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3.5 ka B.P.嵩山南麓的史前社会对逆向环境的适应

聚落和生业是史前社会对逆向环境适应研究的重要内容。嵩山南麓地区在龙山晚期聚落众多、邦国林立,是开展史前聚落研究的理想区域。基于考古文献和Arc GIS工具,文章分析了龙山晚期和二里头时期聚落的时空变迁、生业结构和史前社会的地缘格局,认为:(1)新砦期(约3. 9～3. 8 ka B. P.)气候趋于冷干且洪水灾害频繁,加之部族冲突致使本区聚落的重心在二里头时期(约3. 8～3. 5 ka B. P.)从颍河上游地区转移到双洎河中游一带;(2)颍河上游在龙山文化晚期的作物组合是粟、黍、大豆、稻谷,驯养动物组合是猪、狗、黄牛;二里头时期的生业经济结构则得到优化:种植业引进了小麦、养殖业引进了绵羊,生产工具出现了耒、耜,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3)龙山晚期的颍河上游地区的城邑聚落众多,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酋邦内部推行"能人治理"机制,而且不同集团间的文化融合亦促进了史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早期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经济基础和政治架构。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群划分研究

以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为研究对象,以GIS技术为支撑,考虑聚落间的空间关系及地形与水系对聚落群的影响,改进K-medoids方法,利用聚落的加权距离代替欧氏距离,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划分为三大聚落群。伊河、洛河、涧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龙山时期古人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从龙山到夏商时期,有可能受到不可抗拒的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而逐渐走向衰退。沙河、汝河流域聚落群4个时期的聚落数量均较少,说明不太适合古人类居住。贾鲁河、双洎河、颍河流域的聚落群从裴李岗到夏商时期,聚落数量不断增加,说明该地区古人类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活跃。通过聚落群划分研究,揭示史前聚落空间分布特征,更深入地了解史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     

集聚、迁徙与动态均衡：嵩山周边史前聚落的空间格局

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环境指标测试方法,探讨嵩山周边的颍河上中游地区(龙山晚期,约4.2～4.0 ka B.P.)、双洎河上游地区(新砦时期,约4.0～3.8 ka B.P.)和洛阳盆地的伊河—洛河中游地区(二里头时期,约3.8～3.5 ka B.P.)的3个遗址群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1)标准差椭圆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结果显示,颍河上游聚落群和二里头聚落群的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集聚度分别为0.21,0.66;而新砦聚落群的集聚度仅为0.04,聚落呈显著的离散特征。(2)Voronoi资源域分析显示,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时期聚落的资源域逐渐减小,由6.83 km²减少至0.36 km²,表明单位土地的农业效率显著提高。(3)聚落的位序-规模拟合结果显示,颍河上游聚落和二里头聚落的首位度突出,核心聚落规模较大,空间集聚维数大于1,反映两个时期聚落规模的两极分化较为显著。(4)集聚是史前聚落空间均衡的一般模式,随着生产力发展而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格局。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时空模式研究

本文利用GIS空间分析、模型分析,按照裴李岗（9000-7000 aBP）、仰韶（7000-5000 aBP）、龙山（5000-4000 aBP）、夏商（4000-3000 aBP）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9000-3000 aBP）聚落的空间分布形态、演化特征及其形成机制进行研究与分析,提出了一套适应于史前聚落时空分布模式研究的分析方法。结果表明：① 环嵩山地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史前聚落均具有集聚型空间分布特征,其中裴李岗和夏商时期聚落分别具有2个集聚中心,仰韶和龙山时期聚落分别具有3个集聚中心;② 区域史前聚落空间分布重心具有由南向北迁移的特征。裴李岗时期聚落以分布于南部地区为主,仰韶聚落分布重心开始向北部迁移,这种态势在龙山时期仍在持续。夏商时期,聚落分布形成了以嵩山北部为重心的东西分异特征;③ 史前聚落空间分布总体形态及演化特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条件与人类文化演进关系密切。以狩（渔）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使得裴李岗聚落主要分布于近山丘陵岗地与近水高台地两种地貌单元。全新世中期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对于南部平原地区影响较大,近山地区地势较高、顶面平坦的地貌单元成为仰韶、龙山时期聚落营建与开展农业生产理想的场所。夏商时期社会形态的复杂化使得聚落具有围绕都邑性中心聚落集中分布的趋势,嵩山北部也成为聚落分布的核心区域。     

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与环境三维可视化分析

利用GIS技术实现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与环境的三维可视化,制作了环嵩山地区史前聚落分布与环境三维效果图.依据三维效果图与区域环境演化特征,将环高山地区划分为河水(古黄河)、淮水与济水(古济水)3个水系区,并统计分析了3个水系区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的遗址分布特征,以此探讨了该区域史前人类迁移的环境背景.希望能为区域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依据,并能为其他区域聚落考古三维可视化与空间分析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从而推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     

河南省史前人类遗址的时空分布及其驱动因子

基于ArcGis10.0 平台分析了河南省史前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的空间分布、濒河性、空间集聚度等指标。结果显示,18.8%的仰韶期遗址分布在河流的1 km缓冲区内,而龙山期遗址只有16.5%,其濒河性呈减弱趋势。豫西山区、南阳盆地、颍河-淮河地区龙山期遗址的空间集聚度比仰韶期分别增加了0.006,0.016 和0.021,暗示龙山时期的自然条件逊色于仰韶期导致人类活动范围受到局限。遗址密度3-D分析表明,河南地区史前人类活动格局从仰韶期的“单核型”演化为龙山时期的“多核型”。这种空间格局的变化可能与5.4 kaBP降温事件相关,而且龙山期的气候特征与仰韶时期相比显得温凉、干燥,加之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口增加促使史前人类活动核心区从豫西山区向豫东平原和豫北平原地区扩散。同时4.0 ka BP前后河南地区的干旱、洪水、低温等自然灾害频发亦加速了人类活动范围的快速扩展,并且石家河、大汶口、关中等史前文化类型向河南地区的渗透,造成河南龙山文化类型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布的复杂化。而全新世早期的裴李岗遗址和晚期的二里头遗址数目较少且均匀分布于嵩山两翼,初步推测环嵩山地区是河南史前文化的肇源地区。     

史前聚落地理研究综述

史前聚落地理伴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对史前时期自然和社会研究兴趣的增长而兴起。本文根据国内已有的文献,在概括史前聚落地理研究主要内容与特征的基础上,对史前聚落地理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有关问题进行了评述,主要集中于史前聚落分布研究、聚落选址研究、聚落演化研究、区域环境与史前聚落关系研究、史前聚落与文化因素关系研究、史前聚落相互关系研究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史前聚落地理研究对环境考古学、地理学、聚落考古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该项研究仍存在学科联系不紧密、单因素解释模式较为片面、学科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作为一项多学科交叉研究,史前聚落地理必须通过地理学、考古学、第四纪环境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共同参与,并坚持以人地关系研究为主线,才能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南阳盆地新石器文化的地理分布、传播路径及生业模式

全新世以来南阳盆地的新石器文化以中原类型为主导,但源于汉水中下游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深刻影响了南阳盆地史前文化演变的内容和过程。除石家河期遗址集中分布于盆地南缘的低地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人类遗址均分布于100~200 m地势和缓的岗地区。盆地内史前文化相互角逐的动力源于中原型和江汉型两种原始农业的消涨,因而旱作农业快速发展期对应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南扩;粟作农业的衰落对应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北进。南阳盆地史前时期的生业模式序列表现为：仰韶文化早期的采集捕捞业、仰韶中晚期的粟作农业、屈家岭时期的稻作农业和石家河—龙山时期的稻粟混作业。其中,屈家岭文化后期生产工具的精细化、家庭畜牧业的规模化改变了先民的食谱结构。     

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

选取遗址面积、文化层厚度、重要遗物、重要遗迹4 个变量, 利用SOFM网络对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 个阶段分别进行聚类分析, 以此对区域不同时期早期聚落的规模等级进行划分, 其中裴李岗时期聚落划分为2 个级别, 仰韶、龙山时期聚落均划分为3 个级别, 夏商时期聚落划分为4 个级别。结果表明, 裴李岗时期区域聚落等级规模之间的差异不明显, 大致在距今5000 年左右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区域聚落规模等级出现分异, 这种分异在龙山时期得以延续, 并于夏商时期最终形成。此外, 规模等级划分结果还对于特定时期文化面貌的区域差异有所反映, 具体表现在裴李岗时期3 个区域所属的不同文化系统与夏、商文化不同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环嵩山地区9000 aB.P.-3000 aB.P.聚落规模等级研究发现, SOFM网络具有的邻近单元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特征可以降低遗址面积不准确性对于分类结果的影响, 非常适合于早期聚落规模等级的划分。     

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研究

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按照裴李岗、仰韶、龙山、夏商4个时期对环嵩山地区史前时期聚落选址与水系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聚落选址与水系存在密切的关系:(1)聚落选址偏好最强的地区位于距河流水平距离为200~300 m的地区,聚落分布数量随着距离水系水平距离的增大而减少,而且聚落选址距离水系的水平距离基本不超过3 km。(2)距离水系垂直距离为20 m的范围内是聚落选址偏好程度最强的地区,聚落分布数量随着距离河流垂直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水系垂直距离太大,不利于古人取水,垂直距离超过40 m无聚落分布,说明聚落选址对距离水系垂直距离的偏好度在40 m以内。(3)聚落选址偏好随着水系级别的增大而降低,裴李岗时期、龙山时期、夏商时期3级水系附近聚落密度最大,而仰韶时期1级水系附近聚落密度最大。有可能因为在仰韶时期,气候属于暖湿期,相对于其他3个时期来说,降水较多,3级水系水流量可能较大,没有1级水系附近的居住环境稳定。     

基于BCC-CSM1-1模拟的过去千年黄河中上游径流百年尺度变化的归因分析

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是全球变化研究领域的重点问题。论文采用BCC-CSM1-1模拟的过去千年(850—2012年)气候与水文变化数据,基于Budyko假设与傅抱璞公式开展了中世纪气候异常期(MCA)、小冰期(LIA)和现代暖期(MWP)黄河中、上游径流变化及其归因分析。结果表明：① 在3个气候特征期之间,上游地区径流与气候冷暖变化位相相同,MWP时期径流最高,LIA时期径流最低;中游地区径流则与气候冷暖变化位相相反,LIA径流最高,MCA径流最低。② 径流对各因子的敏感性不仅存在地理差异,而且受特征期之间气候冷暖转变的影响。中游地区径流对降水和潜在蒸发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大于上游,且在冷转暖过程中的弹性系数(绝对值)略大于暖转冷过程。同时,持续偏暖过程中、上游地表变化的弹性系数(绝对值)均明显大于暖转冷与冷转暖过程。③ 3个特征期之间径流差异主要由降水主导,地表变化影响甚微,但潜在蒸发的作用存在地域差异,上游地区潜在蒸发部分抵消了降水变化的贡献而中游地区潜在蒸发则加强了降水导致的径流变化。研究量化了黄河流域各因子对过去千年百年尺度径流变化的贡献,明确了不同气候转变期各因子贡献的差异,为更好地研究径流量多尺度变化及其成因奠定了基础。     

山东沭河上游流域考古遗址预测模型

以山东莒县沭河上游流域地区为研究案例,通过对大汶口、龙山和岳石文化时期遗址空间结构及其与环境特征的关系分析,建立了基于GIS的沭河上游考古遗址预测逻辑斯蒂回归模型,较为精确地分析得出遗址分布与地形高度、河流分布等因子间的定量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山东莒县沭河上游流域地区遗址点分布在高程较低和坡度低于3°的地方,说明遗址点多选择在较为适宜农业活动的地方;在遗址选择朝向上,整个研究区域的朝向分布比较均衡,但以西、西南、东和东南为主;史前人类的居住地主要沿支流分布,而远离干流,以避免洪水灾害的危害;随着时间的推进,遗址点所处位置的高程和坡度逐渐增高增大,距离河流的各种距离总体上也呈增加的趋势,这与人类克服环境限制能力的提高有关系。     

基于指数模型的郑州—洛阳地区史前聚落遗址空间分布

为了探究郑州—洛阳地区史前人类聚落遗址空间分布规律,在GIS 支持下,主要使用高程分析、坡度坡向分析和缓冲区分析等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分别获取4个史前文化时期聚落遗址分布与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离4种环境因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造适宜性指数评价系统,建立聚落遗址指数模型,将模型结果与遗址具体分布情况进行比较,阐述遗址分布的特征和原因,并据此解读史前人地关系演变。研究结果表明:① 史前人类遗址选址对上述4 因子具有强烈的选择倾向:地势较低的地区更有利于人类生活、交通和农作物种植;坡度较小的平原地带受地表径流势能作用相对较小,有利于建造房屋和抵御自然灾害;阳坡(朝南)不仅可在一定程度上抵挡风寒,也适宜植被和作物生长,有利于人类获得更多的生产、生活资料;而河流湖泊则可为人类提供充足的水源。② 在4个史前文化时期中,裴李岗时期的人类生存能力较弱,对环境依赖性较强,为谋求生存,必须尽可能占据环境最优区域;在仰韶前期和仰韶后期,人类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不仅能够选择条件较优的居住点,还开始扩展新的生存领域;龙山时期人类按自由意志活动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体现在遗址数量大幅增长,并开始出现社会分化现象,部分人群凭借某种特权得以优先占据条件最好的区域。     

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测度及空间模式探究

以11 188个自然聚落斑块为研究对象，基于场强模型，定量测度汾河流域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能，借助GIS技术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及驱动因素，进而探讨流域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模式。结果表明：① 城乡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差异显著，且空间分布极不均衡；纵向上中游流域高于下游流域高于上游流域，横向上河谷盆地区高于周边缓丘区高于两侧山丘区。② 聚落斑块发展潜能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性，高值斑块聚类显著；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且方向性明显，汾河主河道方向联动效应最强，空间联系最紧密；存在局域热点区，并呈现“主核–廊道–次核”的空间结构形态。③ 自然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共同影响着城乡聚落体系发展潜质及空间结构形态；融合发展采取非均衡增长路径，市、县、镇、村全局考虑，构建“强化核心点–培育发展轴–扶持特色区–带动全流域”的逐层推进式空间发展模式。     

Quantitative Classification and Ordination of Plant Communities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Based on vegetation survey data and environmental data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we conducted a quantitative ec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vegetation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study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44 sampling sites and 68 plant species in the study area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even subtypes: Artemisia minor + Stipa purpurea; Artemisia demissa + Stipa purpurea + Artemisia wellbyi; Kobresia pygmaea; Trikeraia hookeri; Sophora moorcroftiana + Cotoneaster multiflorus + Pennisetum centrasiaticum; Artemisia frigida; Potentilla fruticosa + Orinus thoroldii. 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DCA) indicated that both longitude and altitude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ite and species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addition, 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 revealed that in the upper and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Basin,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caused by longitude are the main factors controlling the 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of vegetation community types. Moreover, natural vegetation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desert steppe community (source area), alpine steppe community (middle reaches region), and shrub community (confluence of Yarlung Zangbo River and Nyangqu River).     

萨拉乌苏河对芦河的袭夺及其历史地理意义

通过对地形、综合地层剖面年代、遥感影像、历史地图和历史文献等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无定河上游历史时期河湖水系的情况。现今无定河上游，即萨拉乌苏河上游山区的水源地为袭夺无定河的另外一条支流芦河而来，且袭夺发生在北魏以后，明代之前。袭夺之前，东西向湖泽湿地的存在，影响了该区历史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主要表现在人类聚落选址、交通通道等。本研究为重新认识《水经注》中有关奢延水的记载提供了新的地理参照，有助于重建无定河上游的历史景观，同时为理解黄土地区的历史河流演化提供了典型案例，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变化与城市化双重作用下近城乡村聚落演变 ——以武汉天兴乡为例

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标图、GIS空间分析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解放初期至今环境变化、城市化与天兴乡聚落的演化关系,分析了其乡村聚落重构的动因。结果发现：1）天兴乡的发展演变先后历经初级发展、变革发展、转型重构发展等3个不同时期。2）天兴乡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趋向复合化,由传统的生活、生产、生态等三元孤立的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等多元复合空间。3）天兴乡的聚落演替为环境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确定了天兴乡空间形态的基本格局;其次,为治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移民建镇”等政策及相关防范灾害工程的实施,为天兴乡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城市化对天兴乡聚落演变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天兴乡人口被虹吸、资源向城市集聚,加速天兴乡衰落;另一方面促进天兴乡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聚落发展提供机遇。     

Fluvial diversity in relation to valley setting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lley setting （laterally-unconfined, partly-confined, or confined） and fluvial morphology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and Yellow Rivers is contrasted and analyzed.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is divided into 3 broad sections （I, II and III） based on valley setting and channel gradient, with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sections being characterized by confined （some reaches partly-confined） valleys while the middle sec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wide and shallow, laterally-unconfined valleys. Gorges are prominent in sections I and III, while braided channel patterns dominate section II. By contrast,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is divided into 5 broad sections （sections I-V） based on valley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nel gradient. Sections I, II and IV are alluvial reaches with mainly laterally-unconfined （some short reaches partly-confined） valleys. Sections III and V are mainly confined or partly-confined. Greater morphological diversity is evident in the source region of the Yellow River relative to the upper Yangtze River. This includes braided, anabranching, anastomosing, meandering and straight alluvial patterns, with gorges in confined reaches. The macro-relief （elevation, gradient, aspect, valley alignment and confinement） of the region, linked directly to tectonic movement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tied to climatic, hydrologic and biotic considerations, are primary controls upon the patterns of river diversity in the region.     

大型输水工程的生态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益评价——以塔里木河下游为例

基于塔里木河下游2000年、2010年、2016年3期的遥感资料,对区域内的土地类型进行分类,评估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等估算区域的社会经济评价分值。结果表明：① 自生态输水以来,塔里木河下游地区的未利用地面积变化不大,水域面积增加最显著,耕地和建筑用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和草地的面积有所减少。② 2000~2016年,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系统各项服务功能价值有所增加,其中以提供美学景观价值和气体调节的价值增加最大,增加率分别为318.35%,312.94%;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率约为69.57%。③ 影响塔里木河下游经济发展的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地理因素与农业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