至卡匹敦晚期的最低值0.7068～0.7069;乐平世则持续上升,到二叠-三叠系界线处,~(87)Sr/~(86)Sr比值达到0.70708.磁性地层以沃德阶中部Illawarra反向为界,以下称为Kiaman超级反向极性带,以上称为二叠-三叠纪超级混合极性带.瓜德鲁普世末期的生物灭绝事件发生在卡匹敦晚期,持续时间长.二叠纪末的生物大灭绝事件发生于约(251.941±0.037)Ma,是突发性的.瓜德鲁普世末期的大海退在华南地区主要发生在Jinogondolella xuanhanensis至Clarkina dukouensis带之间;二叠纪最末期从大海退转入快速海侵发生在Hindeodus changxingensis-Clarkina zhejiangensis带内.二叠纪是一个古地理区系强烈分异的时期,中国各大区的海陆相二叠系对比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古、中生代之交生物大灭绝与泛大陆聚合

二叠纪末至三叠纪最初期,全球发生显生宙最大的生物灭绝事件．近95％的种、82％的属、一半以上的科灭绝或消失,这是地史上唯一的一次macro或major（巨大的或主要的）大灭绝．这次事件不仅导致大规模生物灭绝,而且破坏了存在2亿年之久的海洋生态系结构,促使其由古生代型生态系结构转变为中生代型生态系结构,同时造成了陆地上出现煤缺失,海洋中出现礁缺失和硅缺失．古、中生代之交的危机是一个圈层耦合的长过程,二叠系．三叠系界线事件序列说明急剧恶化的全球变化和生物灭绝密切相关,且具两幕式特征．多圈层耦合的剧烈全球变化是泛大陆聚合的地球表层效应,包括：泛大陆聚合→高山深盆,风系和洋流的变化;深盆→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处出现显生宙最大的海退及浅海消失,其后继以迅速海侵;泛大陆→洋中脊减少及隔热垫效应→大陆火山作用发育;峨眉山玄武岩及西伯利亚暗色岩两阶段火山作用（259—251Ma）→温度升高和生物灭绝;大陆干旱化及纬度风系取代季风气候→植被消亡;风化加强及甲烷释放→δ^13C负偏;地幔柱→地壳上拱→海水进退;伊拉瓦拉磁性反转可能与PTB灭绝有关等．大火成岩省源于地幔柱,泛大陆形成源于地幔对流,冷地壳消减、拆沉、积聚于核幔交界“D”层,将因热补偿而启动地幔柱,并引起外核热对流的变动,后者又引起地磁极反转．这些核幔变动造成泛大陆聚合和两个大火成岩省先后在二叠纪形成,是导致古、中生代之交生物大灭绝的地内原因．     

金沙江缝合带构造地层划分及时代厘定

通过对金沙江缝合带所出露变质混杂岩体岩石组合、构造环境、地球化学特征、所含化石及同位素地质年代学的综合研究 ,重新厘定为额阿钦杂岩 ,金沙江蛇绿混杂岩 ,戛金雪山“群”和中心绒“群” ,前者属非正常岩石地层单位 ,后三者系构造地层单位 .首次指出额阿钦杂岩为该区早中元古代残留基底或微陆块 ,其原岩的时代应早于 ( 16 2 7± 192 )Ma ;首次测出金沙江蛇绿岩中斜长花岗岩的锆石U Pb年龄分别为 ( 2 94± 3)和 ( 34 0± 3)Ma ,指出金沙江和哀牢山蛇绿岩的形成时代大致相当 ,自晚泥盆世至石炭纪 .根据戛金雪山“群”和中心绒“群”玄武岩夹层U Pb年龄测定 ,其时代分别为石炭纪 二叠纪和早中三叠世 .进一步说明金沙缝合带在大地构造上应归属于古特提斯洋东缘弧后盆地 ,该盆地始于泥盆纪晚期 ,形成于石炭至二叠纪 ,二叠 三叠纪之交至中三叠世的碰撞事件 ,导致该盆地闭合和缝合线的形成     

浙江长兴煤山剖面二叠纪末牙形石Neogondolella大小变化及其意义

通过对浙江长兴煤山剖面晚二叠世晚期牙形石Neogondolella属级和种级水平上个体大小研究, 发现在二叠纪末长兴灰岩顶部24e层中Neogondolella Pa分子出现明显的“小型化”现象, 小个体牙形石突然增多. Neogondolella的这一变化与该时期的一些重大地质事件如δ¹³C值的减小、蓝细菌生物标志的丰度与一般细菌生物标志的丰度比值变化以及水体深度的变浅相一致. 通过对当时古环境和牙形石Neogondolella古生态的研究, 提出了造成Neogondolella的“小型化”的主要由于二叠纪末生物的大灭绝导致牙形石食物来源减少, 水体深度变浅以及水体浑浊度的增大等造成大量幼年牙形石个体的夭折所致. 从上寺剖面获得的初步结果来看, 24e层Neogondolella的“小型化”现象, 可以进行区域性的对比, 表明该时期发生了一次生物灭绝事件, 从而支持二叠-三叠纪之交的生物大规模灭绝事件是多期次的观点.     

华南二叠纪腕足长身贝类的形态演化规律

通过对华南二叠纪腕足类壳饰的研究和个体大小的统计分析表明,长身贝类的形态演化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从乌拉尔世（早二叠世）到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同心饰或放射饰较强的种（类型3）所占的百分比呈现先减小再增大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同心饰或放射饰较弱的种（类型2）所占的百分比呈现先增大再减小的趋势．从晚二叠世吴家坪期到长兴期,同心饰或放射饰较强以及较弱的种所占的百分比均呈增加的趋势．从乌拉尔世到晚二叠世长兴期,壳刺发育的种（类型4）所占的百分比一直保持减小的趋势．从吴家坪期到长兴期（包括过渡层）,部分种表现出壳体小型化的趋势．二叠纪长身贝类壳饰和个体大小的演化规律与二叠纪末生物大绝灭前以及绝灭过程中的贫氧、食物短缺、海平面变化以及底质的变化相关．     

巢湖地区栖霞组碳酸盐烃源岩的形成及影响因素

高演化碳酸盐烃源岩的研究对我国南方油气勘探至关重要．为此,选择下扬子巢湖地区发育较完整的茨苔山栖霞组碳酸盐岩地层,开展沉积学、孢粉相和有机地球化学综合研究;在古环境重建基础上,探讨烃源岩的形成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栖霞组为二叠纪海侵期形成的生物成因碳酸盐缺氧沉积,纵向上,有机和无机组分变化大．烃源岩的形成是海侵和海侵期间频繁发生的充氧事件引发的高生物产率与缺氧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受自稀释和沉积后作用影响,烃源岩呈非均质分布在多个层段中,累计厚度超过40m,并可通过有机、生物和矿物组成特征进行识别．本次研究认为,碳酸盐岩成为烃源岩并非需要较高的粘土含量．沉积学、孢粉相和有机地球化学方法的结合,为我国高演化碳酸盐烃源岩评价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更为直接和有效的途径．     

新疆北部石炭系大型火山岩风化体结构与地层油气成藏机制

新疆北部上石炭统发育于碰撞后松弛垮塌构造环境,火山岩和烃源岩间互广泛分布,石炭纪末受板块挤压整体抬升遭受风化淋滤,使火山岩不整合风化体形成5层结构,其中溶蚀带和崩解带是有利储层发育段,火山岩风化体发育于古地貌出露水面区,低洼处和斜坡带发育较完整的5层结构,高部位一般缺失土壤层.风化体厚度与风化淋滤时间呈正向非线性指数关系,风化体厚度动态平衡时间约为36.3Ma,最大风化体厚度约450m,断裂发育处风化体厚度更大,长期风化淋滤区各种火山岩岩性均能形成风化体.火山岩风化体和烃源岩组合,发育源内火山岩风化体层序型、源上火山锥风化体准层状和侧源火山岩风化体梳状3种成藏模式,均可形成大型火山岩风化体地层油气藏.该认识改变了火山岩油气勘探中寻找有利岩性和岩相带的传统模式,修正了新疆北部石炭系为盆地基底,不具备油气生成条件的观点,对指导火山岩风化体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指出中国中西部古生界存在形成大规模火山岩风化体地层油气藏的条件,是今后油气勘探的新领域.     

中国南方晚二叠世-早三叠世礁区生物群落演替序列与古环境变化——以四川盆地东北部盘龙洞剖面为例

四川盆地东北部宣汉县盘龙洞剖面晚二叠世至早三叠世剖面发育著名长兴期海绵礁.川东北地区由于强烈白云石化作用的破坏,二叠-三叠系地层界线难以确定.本次研究从盘龙洞剖面的上二叠统长兴阶长兴组到下三叠统印度阶飞仙关组依次识别出6个古生物群落:苔藓虫-古始孔藻-钙质海绵礁群落、钙质绿藻-有孔虫-海百合群落、小腹足有孔虫群落、介形虫-小腹足-囊状微生物群落、介形虫-小腕足群落和非钙化蓝细菌群落通过群落演替和古环境分析,将该剖面的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定在发育囊状微生物群落的钙质微生物岩中部.盘龙洞剖面的晚二叠世到早三叠世群落演替序列与我国南方其他地区同期礁区剖面比较一致,表明华南各地区P-T重大转折时期具有一致的古环境变化.研究表明:(1)中国南方长兴期海绵礁一般在大灭绝发生之前消亡,它们的消亡可能与晚二叠世大海退有关;(2)钙质绿藻-有孔虫-海百合群落替代海绵礁群落并成为大灭绝前的最后一个群落,该群落的灭绝可能与同时发生的一次全球性海平面下降有关;(3)大灭绝之后,首先发育小腹足类、有孔虫为主的生物群落,然后发育以微生物为主的群落,以微生物为主的群落结束后,又一次发育以小腹足类、小腕足等为主的群落,这三种群落之间的替代可能指示大灭绝后环境由贫氧到缺氧,再到贫氧的变化过程;(4)早三叠世正常浅水台地生物丰度极低,以海百合、腹足类和双壳类为主.     

宁波地区第一硬土层的年代

在长江三角洲、钱塘江及东海陆架广大地区的晚第四纪地层中发育若干层厚度不等的暗绿色、黄褐色的硬质黏土层,简称硬土层。最上面的硬土层称“第一硬土层”,第一硬土层之上为海相地层。第一硬土层一直被认为是全新统的基底而被作为划分全新统与更新统的重要标志层。文中对采自宁波地区第一硬土层及上覆海相层和下伏地层中的19个样品进行了光释光测年和14C测年,结果表明,第一硬土层的母体形成于45~55ka BP,它并非连续分布,局部被后期海侵剥蚀而未保留,与上覆海侵层是突变关系。在宁波地区,全新世的底界不能简单地划在第一硬土层和海相层之间,海侵可能早在晚更新世末期就开始发生了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缺氧环境的微生物和微生物岩

紫云长兴期生物礁顶部的下三叠统Hindeodus parvus带产小球状微生物化石, 其大小一般在0.15~0.30 mm, 中空, 内部一般为微亮晶方解石充填, 壁为泥晶质. 它们一般呈圆球状, 均匀散布于泥晶基质中, 数量可以密集、丰富、或极少. 没有腹足类或底栖双壳类共生, 但可以有介形虫或/和藻席共生. 岩石中细小草莓状黄铁矿的存在说明这种微生物生活于缺氧环境. 在一些剖面上, 这种微生物岩的上下地层为富含小腹足类和小虫孔化石的泥晶灰岩. 这种小球状微生物的分布严格限于发育到大绝灭开始的生物礁礁顶的浅水环境, 并且不在深水表层水体出现, 表明这种微生物是底栖生活的, 并且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 其大小超过所有的球状的细菌和蓝细菌化石, 不能归入这两个门中. 根据其大小、形态、古生态特征、钙化特点, 推测它可能属于低等绿藻, 特为其建立一个新属种: Ziyunosphaeridium sinensis gen. et sp. nov.(中华紫云球藻)(新属新种). 迄今已描述的H. parvus 带的微生物岩可分为6种类型: (1)多孔泥晶结构的灰岩; (2)囊状化石的微生物岩; (3)含树枝状体的岩石; (4)小球状低等绿藻化石(紫云球藻)有关的岩石; (5)小球状蓝细菌化石有关的岩石; (6)叠层石. 紫云球藻有关的微生物岩只出现在生物礁发育到二叠纪末大绝灭开始的那种极浅水的剖面的界线地层中. 其他的微生物岩也形成于浅水环境, 但比紫云球藻微生物岩形成的水体可能要深些. 早三叠世的微生物岩与通常意义的生物礁在形成机制和环境意义上有本质的不同, 因而不应该当成生物礁岩. 那种因为早三叠世微生物岩的存在而认为二叠纪的生物礁生态系延续到中生代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华南早三叠世错时相沉积及其对复苏期生态系的启示

二叠纪末的大灭绝不仅重创了古生代海洋生态系,也使得海洋沉积体系发生剧变,导致灭绝之后早三叠世生物复苏期异常的生态系状况和海洋环境．丰富的特殊沉积物及相关沉积构造的广泛出现是早三叠世沉积的显著特征,如扁平砾石砾岩、蠕虫状灰岩、潮下皱纹构造、微生物岩、海底碳酸盐胶结岩扇、薄层灰岩和条带灰岩等．这些特征性的沉积物在奥陶纪之前的海洋环境中曾广泛分布,但在奥陶纪后生动物大发展之后,它们一般仅见于某些极端和异常的环境中．当它们在早三叠世正常浅海环境再次广泛出现时,被认为在时间上或环境上发生了错位,故被称为错时相（anachronistic facies）．研究这些特殊沉积构造,对于探索古生代冲生代地质突变期异常的生态系状况和特殊的海洋环境具有重要作用．错时相在中国南方各地的早三叠世地层中广泛存在,分布于下三叠统众多层位中,而且囊括了全球已报道的大多数错时相沉积物,为研究华南早三叠世的海洋环境状况及其与生物复苏的关系提供了契机．“蠕虫状灰岩”是华南下三叠统中最典型、最发育的错时相沉积物,但对其研究相对较少．以湖北三峡地区的蠕虫状灰岩为例,对其类型划分、时空分布进行了重点论述．华南下三叠统中蠕虫状灰岩及其他错时相沉积构造的研究表明：错时相紧接生物大灭绝后出现,并随中生代海洋生态系的重建而退出正常浅海环境,这种耦合关系正是沉积体系和生态系对古生代冲生代地质突变及其导致的“特异”环境的自然响应．因此,错时相的盛衰变化可以作为独立于化石记录分析之外的生态变化指针．     

桂林中、晚泥盆世微生物碳酸盐沉积、礁和丘及层序地层、古环境和古气候的意义

钙质碳酸盐的微生物沉淀作用从太古代开始一直在碳酸盐台地的发育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微生物碳酸盐在重大的环境变化中(包括台地环境的海侵事件和生物绝灭后的复苏阶段)是碳酸盐沉积体的重要贡献者; 在层序地层不同体系域中有不同的微生物形成的碳酸盐沉积.桂林晚泥盆世法门期碳酸盐台地中的生物礁和丘完全由微生物和胶结物形成, 代表了弗拉-法门期生物事件后骨骼后生生物完全缺失的礁生态系中微生物为主的、独特的生物礁类型; 它们与特定的古环境和古气候有关, 可以用作研究环境变化和生物事件的指标.     

滇黔桂盆地及邻区二叠系乐平统层序地层格架及其古地理背景

滇黔桂盆地及邻区的二叠系乐平统, 包括吴家坪阶和长兴阶; 其沉积相类型多样, 沉积相分异明显, 为层序地层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大致相当于吴家坪阶的地层构成一个三级层序, 而大致相当于长兴阶的地层组成另一个三级层序. 在连陆台地上, 吴家坪阶为一套含煤碎屑岩系地层, 而且在孤立台地上的灰岩层中也发育煤层, 连陆台地边缘和孤立台地的迎风浪部分主要为颗粒滩相灰岩; 长兴阶, 连陆台地上主要由开阔海台地相灰岩组成, 在孤立台地上以及连陆台地边缘为一套海绵生物礁灰岩. 在台盆中, 乐平统为一套盆地相泥页岩夹硅质岩; 在钦州至防城一带, 覆盖在深水盆地相地层之上的是巨厚的乐平统磨拉石粗碎屑岩地层. 这些特征表明了研究区域乐平统复杂的时空相变. 从沉积物的时间演化序列和沉积相的空间展布形式所代表的规律性入手, 结合生物地层和年代地层资料, 可以建立能反映出地层记录中“两种相变面和两种穿时性”的层序地层格架; 最后, 系列层序地层格架栅状图及其相应的古地理图, 又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示出研究区域乐平统的沉积序列特征和古地理演变特点. 2个三级层序所构成的乐平统, 与欧美一带以持续性海退为特征的同时代地层形成较大差异. 更为特别的是, 如果说瓜达鲁普世末期的生物灭绝事件与“东吴运动第一幕”不整合面所代表的海退事件存在关联的话, 那二叠系与三叠系之交的更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则与研究区域“二叠系-三叠系”之交的淹没不整合面所指示的快速海侵事件相对应, 从而表明了海侵-海退事件所代表的环境变化与生物灭绝事件之间较为复杂的关系.     

福州盆地埋藏晚第四纪沉积地层划分

文中以14个钻孔地层编录为基础,结合前人研究资料,初步总结了福州盆地埋藏第四纪地层的沉积特征。福州盆地沉积始于晚更新世中期(约56.5ka BP),由砾石、砂、黏土、淤泥组成,总体表现为从下至上粒度变细的沉积序列,地层岩性横向变化较大;盆地内发育3层淤泥,第1,2层淤泥发育于全新世中晚期,时代为1.44～7.86ka BP,为“长乐海侵”的产物,第3层淤泥发育于晚更新世晚期,时代约为44～20ka BP,为“福州海侵”的产物;盆地埋藏晚第四纪地层可划分为上更新统和全新统,分为4个组,从老至新分别为龙海组(Q3pl)、东山组(Qhd)、长乐组(Qhc)与江田组(Qhj)。龙海组归属上更新统,划分为3段,其余3个组归属全新统     

江西乐平沿沟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期沉积微相演变及其对灭绝事件的响应

江西乐平沿沟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剖面为连续碳酸盐岩相序列,较完整地记录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重大突变期浅水非微生物岩相区的生物和环境演变过程.通过对该剖面高精度的牙形石生物地层和碳酸盐岩微相研究,可以很好地界定该剖面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地层序列,并与煤山标准剖面精确对比.借助于系列岩石切片观察,可将界线地层序列归入6种不同的碳酸盐岩微相类型,借此探讨该重大突变过程中沉积环境变化及其与生物演变之间的关系.综合沉积微相、生物化石和碳同位素的对比研究,发现微相MF-4（含被包壳的有孔虫亮晶鲕状灰岩）和微相MF-6（深色生物介壳灰岩）是两次重大生物灭绝和环境变化事件的不同沉积响应,这两次事件均与华南和全球其他地区有相似性和可比性.其中MF-4是华南二叠纪末发育有鲕状灰岩的首次报道,代表了二叠纪末可能就已经出现高二氧化碳分压、低硫酸盐浓度和微生物繁盛等异常环境状态;而MF-6中发育丰富的腹足类和介形虫,则代表了在三叠纪最早期存在一次腹足类和介形虫的繁盛事件.沿沟剖面碳酸盐岩微相分布较完整地体现了二叠纪-三叠纪之交重大突变期浅水非微生物岩相区生物和环境的幕式演变历程,是煤山标准剖面的重要补充.     

中国晚泥盆世F/F生物集群灭绝事件及其后的生物复苏的研究

距今约３．６７亿年前发生的Ｆ－Ｆ生物集群灭绝事件是显生宙五大生物灭绝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对当时全球浅海壳相底栖生物的影响甚大，它使竹节石全部消失，泥盆纪的生物礁和泥盆纪特征的珊瑚、层孔虫、苔藓虫惨遭灭绝，腕足动物门中的无洞贝超科、五房贝超科和三叶虫的３个科和１个亚科以及菊石中的Ｍａｎｔｉｃｏｃｅｒａｓ等也难逃劫运． 地质历史时期生物的演化一般可分成灭绝期、残存期、复苏期和辐射期等４个发展阶段．晚泥盆世弗拉期（Ｆｒａｓｎｉａｎ）末为生物的集群灭绝期，大量的泥盆纪生物惨遭灭绝；法门期（Ｆａｍｅｎｎｉａｎ）的早、中期为生物的残存期，当时地球上的生物非常稀少而且十分单调；法门期的晚期则是生物的复苏期，这时出现了不少的新生属种．在泥盆纪－石炭纪之交，在生物的演化史上又发生了另一次集群灭绝事件，虽然这次灭绝事件的规模远不及Ｆ－Ｆ事件，但使不少法门期的生物惨遭恶运，使刚开始的生物复苏的势头又受到了挫折，中断了它向辐射阶段演化的进程． 关于引发Ｆ－Ｆ灭绝事件的机制目前仍存在着地外（ｅｘｔｒａ－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和地内（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两种不同的解释，前者是指小行星对地球的撞击，后者是指广泛的海侵、海平面升降、气候     

滇中中元古代昆阳群的地震事件沉积 及其地质意义

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作为一种灾害性的地质事件可以在地层中形成地震-海啸事件沉积记录.云南滇中地区中元古代大龙口组发育地震断裂层、微同沉积断裂、微褶皱纹理、泥晶脉(molartooth构造)、丘状层理等典型的地震-海啸沉积标志,并形成震积岩(A,包括液化泥晶脉灰岩、震裂岩、震褶岩、自碎屑角砾岩和内碎屑副角砾岩等)、海啸岩(B,具丘状层理或平行层理的内碎屑灰岩)及背景沉积(C)三个沉积单元.它们组合成A-B-C,A-C,B-C等3种类型的沉积序列.这些沉积序列分别代表地震-海啸-背景沉积(地震引发海啸)、地震-背景沉积(地震未引发海啸)、海啸-背景沉积(远离地震中心)的事件沉积序列.滇中地区中元古代处于裂谷盆地的构造背景下,大龙口组的地震事件沉积是裂谷盆地构造活动的沉积响应.     

湖北崇阳地区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介形虫化石及其对灭绝事件的响应

在湖北崇阳二叠系-三叠系界线附近地层中共获得400余个介形虫实体标本,归属4科10属30种.其中在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界线之下长兴组灰岩中发现6属20种,大灭绝界线之上微生物岩中发现7属11种.崇阳微生物岩中的介形虫化石与前人在广西和重庆地区微生物岩中发现的介形虫不但在属种类型上存在差别,而且可作为海水含氧量指标的滤食性分子所占的比例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华南地区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后古海洋环境的多样性.在纵向地层序列上,崇阳剖面介形虫化石的分布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在大灭绝界线之下200cm处部分介形虫已开始消失,界线附近再次遭受灭绝,在灭绝界线之上微生物岩的顶部部分属种再度消失.崇阳剖面介形虫的这种分阶段、多幕式演化规律表明,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这一全球重大地质转折期,作为大灭绝后仅存的几类多细胞生物的介形虫所遭受的损失是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碳同位素测试分析也显示,古海洋环境的变化早在大灭绝界线之下200cm处就已开始.碳同位素曲线的波动与介形虫属种类型的变化和消失相关,但与介形虫化石的丰度变化没有必然联系.     

塔里木早二叠世大火成岩省

塔里木早二叠世大火成岩省是继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之后在中国境内确认的又一个大火成岩省,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论文系统总结了塔里木大火成岩省近20年研究取得的成果,指出了下一步重点研究领域.塔里木大火成岩省火山岩的残余分布面积大于25万平方公里,最大残余厚度达780 m,大规模玄武岩的喷出发生在290～288 Ma期间,属于快速喷发的大火成岩省岩浆事件.塔里木大火成岩省中最为发育的玄武岩和辉绿岩岩墙的微量元素特征与OIB的特征相似,且以高钛型为主体;但在同位素特征上明显的可以分为两类,柯坪地区玄武岩具有负的εNd值,重稀土值相对较高,来自富集型地幔;塔北玄武岩和辉绿岩具有正的εNd值和相对低的重稀土值,来自亏损型地幔.早二叠世大规模地壳抬升、苦橄岩与大规模岩墙群发育和瓦基里塔格大型钒钛磁铁矿矿床都支持塔里木大火成岩省与地幔柱活动有关.塔里木大火成岩省与中亚地区广泛发育的二叠纪基性和超基性岩浆作用存在着时空联系,它们是代表了一次具有重要地球动力学意义的构造岩浆事件.论文指出了塔里木大火成岩省的深部地质过程、成矿作用、与地幔柱关系、与盆地环境变化和生命演化的关系及其大火成岩省的地球动力学意义等方面研究将是下一阶段的重点研究领域.     

早二叠世-中三叠世四川盆地热演化及其动力学机制

四川盆地位于扬子板块西缘,是我国重要的含油气盆地之一.早二叠世-中三叠世是盆地发育及热演化的重要时期,其间经历了区域岩石圈拉张和峨眉山玄武岩活动两个重要构造热事件.本文采用地球动力学模型,分别模拟研究了区域岩石圈拉张和峨眉山玄武岩对盆地热演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时期岩石圈在拉张作用下温度场基本上处于增温状态,盆地基底热流也随时间整体呈增加趋势.但由于拉张系数较小,岩石圈的减薄量有限,受到的热扰动也不大.岩石圈拉张造成盆地基底热流升高约20%,最大基底古热流出现在早三叠世,约60～62mWm-2.地幔柱模型显示,地幔柱活动对岩石圈热状态具有很大的影响,其影响主要集中在地幔柱头上方（内带）,而四川盆地所处的外带及以外地区受到的影响很小.部分喷发到盆地地表的岩浆对盆地烃源岩热演化会有剧烈的影响,但影响时间和范围均有限.因此,早二叠世-中三叠世四川盆地热演化主要受区域岩石圈拉张控制,并在川西南局部地区又叠加了峨眉山玄武岩的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