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模式对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影响

利用python程序语言开发了基于百度地图导航服务的批量路径时间查询平台,并结合最邻近设施时间和累积机会成本方法度量了居住单元与中心商业区（CBD）、与行政服务中心、与大型医院、与火车站、与飞机场的可达性;然后,着重对比分析了2种公交模式（有/无地铁）下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的差异。实验结果表明：① 与基于ArcGIS网络分析法等传统方法相比,基于“门到门”互联网路径规划服务API方法计算的出行时间成本能够较为精确、便捷地用于度量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避免了人工构建复杂路网数据集的工作量,而且更具时效性;② 融入地铁网络的公交模式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居住单元至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尤其是地铁沿线“廊道”以及重要交通设施（如地铁站点）邻近区域最为显著;③ 居住单元至邻近CBD的可达性变化显著集中于0~30 min,30 min时间阈值内公交（有地铁）模式下累计的人口和面积分别是公交（无地铁）模式的1.7倍和2.2倍;④ 居住单元至邻近火车站的可达性变化显著集中于0~30 min以及30~60 min,30 min时间阈值内公交（有地铁）模式下累计的人口和面积分别是公交（无地铁）模式的8.9倍和3.0倍,60 min时间阈值内累计的人口和面积分别是公交（无地铁）模式的1.5倍和1.9倍;⑤ 居住单元至邻近飞机场的可达性变化显著集中于60~90 min以及90~120 min,90 min时间阈值内公交（有地铁）模式下累计的人口和面积分别是公交（无地铁）模式的12.6倍和6.6倍,120 min时间阈值内累计的人口和面积分别是公交（无地铁）模式的2.0倍和3.6倍;⑥ 居住单元至所属行政中心、至邻近大型医院的可达性在各个时间间隔及阈值范围内亦有相应幅度的改善。此外,运用本文的技术方法还可获得更完整、真实的其他交通模式（如汽车、电动车、自行车、步行等）接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情形,为进一步研究非汽车模式下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提供参考,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性的发展。     

多交通模式下的小学教育资源空间可达性分析

基于可达性相关理论,运用两步移动搜索法以及基于Huff模型修正的三步移动搜索法,以宁波市原海曙区的小学为案例,分别在步行模式、公共交通模式以及驾车模式下对该区所有小学的教育资源可达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海曙区的教育资源高可达性区域主要分布在道路网络发达、学校规模较大以及公共交通网络发达地区,低可达性区域主要分布于边缘地区;不同交通方式下的可达性有明显差异,驾车出行方式可达性优于公共交通方式与步行方式;基于Huff模型修正的三步移动搜索法对步行模式下的可达性修正效果明显,对公共交通模式以及驾车模式的修正效果一般。基于分析结果,本文对促进海曙区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建议。     

改进潜能模型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可达性测度方法——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主要为城市居民提供高效出行服务,故其可达性情况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稳定运行。针对传统的潜能模型对居民的交通站点选择影响因素考虑较少的问题,本研究使用改进潜能模型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可达性进行度量研究。首先,利用复杂网络理论,考虑公共交通线路和站点的度中心性、介数中心性和接近中心性构建出一种综合中心性度量指标;其次,引入潜能模型并考虑人口空间分布,建立顾及人口空间异质性的改进潜能模型,进而结合综合中心性度量指标提出一种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可达性测度方法;最后,为评价方法的有效性,以成都市中心城区为例,对融合地面公交网络和地铁网络的公共交通网络进行实验分析。结果表明：武侯区和锦江区的公共交通可达性较优,成华区和金牛区的可达性较差;可达性的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城市几何中心处和武侯区与锦江区的交界处。研究结果较好地反映了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系统的可达性情况,可为进一步评价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可达性提供方法支撑。     

基于GIS的公园绿地可达性与服务水平研究——以长沙市岳麓区为例

可达性作为城市绿地评价的重要指标愈加受到重视。在计算方法上,GIS网络分析法以实际交通网络为基础,相比于其他直线距离测算方法,从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公园绿地的可达性,因此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以长沙市岳麓区为例,运用GIS软件的网络分析法,基于步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3种交通出行方式,定量分析了不同等级公园绿地的可达性。研究结果表明:长沙市岳麓区公园绿地整体步行可达性较差,15 min有效服务范围仅覆盖了研究区域的22.4%;社区级公园的步行可达性较差,仅有14.5%研究区域内的居民可以在15 min内到达最近的社区级公园,而基于非机动车的可达性较好,大部分居住区域的居民(占比76.2%)可以在15 min内到达最近的社区级公园;风景名胜级公园的非机动车的可达性较差,15 min可达的有效服务面积占比为30%,而机动车的可达性较好,20 min可达的服务面积覆盖了大部分研究区域(占比82.2%)。     

城市医疗设施空间分布合理性评估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居民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不断的增加,医疗设施作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公共设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城市的不断扩张导致医疗机构的分布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城市规模,如何能够将有限的医疗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并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居民的需求成为当下研究热点。本研究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IS）空间分析技术,根据统计资料建立武汉市中心城区交通网络、医疗机构分布、人口等数据库,分别从可达性和公平性角度评价武汉市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合理性,并利用地理空间可达性评估法和基于交通网络行进时间成本法分别对武汉市中心城区医疗设施可达性进行评价。就医可达性评估显示,武汉市居民就医便捷程度总体上较好,并以长江和汉江的交界地区为中心,呈四周放射状分布。通过引入需求指数、医疗机构规模、区域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利用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分层异质性评价医疗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公平性。结果表明,武汉市医疗机构分布按人口分布合理,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分布在人口密集的主城区;地理分布上城郊地区医疗机构相对稀少。最后,依据可达性和公平性评价结果,对武汉市医疗设施布局提出合理化建议。在城市规划发展中,应更多考虑改善郊区等交通欠发达区域居民的就医条件,从而完善城市医疗设施分布。     

基于网络地图的多交通模式医疗设施可达性分析

由于城镇化发展迅速、居民对医疗服务需求的提高,使得城市人口密集区域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因此进行医疗服务设施可达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医疗数据来自于福州市卫健委,利用爬虫技术获得小区户数进行人口估算,基于早、中、晚各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计算居民点到医疗服务设施的最优路径旅行时间,并绘制医疗服务等时区,利用高斯距离衰减函数改进的两步移动搜法（Gaussian-Two Step Floating Catchment Area Method, Ga-2SFCA）,考虑出行模式,对福州市主城区二级以上医院进行可达性分析。结果表明：① 驾车出行模式下,医疗服务覆盖率和居民就医可达性要明显好于公共交通出行模式;② 驾车出行模式下,医疗服务可达性受出行时段影响较大;而公共交通出行方式下,各时段差异较小;③ 随着时间阈值的增大,居民点的医疗服务可达性等级提升,且高等级可达性范围逐渐扩大;④ 驾车模式下的医疗可达性空间分布和道路保持一致,呈现出“环线层次”的现象;而公共交通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布由于受到城市公交微循环系统的影响,呈现出“轴向扩张”的现象。     

骑行替代步行后公共交通可达性改善效果评估方法

改善末端的慢行环境是提升绿色交通出行竞争力的关键问题。既有研究多针对出行效率问题分析地面公交末端出行的改善效果，未充分考虑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本文融合多源交通大数据构建“门到门”精细尺度的公共交通出行链，提出步行和骑行等两种方式下公共交通全过程出行时间的计算方法，据此构建基于累计机会模型的末端出行改善效果的评估模型，研究骑行替代步行后公共交通可达性改善效果。该方法两步计算具有计算量较小和数据更新机制灵活的特点，适应于大空间尺度公共交通可达性研究。基于2020年北京的案例研究表明：骑行替代的公共交通出行时间平均减少315 s，降低幅度达12.8%；末端出行效率的提高改善将进一步提升就业、医疗、餐饮、绿地、购物和休闲等城市居民活动的公共交通可达性，其改善幅度达90%、74%、94%、33%、107%和77%，且改善的区域聚集于中心城区和外围居住组团。另外，公共交通可达性改善效果呈圈层径向递减的空间特征，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的主干网络，就业、医疗、餐饮、绿地、购物和休闲活动提升效果分别为地面公交的1.43、1.43、1.70、1.42、1.70、1.71倍。     

基于多源数据的北京市儿童专科医院空间可达性研究

儿童专科医院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对提高儿童就医可达性和改善儿童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北京市出租车轨迹、医院及人口等多源数据,运用增强两步移动搜寻法分析了北京市六环内儿童专科医院的潜在就医可达性和实际就医可达性。结果表明：六环内儿童专科医院的潜在可达性分布不均,五环与六环间的西北部、西南部和东部地区是明显的缺医区;六环内实际可达性均值高于潜在可达性,但空间差异性更大;潜在可达性的评价结果低估了三环内及规模较大医院周围地区的实际可达性,而高估了三环到五环之间区域的实际可达性。研究结果揭示了儿童专科医院医疗服务供给的空间不平等性,有助于为促进北京市儿科就医均等化提供依据。     

居民出行视角下的北京市双枢纽机场可达性研究

相较于传统的网络分析,利用在线地图API可以更加准确地获取实时出行时间数据。本文基于高德地图API,在居民出行视角下解析北京首都国际机场（“PEK”,简称“首都机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PKX”,简称“大兴机场”）在驾车和公共交通2种出行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尝试对双枢纽机场可达性以及城市的“民航+城市交通”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 大兴机场的投用使北京市民航服务在空间分布上趋于“南北均衡”,两机场分别在驾车出行0.5 h和公共交通出行1 h的覆盖范围形成互补,有效提升了城市内部腹地的覆盖;② 在以北京为起止点的出行视角下,驾车出行的1 h覆盖范围开始出现重叠;而公共交通出行模式的1.5 h范围呈现重叠;③ 驾车出行模式下的机场可达性高于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且在公共交通出行模式下,北京市两机场1 h服务面积和人口数量均有待提高,亟需打造“1 h公共交通服务圈”;④ 在以北京为中转点的视角下,首都机场到各火车站的可达性高于大兴机场;未来应重点提升大兴机场-城市交通枢纽的可达性,以提升城市内部中转能力。本研究有助于为双枢纽机场城市的“民航+城市交通”一体化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四全”服务模式下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的可达性

"全流程优化审批、全区域便民服务、全业务网上办理、全节点效能监管"的"四全"服务模式是江苏省国土资源系统落实国家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其中"全区域便民服务"是打破原有行政界线,方便服务对象就近办理国土资源行政审批事项,为社会提供更为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本文在对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建设现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全省道路网络和居民点数据,采用成本距离栅格分析方法,以出行时间距离代替空间距离,计算和分析了"四全"服务前后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的可达性。结果显示: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在地区分布上差异较大,但居民点到达服务网点的时间距离大部分集中在30 min以内,"四全"服务前江苏省不动产登记服务网点的平均可达性值为32.5 min,"四全"服务后平均可达性值缩短至29.0 min(提升10.8%)。"四全"服务的实施加剧了江苏省城市之间可达性的差异(扩大5.0%),即高可达性城市得到进一步巩固,而低可达性的城市提升幅度相对较小。     

利用多源城市数据划定地铁站点吸引范围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各大城市的交通需求陡然增加,而地面出行所带来的堵塞和环保问题导致政府部门把目光转向地下交通发展,其中地铁是地下交通发展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准确划定地铁站点吸引范围,分析影响地铁站点吸引范围主要因素,不仅对于优化地铁交通服务和规划地铁周边建成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新建地铁站点设施规划具有参考价值。传统的地铁吸引范围划定方法大多依赖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的调查和经验意见,存在时间周期长且耗费巨大和吸引范围划定不准确的问题;而多源城市数据的涌现为量化地铁站点周边建成环境及客流空间分布、合理划定地铁站点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是高密度城市（如深圳、北京等）寻求的城市和交通和谐发展的重要选择,也是未来交通建设的主要参考理念。因此,从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视角出发,本文利用2017年的兴趣点、道路网络、公共交通线路等多源城市数据刻画地铁站点周围的TOD信息指标,利用K均值聚类进行地铁站点聚类,结合TOD指标的空间变化趋势,确定深圳市不同类型地铁站点的吸引范围。研究结果表明：① 基于TOD密度指标划定的地铁站点吸引范围能够揭示地铁站点的吸引范围的差异,且就业地点密度和土地混合利用度对地铁站点吸引范围的影响较大; ② 与城市非中心区域相比,城市中心区域的地铁站点吸引半径较小但出行需求较高,其凸显了地铁站点规划在空间服务密度和居民出行需求之间的取得均衡;③ 深圳市地铁站点吸引范围重叠与城市区域发展程度相关程度较高,可为利用现有地铁站点空间覆盖,发展城市功能集中区域提供参考。     

基于多源大数据的武汉城市圈城际通勤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在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随着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和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城际通勤现象越来越普遍,多源大数据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以武汉城市圈32个区县到武汉市中央活动区的城际通勤量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大数据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城际通勤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城际通勤量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在区县尺度呈现出从武汉市邻近区域向外衰减的分布特征,在乡镇/街道尺度呈分散点状分布特征。②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相比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拟合能力更佳,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和交通通达水平三类特征因素能够有效解释城际通勤量分布,其中人口规模和人工地表覆盖面积都与城际通勤量呈正相关,人民生活水平越高跨城通勤者越少,区域可达性的提升能使节点之间的城际通勤量增加。③各因素对城际通勤量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特征,常住人口总量对武汉市邻近区域影响较强,人均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的负向影响强度由东部向西部递减,人工地表覆盖面积的影响强度由西部往东部递减,公路可达性比列车可达性的影响更显著。     

基于改进引力模型的广场公园可达性研究

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自然环境被城市建筑所代替,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渐提升,居民开始越来越关注广场公园的休闲游憩功能,广场公园的可达性逐渐成为现代人选择居住小区的重要指标之一,如何客观真实地评价广场公园的可达性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距离摩擦系数β从0.6~2.2以步长为0.2变化时对可达性结果的影响,同时为了准确测定广场公园的可达性,将旅游域模型的思想首次应用至可达性研究中,对引力模型中的距离衰减系数β进行估计,最后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验证。结果表明：① 距离摩擦系数β较小的变化将对可达性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随着β的增加可达性计算值出现最大值越来越大、最小值越来越小、标准差越来越大的现象;② 基于旅游域模型的思想构建参数估计方法并选取5组不同实验对引力模型中的距离摩擦系数β进行估算,最终通过求取不同实验组的均值得β=1.70时的可达性评价结果更加可靠;③ 通过武汉市中心城区广场公园可达性的实例验证,结果表明优化后的模型在考虑广场公园规模与人口规模影响因子的同时,可以充分体现广场公园吸引力在距离衰减上的变化,更加客观真实地评价广场公园的可达性。     

重庆市交通网络的可达性时空特征及其演化规律

可达性是度量区域交通网络结构通达性的有效指标。本文以1997、2001、2004、2008和2012年为时间断面,以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为指标,对重庆市陆路交通网络中节点区县可达性时空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交通可达性总体呈现以主城区为中心向外围区域递减的“核心-边缘”模式,可达性等值线大致呈不规则环状分布;随着路网的不断完善,可达性水平由中心向外围呈圈层式优化,各区县的可达性有大幅度的提升,但不同阶段可达性提升幅度不同,第1、2阶段（1997-2004年）可达性相对第3、4阶段（2004-2012年）而言优化程度更为显著。由于可达性值变化幅度与其初始值有关,所以,边缘地区可达性值提高幅度始终大于中心地区,区县可达性差异逐渐缩小,可达性分布趋于均衡。由于空间经济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可达性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一定的互动耦合关系,交通网络的区域效应显得更为复杂。交通网络如何与城市体系合理匹配,形成良性互动的“交通-城市-经济”复合系统,是未来区域交通建设规划应该重视的内容。     

基于空间场-水文模型的城市影响腹地界定及其空间演变分析——以河南省地级城市为例

城市影响腹地范围的划分,在区域与城市规划中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本文从"城市结节性"和"空间交通可达性"两方面改进场强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与指标体系计算河南省城市结节性指数,利用累积耗费距离测算空间可达性,借助k阶数据场模型与水文分析模型,综合测度了1991年和2010年河南省17个地级城市的影响腹地范围及空间演变特征。研究表明,20年间河南省地级城市的平均可达本文时间从1991年的45.41 min缩短为2010年的33.03 min,空间场能显著增长且空间分异性显著。南阳的腹地面积增加最大,信阳的腹地面积缩小最大;安阳腹地面积增加率和漯河腹地面积减少率最大。郑州的腹地范围与其行政辖区偏移度最大。     

基于空间句法的地铁可达性评价分析——以2008年北京地铁规划图为例

可达性是城市规划、土地开发、房地产投资、交通管理等领域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论文结合乘坐北京市地铁更关心转换次数的特点,采用空间句法中平均深度值的形态分析变量,对2008年北京市各地铁线路、各起始站、各换乘站的可达性做了数量化的评价。评价结果表明,(1)空间句法是一种适于按线路单一票价计费的地铁评价方法;(2)基于空间句法的北京各地铁线路的可达性评价较为宏观、粗糙,而空间句法的北京各地铁起始站、换乘站的可达性评价则较为微观、精细;(3)2008年北京地铁的规划充分考虑了中关村地区、亚奥地带、西单、东单等地区旺盛的交通需求;(4)与市内其他地铁线相比,8号、9号地铁线的可达性较差,使用率可能会较低,建议结合OD流调整班次或车长,以降低运行成本。     

不同测算方法下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对可达性的影响分析

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导致了可达性随时间的变化,相关研究表明忽略行程时间不确定性会高估可达性水平。既有可达性研究往往用行程时间可靠性表示行程时间不确定性,但未考虑不同可达性模型结果的差异以及行程时间可靠性价值。本文结合各OD之间的行程时间分布特征,构建方差型的行程时间可靠性来描述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并进一步将行程时间可靠性纳入到广义出行时间成本中,建立了时间距离模型、潜力模型、累计机会模型和高斯模型4种基于位置的可达性测算方法,以比较在不同测算方法下,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对可达性的影响。深圳的案例研究表明：① 忽略行程时间不确定性会使全区域的可达性至少被高估5.04%,最大被高估95.04%。潜力模型、时间距离模型、累计机会模型和高斯模型的高估幅度由低到高;② 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对可达性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阈值越高,可达性受影响的程度越小;③ 从空间分布来看,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对可达性水平高和低的区域都有一定影响。若不考虑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可达性高的区域高估值大,而在可达性低的区域,可达性高估的百分比较大,高估百分比中位数的差异程度最大可达77.1%;④ 行程时间不确定性对潜力模型可达性分类的影响最小,对累计机会模型差异的影响最大。可达性使用者应充分考虑研究区域实际情况,结合可解释性与理论性偏好,进而选择合适的可达性模型和评判标准。     

典型贫困山区旅游景点可达性评价方法研究

旅游景点的可达性水平不仅可以反映游客到达的方便程度,也用来衡量区域旅游业发展的潜力,而对于贫困山区旅游景点的可达性研究还可为旅游扶贫的开展工作提供理论参考。本文聚焦典型贫困山区,探究交通成本及复杂地形特征对旅游景点可达性的影响。首先,文章通过连接度指数和通达度指数的相关分析,了解研究区旅游网络的整体连通状况;然后,运用累积耗费距离法,分别基于不同等级交通因素和坡度、海拔等地形因素,对研究区旅游景点可达性和县级行政单元整体可达性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了一种综合考虑交通因素和地形因素的可达性评价方法。研究表明：交通因素分析法弱化了水域对于可达性的阻隔作用;地形因素分析法忽视了交通条件对于可达性的影响;而综合考虑不同等级交通因素和复杂地形因素的可达性评价方法,既可有效识别水域对于贫困山区旅游景点可达性的阻隔作用,也体现了交通条件的改善对于自然环境下可达性水平的提升作用。     

珠三角城市群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空间特征和可达性测度

利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析和构建“D-D(景点-景点)成本”可达性模型,结合公路网结构,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空间分布与可达性。结果表明:①珠三角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基尼系数为0.4027,分布态势不均衡,整体上呈现“东岸多、西岸少”的空间格局,形成以“广州-佛山”“深圳-东莞”两个密集中心,并有较为明显的沿海、沿交通干线分布的特征。②珠三角4A级及以上旅游景点平均通行时间在71.01~243.97 min,均值为103.59 min。可达性系数极差为1.659,平均值为0.998,其中67个景点低于平均值。③景点可达性空间分布不均衡,有较明显的中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结构,广州市、佛山市地区属于可达性最高的区域,主要与景点空间分布集聚程度和景点周围公路等级结构有关。     

基于实时路况的成都市医院可达性分析

以社区居民点为研究最小单元,利用高德地图获取高峰及平峰时间段的实时路况信息,计算基于实时路况的社区居民点至医院的最优路线下的通达时间,采用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对医院进行可达性分析。搜寻分析了成都市五城区704个居民点在工作日6个时段内到达99所二级以上医院的可达性。结果表明:在15 min阈值内,成都市就医可达性时段差异显著,各时段可达性一般及以上的等级累积频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夜晚、中午、上午、下午、早高峰、晚高峰。可达性分布不均衡,随着搜寻阈值的增大,可达性等级有向较好和一般等级靠拢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