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纳斯图瓦村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查喀纳斯景区及周边三个图瓦村落旅游开发十余年来的社区参与情况,分析得出:(1)图瓦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的类型属于“被动参与”型,以个体经营为主;(2)图瓦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对旅游培训和就业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愿,但在旅游投资、规划、决策和景区管理方面参与意识淡薄;(3)...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进展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并研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相关问题,是社区可持续旅游的必要问题。文献搜索方面,外文文献以Web of Science中2007～2017年48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中文文献以CNKI中2007～2017年490篇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利用信息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所收集的数据分析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并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中研究者们所关注的相关问题与热点。国外文献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主体、居民参与感知、态度和影响以及管理等方面;国内主要包括社区参与旅游模式、相关理论、社区参与权利、居民参与、存在的问题与影响等5个方面。最后从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社区增权以及研究主体等方面进行国内外研究比较。     

基于社区的旅游规划方法

系统构建了基于社区的旅游规划方法体系,并从可操作层面上提出规划实施的技术方法,如社区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评价体系、协同决策模式、社区参与三维体系、差距分析模型、社区参与实现机制等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技术方法,以促进社区参与到旅游规划的每个阶段中去.     

基于政府共信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研究

基于共生理论,构建政府共信下的民族旅游社区多元主体共生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政府与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共生关系,确定政府与居民、企业、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结果表明:在民族旅游社区,政府与企业、居民、游客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共生关联度从强到弱依次是企业、游客、居民;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分别共有5个共生因素;政府与居民之间、政府与游客之间分别共有4个共生因素。政府-政府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责任共担,政府-居民间的共生关键因素则是热诚参与,政府-企业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公开透明,政府-游客间的共生关键因素是满意度。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乡村旅游开发对地方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例

地方性概念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逐步受到学者们广泛关注。地方性是乡村旅游开发的根本吸引力,但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乡村作为被消费的场所,地方性日益淡化。因此对乡村旅游过程中地方性的关注十分必要。本文基于地方居民角度,以福建省永定县洪坑村为案例,对其地方性进行解读并分析影响因素与机制,弥补了国内目前多从游客视角对旅游地地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物质形态、内在文化和活态环境共同构成乡村旅游中地方性的表现形式;经济、制度、文化三个因素通过利益、博弈和内涵驱动共同对地方性产生作用;地方居民具有主体与客体的双重身份。最后,从加强村民社区参与、改革政府管理模式与旅游规划等方面对洪坑村旅游开发提出对策与建议。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中西差异

在中国不同地区案例调查的基础上,结合西方学者的案例材料,探究中国和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不同之处,并进一步发掘两者形成差异的深层原因。基本结论为中西方社区参与的差异明显,主要表现在：参与的社会意义不同,旅游是西方社会当地社区发展的力量之一,但却是中国当地社区发展的主导力量;所追求的利益点不同,西方在追求旅游发展的经济利益的同时看到了旅游所带来的或潜在的负面影响,中国的社区参与注重单纯的经济利益诉求;参与各方的主动性不同,西方的社区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而中国社区几乎都是被动参与旅游;参与方力量对比不同,西方社区、企业、政府等各参与方之间力量对比相对均衡,而中国各社区参与方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参与的发展阶段不同,西方走得比中国更远。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差异出现的深层社会文化原因为民主化进程不同、NGO和NPO等民间组织的发育程度不同、旅游发展阶段不同。     

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分析

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研究以希拉穆仁和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借助社会统计软件工具,分别就社区居民对草原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的感知和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行为的感知和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可知：（1）草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比较强烈;（2）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正效应持积极态度;（3）对旅游发展促进居民素质提高比较认同;（4）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5）对旅游发展影响的负效应持中立态度。最后希望政府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旅游相关的教育培训,以培养其参与旅游发展和利益分享的技能。     

基于文本挖掘的城市旅游社区形象感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城市旅游社区是承载多元文化、彰显城市魅力的空间载体,是城市旅游特色目的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点评客观地记录了游客对旅游地的感受,为城市旅游社区形象感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运用文本挖掘法对旅游者发表在百度旅游、携程旅行网等有关北京市典型城市旅游社区的点评进行质性研究。通过分析国内旅游者对南锣鼓巷地区、798艺术区、三里屯、什刹海、大栅栏地区等5个旅游社区认知形象、情感形象和总体形象感知,得出以下结论:(1)城市旅游社区认知形象要素可归纳为建筑类、饮食类、文化类、相关地名、(适游)群体、业态等6个群组;(2)各旅游社区情感意象各有特点,体现出一种对认知形象的延伸,但总体而言,文化和氛围类的情感意象较为突出;(3)旅游者对旅游社区的情感态度以喜欢和肯定为主,但在文化理解和感受等方面,各旅游社区存在差异;(4)旅游社区的类型可归纳为历史文化型、现代文化型、综合型。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西安市多利益主体旅游供需协调感知差异

以入境游客、旅游企业、居民、政府4个利益主体为研究对象,基于设计的22项关于旅游供需协调的测量条款数据,采用均值和方差分析法,对西安市旅游供需协调的感知及其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四大利益主体对旅游吸引物要素中的城市风光、旅游景区价值和类型以及民俗风情感知度普遍较高。(2)入境游客与旅游企业、居民间的感知差异较显著。(3)四大利益主体对旅游接待设施的感知差异较小。(4)旅游企业与居民在市内交通和景区内部交通感知差异显著。     

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与应用

建立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熵权层次分析评价模型,以周庄、同里、西递、宏村为研究对象,对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参与度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1)旅游规划与决策参与度是影响传统村镇旅游地社区总体参与度的关键性因素;(2)西递处于社区高度参与状态,周庄、同里、宏村处于社区中度参与状态,四个旅游地社区参与度由大到小的顺序为:西递＞周庄＞同里＞宏村;(3)我国传统村镇旅游地居民参与旅游规划与决策的程度偏低,成为影响社区参与度总体得分和社区参与层次的主要原因;(4)导致社区参与度差异的主要因素为传统村镇旅游地在景区经营管理模式、旅游地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社区旅游制度和政策、社区形态与旅游资源属性上存在差异。     

认知重构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演化 ——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旅游创新年谱,识别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的认知基础和认知维度,探究认知重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由旅游服务创新主导向旅游体验创新主导演化。(2)客体变迁与认知主体学习驱动村民四维认知重构,并通过旅游创新主体多元化以及路径创造推动旅游创新演化。(3)传统村落家的体验将深层次化,真实性将得到重构;自组织旅游创新演化将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社区旅游创新既是村民对家的重塑和美化,也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传承与嬗变：广州市小洲村的空间转换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影响下,广州市小洲村因从典型的岭南水乡古村逐步演化为创意艺术与旅游空间而成为关注热点。空间生产理论为揭示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与重构提供了理论工具。运用实地考察法、访谈法、文本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围绕“空间转换的过程”“空间生产主体及作用”“空间生产的结果及机制”等问题,探讨不同发展阶段各空间主体对小洲村的建构过程以及结果,构建“时间—空间主体—空间”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① 小洲村经历了岭南水乡古村落的自然发育阶段、艺术精英自发集聚阶段、乡村旅游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阶段三个空间转换阶段,并分别形成了对应水乡古寨的生产生活空间、艺术创意空间、创意旅游商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② 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游客等空间主体的加入,使小洲村由单一空间主体（村民）转变为多元主体。③ 在资本城乡不平衡发展机制下,创意阶层、政府、资本、村民、游客等空间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小洲村的空间转换中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中当地村民、创意阶层和游客发挥着自下而上的能动作用;政府起到自上而下的管治作用,但在村民的空间抵抗下效果甚微。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村庄整治规划过程优化——以宁夏西吉县洞洞村为例

新农村建设掀起新一轮村庄整治规划高潮,但很多村庄规划仍延续"自上而下"模式,政府和规划师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村民和村集体往往处于"失语"状态。以生态移民为目的,宁夏西吉县洞洞村"被动式"移民安置带有典型的"自上而下"式的特点。通过对洞洞村移民安置产生问题的反思、对事件中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联和利益诉求分析,探讨基于多主体参与的村庄整治规划过程优化的可能性。从各参与主体利益协调的视角出发,搭建共同参与规划决策的实现平台——驻村规划小组,使各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到村庄整治规划工作的各个流程,构建一种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多主体共同参与的"自下而上"式规划决策的过程优化机制。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治理模式转变与发展要素互动——以四川省成都崇州市竹艺村为例

全球地方化背景下如何通过旅游治理发挥要素优势成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以四川省竹艺村为例,从发展要素视角探析从LOT（Lease-Operation Tourism）模式到LOT-CBT（Community-Based Tourism）融合模式转变中乡村旅游发展要素的互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旅游治理模式决定了发展要素的互动关系,要素的互动关系亦推进了旅游治理模式的转变,两者之间呈现循环往复的作用路径;② 不同主体对发展要素的利用与整合能力存在差异导致其从旅游业中获益程度不同;③ 不同旅游治理模式融合下竹艺村形成了竹艺村-乡村企业-农户家庭层层嵌套的3层旅游发展层级;④ 社工的进驻推进了模式融合和发展要素的层级间流动,实现了2种模式优势叠加。     

基于场域理论的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复建房社区为例

以广州市猎德复建房社区为案例，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剖析改造后村民市民化进程问题；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质性分析方法，从经济融合、社会文化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4个维度探讨村民的市民化水平。结果表明，由于村社共同体这一特定场域的延续，村民经济资本转化不畅，村民的社会、文化和象征性资本相对匮乏以及村民既有惯习的固化和自我改变动力的缺失，尽管村民在改造后经济状况、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村民仍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在经济融合层面就业难题尚未解决，在社会文化适应层面老一辈村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固化，在结构融合层面社会网络拓展受阻，在身份认同层面对市民角色的认识不足。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应当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大力推进村社共同体转型，并将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视作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切实提升村民的人力与社会资本，促进村民融入城市社会。     

赋权视角下的乡村规划社区参与及其影响分析——以陈庄为例

面向乡村振兴的规划需要真正的社区参与,已有研究多聚焦于规划技术改进,对村民参与主动性关注不足,更受制于村民较弱的参与能力。本文从赋权理论激发弱势群体权能的新视角出发,以江苏省句容市陈庄的社区参与乡村规划试验为例,结合社区心理学行为分析的“认知-情感-互动”逻辑,构建乡村规划赋权作用于社区参与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模拟参与选择、活动参与度和组织化程度三方面测度社区参与行为及其变化。研究通过三年半共计84次跟踪调研的参与式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收集村民、规划团队、政府言行的全过程资料,分析得出：针对不同规划阶段社区参与的特定目的,规划采用差异化的赋权策略,对社区进行了很高程度的信息、教育和制度赋权。尽管规划中后期的实际参与率稍低于初期模拟的参与意愿,但赋权仍维持了较高的社区参与广度,且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深度,包括村民参与动机的转变以及个体学习、集体行动等参与能力的提高。赋权的作用,通过增加村民的信息与知识、增强村民的信心和责任,进而改变村民对规划、社区发展和自身的认知、情感以及互动能力这一传导路径得以实现。研究深化对乡村规划社区参与行为的认识,并对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与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分析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被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评判依据,在我国的研究日益凸显。但是,中国国情复杂,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欠发达地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系统加以分析。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有:开发条件、资源禀赋、管理指导、居民素质、市场竞争能力、旅游发展状态。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内部系统主要由当地政府、旅游企业、当地社团、社区居民构成,外部系统的是由社区外部利益者和外部环境构成。经过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内外部关系分析,得到内外部影响因素间的耦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