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流动视阈下的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研究——中越边境苗族花山节案例

边界是分割不同政治实体的界线,但国家对于边界的管治往往是有弹性的,因而孕育了丰富的“流动”,成为经济融合、社会交流与文化对话的重要场域。跨境民族是受其影响的典型群体,他们在原本生活区域被分隔的情况下,从未间断过跨境流动。总体来看,跨境流动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及其形成机制是多元复杂的。本文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共同促成了花山节的文化传承,维系了跨境民族的亲缘关系。这样的跨界流动亦强化了边界所形成的发展轨迹差异的感知,从而增强了中国籍苗族边民的国家认同与国家自豪感。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社会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边界——研究综述与启示

边界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边界代表着一种空间秩序和空间关系,是解读边境地区社会与文化关系形成过程的一个关键维度。由于边界所界定的空间秩序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边境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边民的身份认同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学界对边界的社会功能与文化意义给予了持续关注。近年来,学者们逐渐从社会建构的视角重新诠释边界。边界不是地图上僵化的线,它所界定的空间关系与空间秩序,以及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意义亦非固定不变的,而是国家与草根群体通过一定的社会与空间实践不断再生产与再建构。国家通过边界的营造刻写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而普通社会群体对边界亦有着复杂的响应、调适与抵抗。在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和变化的大环境中,边界凸显了新的意义和功能,重新认识边界如何打破旧的空间秩序并划定新的秩序,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从边界的内涵、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和跨边界实践3个方面出发,阐释建构主义下的边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并挖掘边界研究对国内研究的借鉴与启示。     

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跨境生活空间形成——以中英街地区为例

以深港边境中英街地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探讨一国两制下的深港边境生活空间形成、居民自下而上的再边界化、以及居民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中英街地区的生活空间形成是在边界效应下,边境居民对边境两侧管理差异的不断适应、调试、乃至主动运用的空间构建过程。边境管理者、居民、游客和水客等多方力量在此过程中互动角力,而中英街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正是这一互动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边境居民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体现了一国两制下居民的生活空间战略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对边界及边境地区生活空间形成的作用。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于亚洲的边界和边境地区空间形成的理解,也对当下的边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旅游与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及身份认同建构

采用田野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旅游背景下竹地摩梭人“家”空间的多维生产与身份认同建构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竹地摩梭人的宗教信仰及其在不同时代的流转,规约着摩梭村民日常空间实践中的自然观、世界观和道德观,具有心物自洽和身心统一性;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具有系统性,体现在村外层、村寨层、家址层、祖母房和身体层不同尺度空间圈层中,其空间秩序和意义蕴含着丰富的自然生态意识和人地关系;② 以旅游为媒介的资本、权力和消费等结构性力量相互交织和渗透,对竹地摩梭人“家”空间带来了微观地理空间的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人地关系的重塑,且具有多维空间的交互辩证生产性;③ 随着竹地“家”空间的多维生产和微观地理重塑,出现了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前因式认同建构、以结构主义为特征的后果式认同建构,以及以“价值认同,情感不认同”和“价值不认同,情感认同”为特征的“中间型”认同建构。竹地摩梭人对“家”空间旅游化实践的身份认同建构,暗含和折射了村民对“家园”和“家国”的认同状况。④ 竹地“家”空间的旅游化,本质上是传统民族空间资本化的实践过程,归根结底是新时代“地方”对发展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未来需要调适“家”空间资本化和发展异化之间的矛盾。此外,竹地“家”微观地理空间的案例剖析,在理论上补充和延伸了学术界既有“家”的理论研究成果。     

广州沙面空间的生产与重构

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以广州沙面岛为案例地,分析了沙面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1）沙面的空间实践根植于空间的历史和物质基础,同时空间实践受到大环境下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影响,与表征空间相互作用;2）沙面的权力阶层规划下的空间表征不仅以沙面历史以及阶段性的物质空间为基础,还以权力阶层的自身利益和文化认同为出发点,设计出属于各自的独特的社会空间;3）沙面的表征空间多表现为认同和反抗,不仅体现沙面空间内民众的自身利益和文化认同,同时也受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     

流动性视角下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

流动性的增强使迁移活动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强度,“家”的流动日渐成为重要的流动形式,“家”的流动亦成为流动性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家庭式迁移的发展浪潮,流动家庭的空间实践和情感重构成为一个重要话题。在流动过程中,移民的流动性实践往往赋予了“家”不断转换和流动的意义和内涵。基于流动性理论视角,延循“家”的地理学脉络,选取两个典型的流动家庭案例,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分析对比其在流动过程中的空间实践及其对“家”的情感建构与重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时间性、空间性和地方性是研究“家的流动性”的重要变量和维度。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流动轨迹的多位移空间性和流动过程的多阶段时间性使得“家”的地方性处于一个动态关联的状态。“家”的情感归属、“家”的观念和意义通过“家”的流动和营造实践在解构中被延续与重建。     

国外对地缘视野下边境地区的研究进展及其启示

边境地区是国家重要的国土安全屏障和对外开放门户。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边境地区成为地理学、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边境研究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本文以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中边境研究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Citespace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国外1990-2015年边境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领域重点和研究趋势。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1990年以来刊文量最大的期刊包括《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等。国外边境研究的领域集中于政治地理、环境生态、商业经济、公共管治、人文艺术等方面。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土、国家权力始终是边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边境研究在汲取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人本主义地缘政治的精髓后,逐渐增强了对边境环境、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反思。在文献计量分析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边境的地理涵义和政治属性、经济商贸交流、边境一体化、边境冲突与安全、文化与社会建构、跨境合作制度等领域的研究趋势。最后提出,未来中国边境研究应增强边境地区的综合性发展战略研究,搭建适应于中国特色发展的跨境合作平台与机制,融入国际政治学、民族学、自然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     

居民跨界行为的边界研究：以珠澳边界意义重构为例

研究探讨了边界的物理形态及其空间意义,并讨论由跨界行为催生的地方感与地方意象及其对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以珠澳边界（拱北口岸）为案例地,本文主要采用追踪和访谈的研究方法,研究发现：跨越珠澳边界的行为（尤其是由珠海往澳门方向的跨界行为）以个人消费为主,主要包括购物、娱乐和餐饮等,而与之联结的消费地点也大同小异,但也存在不同时代和社会阶层因素对于跨界活动目的的影响,且流动性往往与特定的地方联结,使原有的固定行政边界及其所规定的空间管制逐渐被打破。出于满足生活的需求、社会互动的情感联系,抑或是出于追求地方价值的体验和情感表达,跨界主体成为塑造边界两边地理想象的重要因素,地理想象与现实生活空间的差异形成了想象的边界并间接地作用于珠澳边界空间意义的重构。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和边界景观①

随着社会的变化,相关研究的范式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对边界研究中概念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在边界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来的时空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本文力求对边界研究中的相关争论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促进对边界的过程化、去领域、分散性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和跨国流动时期保证政权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展现边界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仍具有自身内涵的学术地位。本文以边界景观的概念为核心组织元素,提倡在边界研究中采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互补的视角考虑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社会表现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in the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of suburban Guangzhou

Gated communities and enclave urbanism in China have recently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and policy makers.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space is now even on the agenda of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therefore sets out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exactly urban borders function and how they change over time. This is done by applying concepts of border theory to what may be called residential borderlands. The empirical study is conducted in two such borderlands between gated communities and suburban villages in southern Guangzhou. It is based on over 70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nd the observation of spatial behaviour at the respective borders. Both debordering and rebordering processes are found to occur with regards to three dimensions: cross-border mobility, cross-border social connectivity and symbolic border functions. The identified dynamic processes at the neighbourhood borders are embedded in the overall urban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of Guangzhou.     

边境旅游地乡村转型及可持续发展路径——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民族志研究

边境地区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功能区,旅游业在其乡村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基于民族志研究方法,分析近30年来云南打洛口岸地区的乡村重构过程,厘清旅游驱动下的边境乡村转型机制,进而识别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发现：① 旅游发展驱动下,商品农业兴起,引发以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为核心的乡村发展要素的重大变化——土地增值、资本积累、劳动力发展;② 传统自给农业随之衰落,形成以商品农业为主、旅游等非农产业为辅的产业结构,当地社区相应形成以商品农业生计为主、非农生计为辅的多元生计结构,经济收入大幅增长;③ 随着边民生计的变迁和生活的现代化,传统民族界限逐渐模糊,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国家吸纳边民为边境治理主体以应对区域内非传统安全问题;④ 在空间层面,耕地逐渐“非粮化”,生态空间缩减,集镇建设向口岸聚集;⑤ 随着“人-地-业”的结构性变化,打洛口岸地区朝多功能乡村发展转型,边境乡村的地缘安全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态功能凸显。最后,提出边境乡村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期为边境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提供参考。     

金门的边界身份认同初探

在两岸地缘战略格局中,金门被长期固化为两岸边界,不同势力、不同的政治考虑在不同时期介入金门,使得金门人的身份认同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本文基于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探讨了作为两岸边界的金门自下而上的边界认同及其对边界的再定义过程。研究指出,金门的边界认同变化是围绕两岸地缘关系及边界演变历史过程中,籍由金门本地居民对两岸关系变化的不断适应、乃至主动调试而逐渐形成。在时间维度上,金门经历了明末郑成功占据金厦反清复明时期、日寇占领时期、中国国民党退守台湾时期、两岸“三通”时期等多次地缘格局的变化过程。在空间维度上,金门由于其特殊的区位、复杂的行政隶属演变,存在岛屿、县、省和集体四个相互嵌套的认同尺度。在动荡的地缘格局变动过程中,金门本地居民的地方意识逐渐形成,从被动的边界适应到主动的边界效应利用,在一系列争取“金门解严”、“金门发展”的社会运动中再制度化和重构了金门的身份认同,并实现了从战斗岛向和平岛、经贸岛的转变。本文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的地缘战略分析视角,希望有助于深化对两岸边界与两岸统一进程的理解,并有助于推动当下中国的跨境区域研究。     

Under the state's gaze: Upland trading‐scapes o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

Within the politically‐defined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 the borderlands of southeast Yunnan, China and Lào Cai province, northern Vietnam,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being part of the GMS North‐South Economic Corridor. I argue that the creation of this subregion and corridor have been an opportunity for the governments in these locales to extend their territorialization and create new state spaces. For centuries, relatively isolated and ignored by lowland rulers, ethnic minority residents in these borderlands maintained their own culturally appropriate livelihoods, trade networks and societies. Nowadays, an increasing state presence in the uplands present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local populations on either side of the border, be they ethnic minorities, or Kinh (lowland Vietnamese) and Han Chinese. Contemporary border narratives gathered from local traders managing important upland commodities shed light on the means by which these borderland spaces are shaping both attractive prospects as well as restrictive constraints. Local residents fashion new trading‐scapes by drawing on kin ties, historical linkages, local indigenous knowledges and transnational societies that reach deep inside each country. As inhabitants carefully avoid or manipulate the state's gaze, I conclude that those living in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possess the agency to ‘do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hegemonic development approaches supported by GMS sponsors, and can create, maintain, support and refashion culturally appropriate trade livelihoods.